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明惠革命生涯及思想探析
潘 坤
1919年，四川黨團組織創始人、四川最早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傳播者王右木出任四川公立農業專門學校《四川農業大學前身辦學機構，存續於1914—1927年》經濟學教員，他在任教期間積極巧妙地宣傳馬克思主義理論，並在學生群體中組織創立四川首個馬克思主義讀書會。
當時就讀於四川公立農業專門學校林科的康明惠深受王右木熏陶和影響，在其引領下逐漸成長為其得力助手及馬克思主義的堅定信仰者，後康明惠成為四川黨團組織的骨幹成員，他積極參加黨領導的重大革命活動，並在家鄉溫江創立首個黨組織。
一、莫謂書生空議論 頭顱擲處血斑斑——康明惠革命生涯概述
康明惠，號恩溥，1898年12月出生於溫江湧泉鄉①。
身處民族危亡的紛攘亂世，康明惠自青年時代便深具愛國情懷。
1919年，當五四運動的消息傳到成都後，讀中學的康明惠反帝愛國熱情高漲，積極參加成都學界後援會組織領導的遊行示威和抵制仇貨運動，抗議帝國主義罪行和北洋軍閥政府出賣主權、鎮壓學生的賣國行為②。
1920年，21歲的康明惠入讀四川公立農業專門學校林科，受時任教師王右木影響加入王右木組織的馬克思主義讀書會。
在讀書會期間，他積極閱讀《共產黨宣言》《唯物史觀》《新青年》等進步刊物，逐步樹立對馬克思主義的人生信仰③。
1922年夏，康明惠加入王右木組織領導的四川社會主義青年團《共青團的前身組織機構》，隨後立即投入到四川教育經費獨立運動中，成為四川公立農業專門學校在該運動中的重要領導者。
此次運動中，康明惠積極奔走，發動師生參加集會，最終逼迫四川軍閥同意以肉稅支付拖欠的教育經費，取得運動的最終成功。
1923年1月，成都地方團改選，康明惠當選為執委。
1924年，康明惠連任第三屆成都地方團執委委員，任地方團秘書，負責團組織日常工作開展；同時，康明惠還兼任包括陳毅參加的省學生聯合會的秘書職務，以及省民權運動大同盟庶務股主任①。
王右木在革命工作中通過與學生界、工農界的積極聯合，開辦工人夜校，成功促使當時的四川黨團組織活動得到廣泛的社會大眾支持與參與。
1924年年底，正值國共第一次合作時期，受黨中央指派，康明惠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②。
1925年，康明惠南下廣州考入黃埔軍校第四期工兵科③。
當國民黨右派分子在黃埔軍校內活動猖獗時，康明惠不顧威逼利誘，堅定地加入到周恩來組織領導的『青年軍人聯合會』，堅決同右派分子展開鬥爭。
黃埔軍校畢業後，康明惠被分配到國民革命軍第四軍任工兵排長，並隨部參加北伐戰爭。
國民大革命失敗後，康明惠繼續隨部隊參加八一南昌起義。
1927年底，康明惠因所在部隊發生叛亂而被迫與黨組織失去聯系，他返回家鄉溫江繼續開展革命工作，並在此期間創立溫江歷史上首個黨組織。
返回溫江的康明惠為了革命工作，常奔走於成都、溫江兩地積極開展聯絡與組織工作，其活動引起反動當局注意，導致他的黨員身份也暴露。
1931年，反動當局開始大肆搜捕康明惠，為保護其生命安全，省委決定派康明惠前往江西蘇區從事軍事工作。
同年11月，康明惠赴江西蘇區前暫住上海，其間他以『憫懷』為名，向黨中央作《關於四川政治經濟狀況的報告》，文中分析了當時四川經濟政治形勢，並對黨內『立三路線』的錯誤進行批評，旗幟鮮明地指出應對敵開展武裝鬥爭，並提出黨組織首先要加強無產階級領導，肅清階級異己分子；其次要社會化；最後要職業化等三點建議。
