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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接上回《《再談中國各時期的劃分》》，在對華夏歷史上第一個帝制周期的劃分進行講解後，本文將主要講解華夏歷史第二周期的內容。
正如前文《再談中國各時期的劃分》所述，秦制的第一個周期是解決了皇權的誕生與確立，留下了皇權社會意識形態的問題《problem》，具體點就是統一社會的道德標準、人生意義該如何建立的問題。
並以此問題引出了第二個大問題：由忠孝帶來的世家大族的問題。
那麼第二個周期的開始，就是圍繞著解決這個問題而展開的。
對於大一統社會的思想統一與管理事務，人類歷史給出的答案是通過信仰來解決。
結合當時的語境，這信仰主要是指宗教信仰。
所以隨著華夏進入大一統的社會進程，一個能匹配的宗教信仰也就呼之欲出了。
歷史與商品一樣，只要有人提出需求，就有人提供滿足該需求的方案。
在公元291年，華夏『八王之亂』爆發，社會徹底進入了一個『尋求』能依托皇權社會的主流宗教。
在此之前，人們嘗試過道教，但實踐的結果證明它和之前的儒教一樣，對於大一統的社會來說，並不令人滿意。
而此時，源於印度地區的原始佛教也開始『響應號召』，進入華夏社會，登入中華的歷史舞臺了。
為解決社會倫理、道德困境，同時也是解決皇權社會的思想治理困境，華夏區域內各個政權開始啟用佛教為官方宗教敘事，逐漸摒棄原先的經法家改造的『儒教』與『道教』。
就這樣，中華本土宗教就逐漸式微，成了非主流宗教敘事，而佛學則逐漸成了『顯學』。
這一點在南北朝時期，南朝梁朝的梁武帝蕭衍《公元464年－549年》的年代表現得最為明顯。
他不僅將原始佛教列為國教，還『身先士卒』率先帶頭皈依佛教，甚至因此還搞了好幾次『退位入佛』的事件。
如果不將這些事當作歷史孤例，而是將其置於整個華夏歷史周期的第二周期之巨變探索期，那麼一目了然地我們就能清晰地看到，這位梁武帝蕭衍為什麼這麼做，和其真正的用意是什麼了。
蕭衍他隻不過是在做立佛為國家信仰的努力，做法家意識形態領域改革的嘗試罷了。
歷史並不是孤立的，在許多地方它是相通的。
與歐亞大陸東方的華夏開始采用佛教治國的同時，遠在歐亞大陸西方的羅馬帝國也開始啟用基督教作為國教，以此用來治國、規范道德標準。
這個現象的出現不是隨機的，這個現象的同步出現也不是偶然的。
這些現象都是由大一統社會的政治需求驅動的。
隻不過在『教高於王，還是王高於教』的歷史選擇上，東、西雙方的選擇出現了歷史分杈。
雖然像梁武帝蕭衍之類的尊佛皇帝孜孜努力地立原始佛教為國教，但是由於原始佛教過於脫世的教義和教徙不負社會責任的修行之法，造成其與華夏社會積極入世、側重在世的社會形態始終格格不入。
所以，法家啟用原始佛教的這第一次信仰改革並不成功。
使用此法的南朝也並未解決好自王莾新政失敗以來的社會思想統領問題《matter》。
也正因於此，南朝的國力從來沒有強到能再次統一華夏的水平，華夏世界也並沒有因此重回文明上升期。
這個摸索局面隨著北方宇文泰的出現而開始有了轉機。
作為當時西魏能臣的宇文泰開始模仿秦漢，重新建立集權的中央與重新樹立法家思想，改革國內政治、軍事、經濟制度。
他開啟了從法家的重新出發，統一全國的歷史進程。
就像當年商鞅給出『時代答案』一樣，宇文泰給出了：重新出發，把當下所有的內容《主要是佛教》再次通過法家整合在一起，形成一個具有或者說補齊信仰板塊的新法家。
就在此進程中，宇文泰之子宇文邕在一邊用耕戰統一華夏的同時，一邊還開始『滅佛』運動，開始為今後的一統江山奠定思想基礎，即社會是由政治來領導而非宗教來領導的治理結構。
皇權高於教權的中華歷史格局開始形成。
正因為代表政治的皇權高於代表《宗教》信仰的教權，所以同步地，法家也啟動了對原始佛教的改造。
經由法家改造，在形式與內容上既符合華夏入世傳統，又能提供社會統一思想的禪宗，開始出現在歷史舞臺之上嶄露頭角。
因此，我將此階段劃為第二周期巨變期的結束。
華夏歷史轉而進入了新一輪的上升期。
這個上升期一邊是秦漢一統天下的故事再次上演，相應地也是禪宗逐步成熟、逐步成為華夏主流信仰的過程。
這整個過程與第一周期秦制代替周制很像。
在經歷了宇文泰之後的北周、隋、唐三代共92年之後，到了武則天的出現《公元649年，即唐太宗死後》，華夏第二周期的上升期轉入了高峰期。
其代表是一方面打擊世家的科舉制度在此之後逐步完善；另一方面中國禪宗之集大成者——六祖慧能的出現。
禪宗慧能的出現標志著中國禪宗理論成熟和體系建設完成。
換言之，這也是法家對原始佛教改造之完成，變革之成功。
武則天主政之後，她也就順理成章地立佛教中的禪宗為中華國教。
不過，其實際地位與理論地位，皆低於且依附於法家的皇權意識形態之下。
中國法家也終於在經歷了幾百年之後，找到了一件稱心的思想武器。
好比孫悟空在東海龍宮找到了如意金箍棒。
所以隨著禪宗的成熟，法家的皇帝治理體系完成了2.0版本的升級，解決了之前1.0版本的思想bug《bug意為設計缺陷》。
華夏也就此進入了第二個文明高峰——盛唐時代。
和此前的文明高峰一樣，在解決社會統治思想與世家大族這兩個上一高峰的頑疾之後，之前的次要矛盾——地方軍事自治《由宇文泰建立的府兵制產生》——逐漸成為社會主要矛盾。
而唐朝並沒有處理好這一歷史矛盾。
典型的『證據』就是唐玄宗沒有及時和妥善處理好安祿山們的軍事自治隱患。
安史之亂的結束意味著這一矛盾的無解，因為它以賦予別的節度使更多的權力，來結束這個由節度使做大而產生的動亂。
華夏文明也隨之進入了第二周期的衰退期。
從安史之亂結束一直到唐末黃巢起義爆發，經歷115年後，這段衰退期才結束。
為什麼我以黃巢起義爆發作為衰退的結束和巨變的新開始？
這個原因與之前一樣，黃巢起義爆發標志著人們又開始拋棄之前的社會信仰，轉而謀求新的社會治理架構。
注意，這裡的『拋棄信仰』不是指拋棄宗教信仰《religion》，唐之後的華夏歷史並沒有拋棄非常『好用』、適用的禪宗，而是指拋棄對社會制度的信仰《faith》。
隨即，華夏也就進入了第三個大的歷史周期之中。
具體內容留到下篇再展開，這裡就先告一段落。
需要解釋的一點是，本文側重於第二周期的意識形態建設講述，由於篇幅與主次原因，並沒有提到第一篇《我對中國各時期的劃分》原文中對該周期內，針對世家大族的打擊與抑制。
其實這個過程與立佛為本和改造佛教這先後兩個過程是同步的，重合的。
兩者關系其實是表裡關系。
從思想上來看，這是立佛與改佛；從社會治理架構來看，這是世家的打壓與抑制。
因此，我沒在此進行重點講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