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關公 行鴻運拜關公 結善緣
清朝覆滅，民國新生，天地翻覆，滄海桑田，國家祀典演繹出另一番場景。
在政治權威穩定時固然是神權屈服於政權，但是文化與政治並非不可切割，往往會出現政權變換而神權依舊維持的歷史現象。
清王朝滅亡之後，關羽崇拜在民國時期照舊維持著傳統的慣性延續，民國時期北京政府因為特殊政治需要深切眷戀著清代的關羽祭祀傳統。
近代國家層面對關羽的祭祀隨清朝滅亡僅僅暫時中止了兩年，到行伍出身而重視軍事權威的袁世凱當國時期，北京政府根據特殊的政治、軍事和思想需求幹脆將關羽和嶽飛一同列入了國家祀典，並且開創了『關嶽合祀』新的國家祭祀傳統。
關嶽祭祀傳統的新舊交替，是清末民初復雜的社會文化背景決定的。
關羽和嶽飛作為兩種相似的文化符號，經過明清統治者的演繹，本來就已具有了豐富的象征意義。
晚清時期，隨著關羽神話的急劇膨脹，關羽更逐漸成為覆蓋整個社會的特殊文化符號，並且具有強大的社會統攝力量。
關羽祭祀因而成為當權者有效的社會控制工具。
嶽飛，是明清時期民間所謂『精忠報國』的典范，是漢族『忠臣良將』的楷模。
滿蒙貴族對漢民族專制的清朝皇家將嶽飛從祀於歷代帝王廟，本來是想借以換取廣大漢族對其政治統治寬容度的思想認可。
盡管歷史積淀的嶽飛這個神聖符號的政治文化內涵不足以同關羽抗衡，但因晚清時期曾國藩、曾國荃、胡林翼、左宗棠和李鴻章等漢族精英統兵剿平太平天國運動和捻軍起義之後朝野上下『漢族意識』的逐漸發育，也為嶽飛這個曾幾何時僅為漢族民眾崇拜而素為滿蒙等北方少數民族回避甚至詆毀的文化符號之象征意義的凸顯提供了歷史契機。
特別是在孫中山『三民主義』旗幟下『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口號的刺激下，宋代嶽飛曾經抵禦的金人之後裔『滿清』在全國壓抑漢人長達268年的政治統治終於徹底垮臺了，這更為嶽飛這個忠義符號神聖性弘揚提供了千載難逢的平反昭雪機遇。
因此，嶽飛的形象便在民國初年放射出耀眼的歷史光芒。
可以說，民國初年將崇拜嶽飛抬升到同關羽合祀的神聖程度，那是理有固然而勢所必至的。
民國時期北京政府年間，關羽和嶽飛都成了『忠義』與『尚武』精神的典型歷史代表和文武雙全的楷模。
正如陸海軍部上袁世凱的呈文所雲：『關壯繆翊贊昭烈，嶽武穆獨炳精忠。
英風亮節，同炳寰區，實足代表吾民族英武壯烈之精神』
辛亥革命的結果是清帝遜位和民國新生，盡管兩千多年的君主專制變為民主共和這種滄海桑田之巨變是相對平緩的，並未像歷史上諸多改朝換代那樣引發全國性血流成河的慘烈景象，但近代以來社會新陳代謝之急驟仍然令人目不暇接，而要想讓這種根本性社會體制轉型全方位的盡善盡美也幾乎不可能。
民國建立之初，社會價值觀念的演進便遠遠滯後於政治體制的變革。
由於資產階級革命黨人還沒有來得及構建新的社會價值心態體系，因而傳統觀念結構的中國社會隨之出現了道德失范和價值取向混亂的情形。
這種情形迅速轉化為滋生強權政治的社會土壤。
有識之士批判說：『處今日強權時代，無所謂輿論也，無所謂公理也，無所謂道德也，一勢力而已矣。
故勢力一強，可以轉移輿論，可以顛倒公理，可以緣飾道德。
……輿論如此，公理如此，道德如此，雖欲不助成專制之毒，烏可得乎？
嗚呼，國民擲無數之頭顱，破無數之財產，方始購得‘共和’二字，究竟共和之幸福，共和之權利，能普享與否，尚未可知，而已為勢力家所利用，即贊成與反對者，亦一勢力為旋轉。
吾誠不知‘共和’二字作何解釋』[8]顯然，在新的社會價值心態體系缺位的情況下，背離『民主』、『共和』理念的強權萌生漸長成為民初社會轉型中難以消解的內憂，袁世凱也因軍政大權在握而逐漸走向專制，強權與民聲鬥爭日趨白熱化。