不久，康明惠在離開上海前往江西蘇區的途中失蹤，後被判定為犧牲。
1988年，康明惠被追認為革命烈士。
二、不畏艱險開基業 高擎黨旗照溫江——康明惠創立溫江黨組織始末
1927年底，康明惠在國民大革命失敗後被迫返回家鄉溫江之時，正值革命低潮之際，整個中國籠罩在白色恐怖當中，康明惠回家後的第二天，便被地方反動勢力以共產分子名義逮捕，後因查無實據釋放。
康明惠沒有被當時嚴酷形勢嚇倒，而是冒著被反革命勢力捕殺的生命危險，憑借自己在溫江的人脈地緣便利，在家鄉秘密開展革命工作，一面與反革命勢力做堅決鬥爭，一面深耕厚植革命土壤，親手培育了溫江歷史上首個黨組織，將第一面鮮艷的黨旗插在魚鳧古國的大地上。
康明惠返鄉後，先是以自己的農學專長為掩護，利用培育果樹、養蜂等社會職業身份，積極發掘和聯絡溫江本地具有進步思想傾向人士，如顏慎餘、戚瑞群、高國祥等人，共同組成進步團體『青鋒社』，在溫江秘密宣傳馬克思主義理論與黨的方針，為溫江黨組織創建初步奠定了組織上和思想上的基礎。
1929年，時任中共川西特委的梅子乾回到溫江，康明惠得知後，請其代為向黨組織轉達自己的經歷遭遇和繼續為黨從事革命工作的強烈意願，並請求黨組織解決自己的組織關系問題。
經過組織的認真審核，最終解決康明惠的黨籍問題，並委托他在溫江發展創立黨的組織。
之後，康明惠通過認真考察遴選，將黃增益、王重民等吸收入黨，組建溫江歷史上第一個黨支部。
1930年9月，除康明惠外，溫江黨支部成員還有胡紹遊、王重民、張致候、周世昌、晏子良、何濟良、敖少英7名黨員，經中共川西特委批準，溫江支部便正式改建為溫江特支，由康明惠出任歷史上溫江黨組織的首任書記①。
同年，康明惠被調往成都開展革命工作。
康明惠的家庭原本在溫江當地也屬富庶殷實人家，康明惠繼承的祖遺田產就有80多畝。
但因當時革命形勢復雜，黨的工作經費支絀困難，康明惠自1927年返回溫江後，先後賣掉70餘畝地作為革命經費，隻留下十多畝作為妻兒的生活開支。
家中族人大都不理解其行為，紛紛指責他為『敗家子』，但他在生活與工作中卻非常節儉，在從事革命工作之外還經常親自下田務農，也曾通過指導培育果樹、養蜂和組織家人編制竹器等方式為黨組織賺取革命經費。
1931年夏，康明惠在成都和溫江的革命活動被地方軍閥察覺，遭到全城搜捕。
在此種情形下，他按上級黨組織要求，迫不得已離開溫江，離開年輕的妻子和年幼的兒子，踏上轉移到江西蘇區繼續從事革命活動的征程。
三、信仰堅貞求真理 心燈一盞耀後世——康明惠的革命思想芻議
從1920年康明惠入讀四川公立農業專門學校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理論，至1931年他在赴江西蘇區途中犧牲失蹤，其革命生涯雖僅有短短10餘年，但他曾提出和彰顯的武裝奪取政權、積極推動平民教育活動、高度重視黨的輿論宣傳和堅決服從組織原則等革命思想，不僅在歷史的長河中呈現出熠熠生輝的真理光芒，也對今天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使命教育有著重要啟迪意義。
《一》『勞工專政，必自握軍權始』：工農武裝鬥爭的思想先聲
1922年10月，社會主義青年團成都地方執行委員會正式建立後，王右木就組織團員赴各地調研革命形勢，積極發動工人和農民群體投入到革命活動中。
鑒於四川軍閥和匪徒縱橫的形勢，王右木提出以『地方法政學校』名義在成都設立團務人員講習所，招中學畢業生。
畢業後盡可能委任地方團務局長職務，進而團結各地青年工人和農民，使其漸漸擁有兵器，組成有槍階級②。
在此基礎上，次年5月，王右木委托康明惠返回家鄉溫江縣進行調查。
