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世紀到十六世紀左右，來自與中國隔海相望的日本的海盜集團，時常侵擾中國及朝鮮半島的沿海地區，主要從事劫掠商品、貿易走私活動。
在中國古籍中，『倭國』即指日本，故而，這些在海上為非作歹、橫行霸道的日本盜匪，被中國人民稱之為『倭寇』。
明朝建立之初，明太祖朱元璋在位及以後的一個時期，倭寇主要是由日本浪人、武士、中古式商人組成的海上強盜集團。
明太祖朱元璋《畫像》
當時，大明王朝內部和諧、國防穩固。
沿海地區，設立了衛所等海防軍事機構，防衛系統比較嚴密，倭寇的襲擾難以成功，一般不會有什麼收獲。
再者，明朝前期，政府對外采取了互助友好的通商政策，與日本政府的關系比較密切。
日本人除了依據大明王朝的法令、政策，定期與大明進行文化、貿易等方面的交流外，還不斷單方發起民間的、小規模的經貿活動，尤其是到中國沿海，與當地民眾做買賣。
這種情況下，與中國有著長期通商歷史的日本人，大都能夠通過正常的貿易方式，獲取他們一直非常喜愛的中國的瓷器、綢緞、絲棉等物品，達到貿易、消費的目的。
日本商人《劇照》
故而，此時的倭寇的強盜行徑還不算猖獗。
他們雖然有時也來搶掠，但隻是在海邊上突然襲擊一下，不管成與不成，立即便走。
這種襲擾，規模比較小，對中國沿海地區民眾的生產、生活影響不是很大。
自明英宗朱祁鎮上任，特別是他於1457年復辟以後，朝廷對倭寇的防范松弛了。
沿海的衛所變得有名無實，駐軍敷衍了事。
而且，有些衛所為了謀取私利，暗中『交通倭寇』。
這時，日本的經濟形勢，隨著町人階級《相當於那時的、中國的自由商人階層》的形成，發生了顯著變化，他們與中國通商的要求更為迫切。
倭寇也隨之變成了由日本浪人、武士、中古式商人以及町人階級組成的侵略性質明顯的『海盜集團』。
同樣覬覦中國物產的日本的藩閥《封建諸侯》，表面上看起來，對倭寇不管不問，實際上予以支持，給他們做後臺。
日本藩閥《畫作》
為了防范、壓制倭寇的侵襲，明王朝沒有積極整頓海防，而是緊縮貿易政策。
大明政府規定，日本『十年一貢』，且每次隻能來二百人。
這一來往規模，是遠遠不能滿足日益發展的日本的經貿要求的。
按照當時的、明朝經濟發展與市民階級不斷成長的客觀形勢，以及海外對中國物產大量需求的事實，明政府應該采取積極的政策，進一步發展對外貿易，以強國富民。
可是，明王朝反其道而行之，采取了保守政策。
當倭寇不斷擴大對中國沿海的劫掠范圍時，大明政府下令，把沿海海口全部封鎖起來，隻留下廣東一個口岸。
繁華的廣州口岸《畫作》
同時，大明王朝加大了對國內市民階級在對外貿易方面的壓榨和限制力度。
這樣，朝廷便與市民階級發生了嚴重的矛盾沖突，迫使國內從事對外貿易的商人實行武裝走私。
這些武裝走私者，一旦在海上遭遇明朝軍隊，他們便進行武力反抗。
如此一來，明政府不但要抗擊倭寇，還得打擊本國的武裝走私者。
無形之中，明朝的一些商人變成了另一種『寇』。
於是，明朝的抗擊倭寇的鬥爭，出現了一種奇怪的現狀：『寇與商同是人，市通則寇轉為商，市禁商則轉為寇。
……禁愈嚴而寇愈盛』
武裝走私者《劇照》
另外，依靠海外貿易存活的沿海的流氓分子《從城市、農村被排擠出來，沒有固定職業，到處流浪的一類人》，以及那些貪財圖利的官員、商人等，成了倭寇的掩護者，與倭寇暗中進行貿易交往。
更讓明王朝頭疼的是，流氓分子與商人合流，產生了沿海島嶼上依靠走私過活的『海賊』，如陳東、汪直、毛海峰、徐海、麻葉等。
他們與倭寇聯合起來，共同對付明政府。
為此，當時有人這樣揭示倭寇的組成：『真倭不過十之三』，十之七是『海賊』。
『海賊』與倭寇聯合起來之後，倭寇的囂張氣焰陡然增長，頻頻肆無忌憚地掠奪中國沿海地區民眾的財物。
因為，這些『海賊』都是中國人，他們對中國沿海的風俗民情、山川地理非常熟悉。
倭寇借助了他們的力量後，一度在中國沿海為所欲為，進出自如，導致戚繼光等將領經年累月地征戰在沿海地區，耗費了大明王朝大量的人力、物力。
戚繼光抗倭《畫作》
上述即是，明王朝在抗擊倭寇的鬥爭中，由前期的波瀾不驚，演變為後期的嚴峻、復雜，且一時間無法迅速處置的主要情況。
主要參考文獻：《明史》、《中國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