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亞細亞歷史， 與北方遊牧世界關系特別密切， 粟特以南的定居社會， 又容易與北亞細亞遊牧勢力結合。
這層關系， 對於明了中國—中亞細亞歷史時， 有其解明的必要。
中亞，名副其實的人種櫥窗
問題在於中亞細亞與北亞細亞同屬歐亞大陸內陸幹燥地帶的地理性格。
但是， 雙方本質相同的幹燥地理， 卻也存在相互間自然與人文的分歧， 北亞細亞草原生活資源是遊牧， 中亞細亞， 從新疆通過帕米爾， 而至被錫爾、阿姆兩河分隔的Ｋｙｚｙｌｋｕｍ 沙漠與Ｋａｒａｋｕｍ 沙漠橫亙地區， 則已是沃洲幹燥農業社會地帶。
這種彼此間的統一性與分歧性， 便說明了雙方歷史關系， 中亞細亞歷史，一切解釋也都須出發於此。
沃洲的存在， 固然非僅沙漠， 也同及於草原， 所以草原上某些地方仍可以發展農業， 但草原沃洲必須與被包圍於沙漠的沃洲區別。
草原沃洲雖然可以從事農業， 卻不可能與草原切離， 也容易被遊牧經濟所破壞， 所以， 草原沃洲的性格， 通常被大草原強烈特征所掩蓋而不容易獨立顯出。
與草原中不明顯的沃洲相反， 沃洲被包圍於沙漠， 才是地理性格明顯， 而又鑄定從事農耕的沃洲， 並且技術條件一定發展為精耕農業， 居民也經營高度的定居城市生活， 所以， 沙漠沃洲才能充分代表沃洲， 一般說明沃洲， 指的也是沙漠沃洲。
沃洲環境乃是陸地上最復雜的地理環境， 群山、河流、耕地、沙漠等各種形態相配合與混淆， 強烈的多元性， 使沃洲能得獨立形成一個地理單元。
在這個單元區域中， 一片片足以耕種的土地， 都被沙漠所環繞或切斷， 隔離其他農耕部分。
惟其如此， 沃洲特征， 便是分散、孤立而不相連貫， 如同沙漠中的一個個島嶼。
盡管在精耕意義上與濕潤季節風地帶相同， 但其幹燥農業性格， 以及這種分散性， 又與平野連亙的大農田農業， 迥然有異。
沙漠中的沃土綠洲
沃洲很早便適合於人類生活， 這個環境的原始農業成立， 一般也反較大平原為早。
其原因， 當工具未發達時代， 濕潤地帶的平原上開墾耕地， 必須先行砍除巨大樹木， 清理遍佈地面的深廣森林， 這類工作並非容易， 而且， 平原又處處存在外敵與野獸的威脅。
沃洲方面便不同， 既便利於從事原始農耕， 安全性又較大， 所以， 沃洲農耕起源為非常之古， 雖然分散性也特為強烈。
沃洲的分散性反映到政治， 便是國家組織往往形成聯邦制度， 如同遊牧民族所采取的方式； 遊牧社會的匈奴四大國與六角， 嚈噠或滑國的『八滑』 以及西突厥本部的十姓部落等， 固為有名， 關於沃洲， 則大月氏的五翕侯、康居五小王、粟特時代以康國為中心的九姓或六姓昭武之國等， 同樣都是。
沃洲這種與遊牧世界性質相似的政治組合， 便吸引容易接受來自草原的遊牧勢力， 也說明為什麼中亞細亞歷史常與北亞細亞結合， 此其一。
其二， 迅速移動與強烈的團結性是大草原上遊牧民族共通特質， 反之，定居的沃洲人民， 其分散的地理條件便剝奪了他們團結力量， 所以， 又往往鑄定北亞細亞支配式的與中亞細亞結合公式。
亞歷山大大帝與漢武帝代表西方與東方間接相遇於中亞大宛
在歷史上， 中亞細亞沃洲國家屈服於草原優勢武力， 而參加為征服性與強制性混合大聯盟的一員， 例如匈奴時代、大月氏時代、嚈噠時代、西突厥時代等， 都很現成， 康居之與花剌子模也是。