康明惠在溫江地區經過細致深入調查後，認為：『鄉村匪患，隻在辦團，若能招募有職業之工人作農夫當門戶團丁，但能每縣團防局長果有頭腦，不難將各外州、縣無產階級之農工青年立刻化為有槍階級，勞工專政，必自握軍權始，此為最可信賴者』③
毫不誇張地說，康明惠在此時提出的『勞工專政，必自握軍權始』的思想主張，與之後毛澤東同志提出的『槍桿子裡出政權』光輝思想幾乎完全一致。
而追根溯源，康明惠武裝奪權思想應該是脫胎於其引路人王右木關於『組成有槍階級』的設想，但此時康明惠的思想卻遠遠已比王右木的設想更為深入和具有可行性。
在實施路徑上，王右木曾提出以法政學校培養團員，進而設法使團員畢業生掌握地方團委，漸漸發展成『有槍階級』。
但該設想明顯具有局限性，因為讓法政學校畢業生去設法掌握地方團務，成為地方實權人物，實行起來周期長且難度較大。
而且，在當時四川黨團組織並未發展成熟的形勢下，很難對地方團員形成有效制約，畢業學員也很容易異化成為新的地方實力派人物，反而滋生和助長軍閥勢力。
康明惠武裝奪權的思想卻相對實事求是且可行性較高，他主張以整治鄉村匪患為務，發展農工青年為有槍階級，不僅立足於黨的階級基礎力量，且便於掩護，實行起來更為便利可行。
從歷史進程看，康明惠提出的武裝奪權、勞工專政思想，與瞿秋白、毛澤東等人提出的武裝奪取政權的思路有諸多契合之處，與我黨後來武裝奪取政權的具體革命實踐更有頗多相似相通之處。
單就武裝奪取政權提出的黨史時間坐標系來予以整體觀測，康明惠提出的武裝奪權思想也是我黨歷史上的重要先聲。
據黨史學界研究，1926年4月，瞿秋白撰寫了《中國革命中之武裝鬥爭問題》一文，並發表於同年5月的《新青年》上，該文被認為是中國共產黨最早全面論述武裝鬥爭的一篇重要論著①。
另外，學者彭易芬曾認為，毛澤東在1927年初對湖南農民運動進行考察時形成的中國共產黨關於領導農民運動的戰略思想，已包含後來的工農武裝割據思想的一些基本內容，成為工農武裝割據付諸實踐和工農武裝割據思想逐步發展形成的理論基礎②。
若依此而論，康明惠於1923年提出的農工武裝、實現勞工專政的思想，雖因其革命生涯和犧牲較早等諸多因素而沒有產生實質的實踐效力，但他無疑是目前已知的最早提出武裝鬥爭思想的黨內人士之一。
毋庸諱言的另一方面是，與瞿秋白、毛澤東提出的詳盡而細致的鬥爭方針相比，康明惠的相關設想畢竟還處於雛形階段，並未形成全面系統的主張。
《二》『設平民教育，實則促進工人教育』：重視思想教育和階級意識啟蒙
1922年，康明惠在四川社會主義青年團創立伊始即被王右木推薦加入團組織——成都地方團。
成都地方團草創之際，內部派別林立，意見分歧嚴重，第一屆執委書記童庸生在其他非馬克思主義思想影響下立場搖擺不定，導致多人退團；執委傅雙梧甚至以假馬克思主義之名另外創建組織，率眾攻擊王右木，康明惠此時挺身而出，與錯誤思想展開堅決鬥爭，努力維護組織內部團結。
在歷經激烈殘酷的鬥爭淬煉後，康明惠迅速成長起來。
1923年，康明惠在四川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二屆執委選舉中當選執委。
成都地方團成立後，為促進工人智識教育，提高工人階級意識，康明惠受委任在四川公立農業專門學校開展平民教育。
康明惠利用其農學專業知識易於農工接受的特點，迅速於成都東門外的農業學校辦起平民教育班，並親自擔任班主任。
招收的學生有生縐幫工人20人、四川公立農業專門學校校工30人、附近農民4人、兵工廠工人3人，共多達50餘人。
1923年，王右木在成都地方團改組後的川省團的工作向中央作報告中就提到：『工人教育系由謝國儒君於高師校主任設講，王右木任教育，請團外張良卿教註音字母。
