觀察中國整個的歷史，可能的線索甚多，每個線索都可貫串古今，一直牽引到目前抗戰建國中的中國。
『君子』一詞來源甚古，我們現可再用它為一個探討的起發點。
『君子』是封建制度下的名詞。
封建時代，人民有貴賤之分，貴者稱『士』，賤者稱『庶』，『君子』是士族階級普通的尊稱；有時兩詞連用，稱『士君子』。
士在當時處在政治社會領導的地位，行政與戰爭都是士的義務，也可說是士的權利。
並且一般講來，凡是君子都是文武兼顧的。
行政與戰爭並非兩種人的分工，而是一種人的合作。
殷周封建最盛時期當然如此，春秋時封建雖已衰敗，此種情形仍然維持。
六藝中，禮樂書數是文的教育，射禦是武的教育，到春秋時仍是所有君子必受的訓練。
由《左傳》《國語》中，可知當時的政治人物沒有一個不上陣的。
國君也往往親自出戰，晉惠公竟至因而被虜。
國君的侄兄弟也都習武。
晉悼公的幼弟楊幹最多不過十五歲就入伍；因為年紀太輕，以致擾亂行伍而被罰。
連天子之尊也親自出征，甚至在陣上受傷。
如周桓王親率諸侯伐鄭，當場中箭。
當兵絕非如後世所謂下賤事，而是社會上層階級的榮譽職務。
平民隻有少數得有入伍的機會，對於庶人的大多數，當兵是一個求之不得的無上權利。
在這種風氣之下，所有的人，尤其是君子，都鍛煉出一種剛毅不屈，慷慨悲壯，光明磊落的人格。
『士可殺而不可辱』，在當時並非寒酸文人的一句口頭禪，而是嚴重的事實。
原繁受鄭厲公的責備，立即自殺。
晉惠公責裡克，裡克亦自殺。
若自認有罪，雖君上寬不責，亦必自罰或自戮。
鬻拳強諫楚王，楚王不從；以兵諫，楚王懼而聽從。
，事成之後，糍拳自刖，以為威脅君上之罪罰。
接受了一種使命之後，若因任何原因不能復命，必自殺以明志。
晉靈公使力士鋤魔去刺趙盾，至趙盾府後，發現趙盾是國家的棟梁，不當刺死，但顧到國家的利益，就不免違背君命；從君命，又不免損害國家。
所以這位力士就在門前觸槐而死。
以上不過略舉；三顯例，類此的事甚多，乃是當時一般風氣的自然表現。
並且這些慷慨的君子，絕不是純粹粗暴的武力，他們不隻在行政上能有建樹，並且都能賦詩，都明禮儀，都善辭令，不隻為文武兼備的全才，一直到春秋末期，後世文人始祖的孔子，教弟子仍用六藝，孔子自己也是能禦能射的人，與後世的酸儒絕非同類的人物。
到戰國時，風氣一變。
經過春秋戰國之際的一度大亂之後，文化的面目整個改觀。
士族階級已被推翻，文武兼備的人格理想也隨著消滅。
社會再度穩定之後，人格的理想已分裂為二，-文武的對立由此開始。
文人稱遊說之士，武人稱遊俠之士。
前者像張儀以及所有的先秦諸子，，大半都是憑著三寸不爛之舌，用讀書所習的一些理論去遊說人君。
，運氣好，可謀得卿相的地位；運氣壞，可以招受奇辱。
張儀未得志時，曾遭楚相打過一頓，誣他為小偷。
但張儀絕不肯因此自殺，並且還向妻子誇口：只要舌頭未被割掉，終有出頭露面的一天。
反之，聶政、荊軻一類的人物就專習武技，誰出善價就為誰盡力，甚至賣命。
至於政治主張或禮儀文教，對這些人根本談不到。
所以此時活動於政治社會上的人物，一半流於文弱無恥，一半流於粗暴無狀。
兩者各有流弊，都是文化不健全的象征。
到漢代，遊俠之士被政府取締禁止。
後世這種人在社會上沒有公認的地位，但民間仍然崇拜他們，梁山泊好漢的《水滸傳》就是民間這種心理的產品。
漢以後所謂士君子或士大夫完全屬於戰國時代遊說之士的系統。
漢武帝尊崇儒術，文士由此取得固定不變的地位。