北亞細亞勢力圈， 甚且可以到達西亞細亞， 最早的匈奴便是， 《史記》大宛列傳曾有如下一段早期漢朝使者旅行中亞細亞時的感慨： 『自烏孫以西至安息，以近匈奴， ……匈奴使持單於一信， 則國國傳送食， 不敢留苦。
及至漢使， 非出幣帛不得食， 不市畜不得騎用』 正表示了遊牧支配者與被支配沃洲國家間的相互關系。
其三， 草原—沃洲間共通的內陸幹燥地理性格， 原便使雙方的存在不易截然分劃， 而且草原經濟與遊牧社會， 最早便自沃洲發源， 簡言之， 草原可謂自始便與沃洲有關。
待到草原經濟與遊牧民族自沃洲社會分化了的時代， 仍然與沃洲定著社會保持密切關系， 而非兩個對立的關系， 因為， 遊牧經濟雖然可以自給， 但全部的自給卻不可能， 其金屬品、木器等， 很多都須向定著民族求取， 而使雙方呈現了共存狀態。
所以， 幹燥地帶歷史所表現的事實， 除了特殊場合下草原—沃洲間也會出現敵對狀態， 一般場合中， 大部分時間相互保持密切聯系。
聯系方式， 政治關系外便是經濟， 草原遊牧民族向沃洲居民供給肉、乳制品、毛皮等， 而沃洲農民給與遊牧民族農產物與手工業品。
然而， 這種共存需要雙方又不平衡， 換言之， 草原較沃洲的依存度為大， 與沃洲人民交易乃是遊牧經濟重要支柱， 這便是鑄定沃洲所以往往與草原結合， 而結合方式， 卻又往往呈現為接受草原支配形態的又一原因。
中亞自然而然成為亞歐大陸商業樞紐
其四， 草原與沃洲間支配式聯系關系的造成， 地理性格、經濟要求， 與強制性政治因素之外， 相互間還存在另一項足以結合的共通性社會因素， 便是彼此都系商業性民族。
大草原上遊牧民族， 自古塗有濃厚的商業色彩， 中亞細亞向被稱『亞洲心臟』， 歐亞大陸四面八方的國際間交通線都以此為樞紐， 從錫爾河沿咸海、裡海北岸西行， 可往黑海沿岸與東歐； 渡阿姆河西南行， 經阿富汗斯坦與裡海南岸的伊朗高原， 可往地中海與非洲； 自阿姆河上遊南下， 越過興都庫什山的山道時， 又可經印度河源作印度之行； 東方穿越帕米爾高原， 則已連接中國的塔裡木盆地； 向東北方更為容易， 通過伊犁與準噶爾盆地後， 便可出阿爾泰山直達蒙古高原。
所以東、西各方面人旅行或貿易， 都須經過中亞細亞， 而中亞細亞這種交通地位， 以及因此所形成當地人民活潑的商業活動，對大草原上遊牧民族商業發展自為一大鼓勵。
英國麥金德提出世界島理論，中亞至關重要
所以， 凡歷史上北亞細亞有強大遊牧民族興起， 中亞細亞沃洲國家與其人民， 無可避免會落於其控制之下。
事實上， 這種從屬關系的結合對雙方都有利， 一方面， 遊牧支配者固因此獲得廣泛新經濟面的附加， 另一方面， 被支配諸沃洲附庸國也得因此愈擴展其商業活動， 換言之， 沃洲國家托庇於草原勢力， 可以利用領導者強力軍事與政治優勢，以保障其貿易安全與擴大國際市場。
六世紀後半以後強力大遊牧帝國西突厥支配中亞細亞時， 在東羅馬史家筆下， 中亞細亞《粟特本據》 商人如何在遊牧突厥人武力保護下橫度沙漠， 展開連接東、西方的盛大貿易動態， 便有詳細記載。
古代中亞細亞商業盛況， 以及這個地區人民的富於商業天才， 中國早在紀元前一世紀初完成的著作《史記》中， 便已指出： 『自大宛以西至安息， 國雖頗異言， 然大同俗， 相知言。
