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馬勇
又到九一八，那個悲慘的晚上，柳條湖一聲巨響，中國歷史翻了新頁，十四年中日戰爭由此開始。
十四年中日戰爭是二十世紀中國歷史上一個最偉大的事件。
從中國歷史說，這場戰爭規模、犧牲，均為歷史之最；即便從人類歷史而言，單純的國對國的戰爭，其規模、犧牲，超過這場中日戰爭的，也不是很多。
中國人為次付出巨大代價。
這場戰爭也給中國歷史帶來巨大轉變，戰爭前後的中國，具有完全不同的情形，有些變化遠遠超出所有人的預料。
▌中國古代並不是民族國家
中國自古以來是一個不斷擴大其內涵的族群，是一個包容無限的文明體，周邊族群因為政治、經濟、軍事，特別是文明差異在歷史進程中不斷接受主流文明熏染，中國文明的邊疆在周邊族群相繼加盟中不斷擴大著自己的邊長。
所謂『中國』，自遠古時代黃河中下遊一隅發展到今天的四至，表明中國文明具有不可思議的包容力。
中國文明一方面以主流文明深刻影響周邊文明的進程，另一方面大度接納周邊文明的進入。
從歷史的觀點看，今天的中國文明，早已沒有什麼純粹，不要說早期的東夷、南蠻、西戎、北狄成為中國文明的一個組成部分，即便後來與中國文明對接的所謂『胡人』，他們不僅接納了中國文明的有益成分，而且以自己的文明深刻影響了中國文明的發展。
今天所有帶有『胡』字的詞組，諸如胡蘿卜、胡椒、胡桃、胡琴、胡床等，都是胡人奉獻給中國文明的成就。
商朝時期的中國
在近代之前，中國還不是一個現代民族國家，中國文明對周邊的擴展，主要依靠主流文明對周邊文明的落差，以主流文明吸納周邊文明，這就是孔子所說的『以夏化夷』。
當然，在中國數千年歷史上，並不都是『以夏化夷』，並不都是中心主流文明同化非主流的周邊文明。
有時候，甚至很多時候，情況剛好相反，是周邊文明深刻影響了中心主流文明，而中心主流文明坦然接納了這些非主流的非中心文明，方才使中國文明的內涵不斷豐富，歷史方才有可能綿延久長。
一個不能接納異樣文明的文明肯定不是一個偉大的文明。
偉大文明之所以偉大，主要在於具有很不一樣的包容心胸。
從這個意義上反觀抗戰前的中國，中國文明在過去一段時間確實走上了另一條道路，文明的邊長不是在不斷擴大，不斷延伸，而是在近代民族主義思潮、運動沖擊下，文明的邊長不斷萎縮。
文明的中心地帶陷入一盤散沙的狀態，缺少紀律，缺少秩序，缺少組織，缺少現代民族國家所需要的向心力、凝聚力。
而中國文明的周邊，也即那些新加入的所謂『邊地』，也在民族主義訴求聲中迷失了方向。
▌民族主義帶來變革也帶來分裂
民族主義並不是中國文明發展進程中本有的東西，中國文明並不刻意強調『種』的差異。
近代中國的民族主義來自域外，通常認為始自1648年的威斯特法利亞條約。
這個條約強調簽約國彼此互相承認主權、領土，因而這個條約被視為近代民族國家濫觴。
在十九世紀晚期，民族主義思潮傳入中國。
孫中山1894年提出的『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的口號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民族與種族的界限，但這個口號確實屬於近代中國族群身份的覺醒，是所謂漢人對滿洲異族統治的反動。
這對於晚清十幾年種族革命具有不可估量的推動作用，兩百多年的清帝國事實上被種族主義、民族主義革命所顛覆。
對於稍後的中華民國而言，民族主義功不可沒。
但是，如果從現代民族國家重建意義上來理解，孫中山這個口號的負面意義更值得檢討。
『驅逐韃虜，恢復中華』一方面激活了中國人的民族自覺，另一方面讓周邊過往幾百年相繼加盟中國的族群產生了很不一樣的感覺。
所謂『民族主義是一把雙刃劍』，這個口號帶給中國現代化的挫折遠大於其正面意義。
即便當『滿漢蒙回藏五族共和』口號叫得震天響的時候，民族主義思潮下必然發生的『民族前途自決』運動也無法避免。
武昌起義發生後，隨著滿洲人政治統治逐漸瓦解，在俄國人策動、幫助下，外蒙古分離主義者宣佈驅逐清朝駐蒙古的勢力，解除了清軍的武裝，甚至將清朝駐蒙古辦事大臣驅逐出境，宣佈獨立。
外蒙古王公
辛亥時的這場獨立運動雖然不被清王朝以及隨後的中華民國政府所承認，但以『民族自決』名義脫離中國的運動此後一直沒有消停過，直至抗戰結束，蒙古的分離主義運動終於在另外一種背景下重新開始，並最終脫離中國，十三世紀以來所形成的北部中國政治格局至此重新繪制。