純文之士，無論如何誠懇，都不免流於文弱，寒酸與虛偽；心術不正的分子，更無論矣。
惟一春秋以上所遺留的武德痕跡，就是一種臨難不茍與臨危授命的精神。
但有這種精神的人太少，不能造出一個遍及社會的風氣。
因為隻受純文教育的人很難發揮一個剛毅的精神，除非此人有特別優越的天然秉賦。
可惜這種秉賦，在任何時代，也是不可多得的。
至於多數的士君子，有意無意中都變成偽君子。
他們都是手無縛雞之力的白面書生。
身體與人格雖非一件事，但一般的講來，物質的血氣不足的人，精神的血氣也不易發達，遇到危難，他們即或不畏縮失節，也隻能顧影自憐的悲痛嘆息，此外一籌莫展，至於平日生活的方式，細想起來，也很令人肉麻。
據《荀子》記載，戰國時代許多儒家的生活形態已是寒酸不堪。
後世日趨愈下。
漢代的董仲舒三年不涉足於自己宅後的花園，由此被人稱贊。
一代典型之士的韓愈，據他的自供，『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發蒼蒼，而齒牙動搖』。
這位少年老成者日常生活的拘謹迂腐，可想而知。
宋明理學興起，少數才士或有發揮。
多數士大夫不過又多了一個虛偽生活的護符而己，清初某理學先生，行步必然 又方又正，一天路上遇雨，忽然忘其所以，放步奔避。
數步之後，恍然悟到行動有失，又回到開始奔跑的地方，重新大搖大擺地再走一遍。
這個人，還算是 誠懇的。
另外，同時又有一位理學先生，也是同樣地避雨急走，被旁人看見指 摘之後，立刻掏腰包賄賂那人不要向外宣傳！這雖都是極端的例子，卻很足以表現一股士君子社會的虛偽風氣。
這一切的虛偽，雖可由種種方面解釋，但與武德完全脫離關系的訓練是要負最大的責任的。
純文之士，既無自衛的能力也難有悲壯的精神，不知不覺中隻知使用心計，因而自然生出一種虛偽與陰險的空氣。
我們不要以為這種情形現在已成過去，今日的知識階級，雖受的是西洋傳來的新式教育，但也隻限於西洋的文教，西洋的尚武精神並未學得。
此次抗戰—這種情形暴露無遺。
一般人民，雖因二千年來的募兵制度，一向是順民，但經過日本侵略的刺激之後，多數都能挺身抵抗，成為英勇的鬥士。
正式士兵的勇往直前，更是平民未曾腐化的明證。
至於知識階級，仍照舊是偽君子。
少數的例外當然是有的，但一般的知識分子，在後方略受威脅時，能不增加社會秩序的混亂，已是很難得了。
新君子也與舊君子同樣地沒有臨難不茍的氣魄。
後方的情形一旦略為和緩，大家就又從事雞蟲之爭；一個炸彈就又驚得都作鳥獸散。
這是如何可恥的行徑！但嚴格講來，這並不是個人的錯誤，而是根本訓練的不妥。
未來的中國非恢復春秋以上文武兼備的理想不可。
征兵的必要，已為大家所公認，現在隻有辦理方法的問題。
目前的情形，征兵偏重未受教育或隻受低級教育的人，而對知識較高的人幾乎一致免役。
這在今日受高深教育的人太少的情況之下，雖或勉強有情可原，但這絕非長久的辦法。
將來知識分子不隻不當免役，並且是絕對不可免役的。
民眾的力量無論如何偉大，社會文化的風氣卻大半是少數領導分子所造成的。
中國文化若要健全，征兵則當然勢在必行，但偽君子階級也必須消滅。
凡在社會占有地位的人，必須都是文武兼備，名副其實的真君子。
非等此點達到，傳統社會的虛偽污濁不能洗清。
《原載昆明《今日評論》第1卷第4期，1939年1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