為暑假中留地步計，擬推鐘君於監獄校設平民教育，擬請康君於外東農校設平民教育，實則促進工人教育也』①
康明惠等人推動的平民教育活動不僅為川省工農大眾普及了基本文化知識，更迅速有效地提升了工農的階級覺悟，在以後四川黨團組織的歷次運動中都有工農的廣泛參與和支持，大大加速了四川省的革命進程。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蔣介石背叛革命，革命處於低潮。
康明惠回到家鄉溫江，一面積極聯絡黨組織，一面繼續致力於以傳播真理的方式啟發民眾，秘密發展黨員，籌建溫江黨組織。
他曾以培育果樹、養蜂、制肥皂為事由，在一些同情革命的青年和知識分子群體中宣傳馬克思主義和黨的主張，逐步團結了一批進步青年，組成『青鋒社』，並創辦油印刊物《青棡》②，該刊物的第一期就表明宗旨為『揭開溫江貪官污吏、土豪劣紳聯合陣營的重重黑幕』，旨在揭露溫江惡霸郭弼臣勾結官僚和駐軍壓榨人民無惡不作的種種罪行。
刊物一經發行，在社會上引起巨大反響，受到溫江人民的熱烈歡迎。
在康明惠努力下，溫江的智識風氣改良迅速，受到啟蒙的工農群眾開始逐步敢於和善於與軍閥勢力和地方惡霸作鬥爭；與之同時，溫江黨組織的思想根基也逐步厚植工農群體中，黨組織的群眾基礎得以迅速鞏固。
《三》『若非本團所組織，明惠對此實不敢盲從』：堅決服從組織的表率
1923年，康明惠在四川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二屆執委選舉中當選為執委。
當有的執委違背組織原則拒不執行民主集中制，執意發起所謂救國十人團時，面對團內可能出現分崩離析的危險形勢，康明惠質問道，『明惠是執行委員之一，何以現所發起之救國十人團運動，明惠不能與聞商議？
若非本團所組織，明惠對此實不敢盲從』③，展現出他堅定不移地服從組織原則的黨性品質。
1924年，康明惠服從組織安排，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次年初，他再次服從組織安排，離開四川公立農業專門學校南下廣州，考入黃埔軍校第四期工兵科。
求學期間，軍校內的右派分子用拉攏和打擊的手段分化革命學生。
康明惠始終不為所動，毅然決然地參加周恩來組織領導的『青年軍人聯合會』，同校內的國民黨右派進行堅決鬥爭。
黃埔軍校畢業後，康明惠被任命為國民革命軍第四軍工兵排長。
北伐戰爭中，康明惠身先士卒，作戰英勇，很快升為工兵連連長。
『寧漢合流』後，第一次國共合作失敗，康明惠隨部隊參加南昌起義。
軍旅生涯中，康明惠身上再次凸顯出他在身處復雜局勢中堅定不移跟黨走的組織原則性。
大革命失敗後，康明惠在與黨組織失去聯系後返回溫江。
他在革命低潮時始終不忘初心，一邊繼續傳播真理、啟蒙民眾開展鬥爭，一邊積極尋找黨組織，始終沒有對黨的事業喪失信心；在恢復黨組織關系後，堅決服從組織安排，著手創建溫江黨組織；在身份暴露後，又再次堅決服從組織安排，拋婦別雛趕往江西蘇區，直至犧牲在途中。
返回溫江開展革命工作時期的康明惠，更加鮮明地彰顯出一名優秀共產黨員堅決服從組織，為黨的事業奉獻一切的初心和信念。
來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辦公室
作者：潘 坤〔法學博士，四川農業大學檔案館《校史辦公室》館長，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碩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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