其人皆深眼， 多須髯， 善市賈， 爭分銖』 《大宛列傳》 中亞細亞人這種商業性格， 又以粟特與其中心都市康國《撒馬爾罕》為顯著， 粟特—康國—撒馬爾罕， 自古以放射線式內陸貿易中心與商業基地放其光彩， 四五世紀五胡十六國與南北朝時代的中國史料中， 便可明顯見出粟特或康國商人如何活躍於中國。
《魏書》西域傳對康國人形容為『人皆深目高鼻， 多髯， 善商賈， 諸夷交易多湊其國』， 以後《新唐書》西域傳尤其有如下一段頗具趣味性的康國人描寫： 『生兒以石蜜啖之， 置膠於掌， 欲長而甘言，持珤若黏雲。
習旁行書， 善商賈， 好利， 丈夫年二十， 去傍國， 利所在無不至』， 活現一幅國際商人經商訓練的寫真。
安祿山就是最有名的粟特人
惟其粟特人商業勢力之盛與其商人足跡遍天下， 所使用語文乃發展為當時國際語文， 而成為一大歷史特色。
古代吐火羅語雖未如粟特語文似今日英語的國際間通用化， 流行范圍也頗廣泛， 當時西域北道屬此系統， 七世紀玄奘旅行觀感， 便稱睹貨羅《吐火羅》 文字『逾廣窣利《粟特》』 《 《大唐西域記》》。
從說明中亞細亞人善於交易的中國資料中， 可同時發覺這些中亞細亞人『人皆深目、高鼻、多髯』 的容貌特征， 而且這些特征自紀元前二世紀迄於紀元六世紀未變。
對於古代中亞細亞民族系統問題， 這當是重要的說明， 可了解中國隋唐以前， 中亞細亞為屬於說印歐語的白膚色雅利安人種天地。
這些廣泛分佈於中國西方的白色人種， 漢族當初給與他們的稱謂， 是個概括的名詞『塞人』 或『塞種』。
漢族所指『塞人』， 最早原限於西方系遊牧民族， 而西方系遊牧民族最鄰近中國的， 是『薩迦』， 『塞』 這個譯名的依據， 因此可能便是『薩迦』 音譯。
古代希臘、羅馬著作與古代波斯碑文， 對於中亞細亞的定居農耕人民， 大體都稱之為巴特利亞人或粟特人， 遊牧民族即『薩迦』。
中國人同樣接受了這個名詞，以後因在中亞細亞所見都是白人， 才無論其為遊牧抑農業， 劃一泛稱『塞種』。
歷史註定中國割不斷的中亞情結
北亞細亞遊牧民族向中亞細亞移動， 非自隋唐時代突厥人始， 但黃色人種與白色人種的完成轉移， 卻必須待到突厥人遷移浪潮湧抵。
突厥人以前的古代遊牧民族在中亞細亞建立征服王朝， 都因系某一民族集團的單獨行動， 而在文化、血統上倒反成為被征服者。
遊牧民族即使在大草原時代也會因移動與通婚而早期—後期間民族成分不一致， 到達中亞細亞經過人種漂染， 差異更大， 原有的體型、言語、生活習慣都會發生變化， 這種變化與同化， 今日都給予學術界研究上的困惑， 無數論爭也由此而起。
同樣的情況， 即使突厥人整族性大遷移， 授予歷史、民族學界的， 仍隻是人種轉換完成與西洋人所謂東、西土耳其《突厥》 斯坦成立的概括印象， 新的突厥系黃色人種天地間， 迄今仍因同族間歷史活動與接觸周圍原住民族的不同， 而彼此出現血統分歧， 小亞細亞土耳其人與白種人通婚， 體格上已顯得近似歐洲型； 中亞細亞哈薩克人， 卻又與蒙古人為接近。
所以， 古代歷史中的人種區別， 大體趨向可以認識， 肯定的澄清則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