蒙古的脫離還是後話，在辛亥革命之後最嚴重的一個事變是溥儀出宮，由此改變了先前中國人的共識，並為後來所謂滿洲國的成立提供了契機，甚至為後來的中日戰爭沖突埋下了伏筆。
力主驅逐溥儀的馮玉祥當然不這樣認為。
他認為，民國至今十三年，尚無一人敢逐宣統出宮。
但鑒於民國成立以來的政治動蕩，特別是張勛復辟，若不將溥儀驅逐出宮，則政治動蕩不已，『愧對為革命獻身之諸公』(《馮玉祥日記》1924年11月22日)
馮玉祥的蠻橫當然也遭到一些人的反對，胡適既不認為民國初年保存清室具有多少正當性，但認為民初達成的『清室的優待乃是一種國際的信義，條約的關系。
條約可以修正，可以廢止，但堂堂的民國，欺人之弱，乘人之喪，以強暴行之，這真是民國史上的一件最不名譽的事』(胡適1924年11月5日致王正廷函)
溥儀被強制出宮，實現了『為革命獻身之諸公』驅逐韃虜的理想，同時也為滿洲人『復國運動』提供了口實。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人竭力鼓吹幫助滿洲人成立一個新國家，並宣稱這個國家實行滿漢蒙日朝五族共和，以所謂的日本族、朝鮮族替換了民初五族共和中的回、藏。
民族主義是個雙刃劍，此時，滿洲復國主義、民族主義成了國家分裂的理由。
稍有消停的蒙古分離主義運動也因日滿合作而再度興起，成吉思汗的後裔，蒙古德王在日本人支持下，1936年公然豎起了紅黃白三色旗，改用成吉思汗年號，成立所謂『蒙古軍政府』。
日本關東軍參謀人員武藤章全程參與了德王的分裂活動，是重要謀劃者、參與者。
1945年10月20日，蒙古選民排隊投票
▌抗日戰爭塑造了現代『中國』
九一八事變引發滿、蒙地區分離主義危機，這種危機的理論依據就是近代以來高揚的民族自決、民族自治，這種情況繼續演化，甚至在華北中國政治的中心區域，竟然空穴來風，有所謂『華北自治運動』。
對於『華北自治運動』，傅斯年敏銳看到其危害性及其理論依據的荒誕，他指出，『中華民族是整個的』。
『這句話應該怎麼講呢？
原來兩千幾百年以前，中國各地有些不同的民族，說些多少不同的方言，據有高下不齊之文化。
經過殷商兩代的嚴格政治之約束，東周數百年中經濟與人文之發展，大一統思想之深入人心，在公元前221年，政治統一了。
又憑政治的力量，‘書同文，車同軌，行同倫。
’自從秦漢之盛時算起，到現在兩千多年，雖有時候因為外夷之侵入，南北分裂，也有時因為奸雄之割據，列國並立，然而這都是人力強的事實，都是違背物理的事實。
一旦有適當的領袖，立時合為一家。
北起朔漠，南至瓊崖、交趾，西起流沙，東至雞林、玄菟，這是天然賜給我們中華民族的田園。
我們中華民族，說一種話，寫一種字，據同一的文化，行同一倫理，儼然是一個家族。
也有憑附在這個民族上的少數民族，但我們中華民族自古有一種美德，便是無歧視小民族的偏見，而有四海一家之風度』(傅斯年：《中華民族是整個的》)
所以對於以分裂祖國為基本訴求的所謂『自治運動』，傅斯年給予迎頭痛擊，以『中華民族是一個』作為中國必須保持政治統一的歷史依據。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前的中國，已經被各種分離主義勢力弄得四分五裂，盧溝橋事變發生後，分離主義運動依然沒有停止，『日本人在暹羅宣傳桂、滇為撣族故居，而鼓動其收復失地。
某國人又在緬甸拉攏國界內之土司，近更收納華工，志不在小。
在這種情形下，我們決不能濫用‘民族’二字以召分裂之禍』 (顧頡剛：《中華民族是一個》)近代以來最美好的政治名詞『民族』，竟然一變而成為分裂主義的借口。
中華民族是一個，是中國歷史的事實，也應該是中國政治的現實。
抗戰全面爆發後的中國歷史學家、思想家，竭盡全力論證滿洲自古以來屬於中國，論證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包容性超強的民族，是一個整體，而不是多民族搭起來的積木。
著名思想家熊十力在顛沛流離之際撰寫的《中國歷史講話》一書，雖然是以另一種思想體系解讀中國歷史，但其倡言五族同源，以為『中華民族，由漢滿蒙回藏五族構成之。
故分言之，則有五族;統稱之，則唯華族而已。
如一家昆季，分言之，則有伯仲；統稱之，則是一家骨肉也』(《中國歷史講話》，4頁)
熊十力並不是職業歷史學家，但天才推論出中華民族發生於演化。
五族同源，五族一家，五族就是一個大家庭，分言之，中華民族有五大族群；合而言之，五族就是中華民族的內涵。