1914年9月，日本派兵入侵中國的龍口和萊州等地，並占領膠濟鐵路沿線和青島，也使民初社會籠罩在外患的陰影中。
在內憂外患的雙重刺激下，袁世凱政治軍事集團在價值觀念上迅速向關羽和嶽飛等傳統的忠義英烈人物靠近，試圖以此獲得安慰、寄托和信心。
這意味著，傳統的道德價值觀念仍然具有整合社會力量的功能。
袁世凱當國的北京政府，主要依靠國家名義下的私人軍隊和一大幫來自前清的舊官僚以及立憲黨人。
這種依靠私人軍隊和封建士紳的政權被後人稱之為『軍紳政權』。
軍紳政權的典型特征是武人幹政，推行『武治主義』。
因此，北京政府對『右忠』與『尚武』表現出特別的垂青偏好。
袁世凱甚至認為：『誠以忠武者，國基所以立，民氣所以強。
當此民國肇興，要在尚武』在此前提下，關羽和嶽飛的神聖化，就意味著『武治主義』的神聖化。
它可以從文化層面上論證北京政權的存在狀態和運作機制的合理性。
可以說，『右忠』與『尚武』是袁記北京政府祭祀關羽和嶽飛的政治因子。
在上述諸種因緣下，祭祀關羽和嶽飛儀典問題很快提上了北京政府的議事日程。
1914年，陸海軍部呈請北京政府提倡武力，崇敬為國盡忠，建立『武廟』，合祀關嶽。
是年11月20日，袁世凱發佈將關羽和嶽飛合祀的告令，令雲：
據陸海軍部呈稱時方多難，宜右武以崇忠。
古者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者，皆在祀典。
近則歐西各國范金鑄像，日本亦有靖國神社之名，表彰先烈，中外所同。
現武成之奠尚在闕如。
崇德報功必符名實。
關壯繆翊贊昭烈，嶽武穆獨炳精忠。
英風亮節，同炳寰區，實足代表吾民族英武壯烈之精神，謹擬以關嶽合祀，作為武廟等情，查關嶽兩祠近代久崇禋祀，中國人民景仰盛徽，肸蠁之報，幾遍裡閭。
誠以忠武者，國基所以立，民氣所以強。
當此民國肇興，要在尚武。
經傳本有祃祭，唐宋亦祀武成，允宜特薦馨香，列諸典禮，為師幹之圭表，示民族之楷模。
著禮制館妥議關嶽合祀典禮，並稽考唐宋武成廟祀遺規，將歷代武功彪炳之名臣、名將及民國開國忠烈將士酌予從祀，庶振袍澤之氣，用臻強盛之庥。
凡中國人民皆當知崇厥武祀，實以壯軍志而固國維。
既殊叔季豐昵之非，更異釋老迷信之指，其咸懷明德，作我幹城。
本大總統深望也。
告令表明，北京政府將關羽、嶽飛視為軍隊的圭表和民族的楷模，準備將二人合祀，並以歷代武功顯赫的名臣、名將和民國開國忠烈從祀，最終達到『壯軍志而固國維』、扭轉『多難』時局的根本政治目的。
應當注意，告令中主張的關嶽合祀與晚清時期的關羽和嶽飛祭祀在受祭者的政治文化內涵上大為不同。
清廷所祀的關羽是神靈化的關羽，所祀的嶽飛是忠臣良將的嶽飛。
北京政府合祀的關嶽，是純粹的民族忠烈，是弘揚『民族英武壯烈之精神』。
在民國北京政府的重新塑造下，關羽抖掉了此前清朝皇家賦予的神靈光芒，重新回歸到了忠義神勇的英烈本色；嶽飛也由此前清朝皇家擺佈的歷代帝王廟從祀之臣，一舉上升到和關羽同等顯要的地位而成為代表『民族英武壯烈精神』的代表。
因此，民國時期袁記北京政府的關嶽合祀，在形式上繼承了關羽和嶽飛祭祀的傳統，在政治文化內蘊上又賦予了抵禦外國侵擾和鎮定『滿清』復辟的特定時代性色彩。
另需說明的是，讓民國開國先烈從祀關嶽，難免顯得新舊雜糅，歷史上的民族忠烈與現實的民主共和革命忠烈不分，也頗有在祭祀這種政治文化儀典上不倫不類之嫌。
對民主共和革命忠烈應當有專門的忠烈祠進行奉祀。
後來政事堂禮制館注意到了這個問題，在制定《關嶽合祀典禮》和《忠烈祠祭禮》時對此作了妥善處理。
來源：《山東師范大學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