這是抗戰時期中國思想界的一大貢獻，也是這個在民族危機空前時刻所尋找到的最重要的思想資源。
由此，中國人方才有理由堅信：『日本人決不能亡中國家，亡我民族，亡我文化』歷史依據的充實，是一個民族不會被輕易打敗的根底。
歷史學家顧頡剛在那時指出，『中華民族是一個。
這是信念，也是事實。
我們務當於短期中使邊方人民貫徹其中華民族的意識，斯為正途。
夷漢是一家，大可以漢族歷史為證。
即如我輩，北方人誰敢保證其無胡人的血統，南方人誰敢保證其無百越、黎、苗的血統。
今日之西南，實即千年前之江南、巴、粵耳』(《中華民族是一個》)
顧頡剛
『中華民族是一個』的討論，引起進步知識界的積極回應，繼傅斯年、顧頡剛之後，白壽彝、楊向奎、翦伯贊、吳文藻、費孝通等歷史學家、社會學家都有相關文章發表，他們的討論是對近代中國極端民族主義情緒的反撥，是對中國文明傳統的復歸，至抗戰勝利，中國人的民族意識有了很大提升，抗戰前、抗戰中以『民族自決』為幌子的分離主義運動漸趨結束，『中華民族』的概念至此終於成為中國人不言而喻的族群認同。
抗日戰爭既是中華民族全民族的一致抵抗，也是中華民族鳳凰涅槃、浴火重生，是現代民族國家重構中的一個重要環節。
空前的危機，帶來空前的機遇。
一盤散沙的中國，在日本刺激下振作起來了，正像許多研究者所意識的那樣，如果沒有日本發動的九一八事變帶來的劇烈沖擊，中國或許將在渾渾噩噩中度過，慢慢地被民族主義、分離主義消解：
『二三十年之後，我們的國家是亡定了，我們的民族是滅定了，再也翻不起來了。
現在固然已到肺病第三期，但留得一口氣，究竟還有起死回生的一點希望。
日本人性急了，沒有等我們絕氣就來搶我們的產業，激起我們的自覺心和奮鬥力，使得我們這一點希望能夠化成事實，這是一個極好的機會』(顧頡剛：《旅行後的悲哀》)
一個全新的現代民族國家，經抗日戰爭一役得以確立，中華民族不僅沒有被打敗，反而經此刺激而浴火重生，鳳凰涅槃。
從九一八事變開始，到1945年抗戰勝利，十四年裡中國泣血山河。
從時間線上看，抗日戰爭是全勝；但從損失上看，這更是一場慘勝；而從歷史的脈絡上看，抗戰是1840年以來中國歷史的延續和突變，是中國現代化的成人禮。
因此可以說，是抗戰塑造了現代中國。
然而，很多人卻對抗戰史存在不少誤解。
抗戰是決定中國近代史演變的重大轉折，抗戰非常重要，但是如此重要的時期，卻有四個十分重要的領域——國軍、外援、淪陷區、更高維度的歷史視角。
因種種原因，不但很少能見到相關書籍，即使對抗戰十分關注的人，也常常忽視：
●國軍：許多讀者對敵後的遊擊武裝耳熟能詳，而對抗戰正面戰場的主力部隊的情形則所知有限。
國內也罕有相關書籍，能以客觀的眼光看待抗日戰爭史，又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意識形態因素對學術研究的幹擾。
●外援：對於抗戰，人們常常誤以為中國隻靠自己就取得了勝利。
而事實上，打仗，就是打錢，一切的前提都需要資金和物資的支持。
在東部經濟發達的沿海地區全被日本占領之後，外援就成了當時中國的生命線。
隻不過這段歷史，被有意無意『隱藏』了。
●淪陷區：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史學界在抗戰研究領域可謂深耕細作，然而，對於淪陷區的社會狀況和民眾生活的真相，大多數人卻諱莫如深。
淪陷區中的政權組織形態如何？
日本人組建占領政權失敗的原因是什麼？
這些非常重要的問題被長期地忽略了。
●更高維度的歷史視角：對於抗戰歷史，我們總是帶著強烈的民族情感去看，中日戰爭，絕不僅僅隻是中日的事情，其實貫穿近代史的一條線，是中國與蘇聯日本美國三個國家的關系。
要在更高維度思考抗戰，這就需要歷史學家有一種超越本國的視角和高度去重新看待曾經的一切。
為此，哲學之路公號先知書店誠摯推薦『解讀抗戰歷史六書』：《山河動：抗戰時期國民政府的軍隊戰力》《抗戰外援》《通脹螺旋》《秩序的淪陷》《日本人為什麼選擇了戰爭》和《走向最後關頭》。
這六部書恰恰是針對上述四個抗戰中最重要卻被忽視最深的問題。
通過這六本書，可以看到抗戰時期的另一面，看到戰爭中盟友與外援的巨大作用，看到淪陷區人民的真實生活，看到歷史學家對那段歷史更高維度的解讀與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