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一生特別重視教育事業，歷任地方官時，每到一地，必興辦學校，培養人才，致力於改變當地的士風和民風。
他在朝廷主政期間，更是將教育變革列為朝政革新的最重要內容之一，力求從根本途徑入手，全面改造宋代士階層的素質，以達到新政的終極目的。
范仲淹的所作所為，首先是由北宋政治和社會環境決定的，其次當然與他堅定的政治理念和不懈追求密切相關。
宋代帝王的建國決策和佑文措施，導致宋代政治和社會環境的改變，在宋代官場形成了興辦教育事業的熱潮，這是范仲淹特別熱衷於教育事業的大背景。
唐末五代，士風敗壞，世人寡廉鮮恥，趨利忘義。
歐陽修對此感慨良多，說：『五代之亂極矣，《傳》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歟！當此之時，臣弒其君，子弒其父，而縉紳之士安其祿而立其朝，充然無復廉恥之色者皆是也。
吾以謂自古忠臣義士多出於亂世，而怪當時可道者何少也？
』《《新五代史》卷34》北宋田況也感慨說：『文武大臣朝比肩，暮北面，忠義之風蕩然矣』《《儒林公議》卷上》北宋初年，承五代舊習，士風衰弊，士大夫少有氣節。
宋太祖朝士大夫，在五代時大多隨時更變主子。
如宰相范質，五代時歷仕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四朝，入宋為相，宋太宗評說其『欠世宗一死』《《宋史·范質傳》》。
宋太祖朝名宦陶穀，歷仕後晉、後漢、後周，其為人『奔競務進』、『多忌好名』，『《宋》太祖將受禪，未有禪文，穀在旁，出諸懷中而進之曰：‘已成矣。
’太祖甚薄之』《均見《宋史·陶穀傳》》。
甚至『更事四姓及契丹』的馮道在北宋初年去世時，『時人皆共稱嘆，以謂與孔子同壽』《《新五代史·馮道傳》》。
時論顛倒如此，正是當時士風的真實體現。
王夫之概括且斥責說：『馮道、趙鳳、范質、陶穀之流，初所驅使者，已而並肩矣；繼所並肩者，已而俯首矣；終所俯首者，因以稽顙稱臣，駿奔鶴立，而洋洋自得矣。
不知今昔之面目，何以自相對也！』《《宋論》卷1》
趙宋代周而起，除了統一南北、恢復國內經濟、重建國家制度等要務以外，弘揚士德，改變士風，便是當務之急。
宋代帝王『與士大夫治天下』，士風盛衰，直接關系到國家的前途命運。
所以，宋代從君王到士大夫都致力於士風的建設，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手段就是大力興辦教育，以儒家思想為依歸，教育和培養新一代知識分子。
《續資治通鑒長編》《以下簡稱《長編》》卷3載：『周世宗之二年，始營國子監，置學舍。
上既受禪，即詔有司增葺祠宇，塑繪先聖、先賢、先儒之像。
上自贊孔、顏，命宰臣、兩制以下分撰馀贊，車駕一再臨幸焉』宋太祖趙匡胤『獨喜觀書，雖在軍中，手不釋卷』《《長編》卷7》。
他認為隻有讀書才能改變官員隊伍結構和官員素質，甚至說：『今之武臣欲盡令讀書，貴知為治之道』《《長編》卷3》宋太宗自稱『朕性喜讀書，開卷有益，不為勞也』《《長編》卷24》。
帝王的重視和倡導，在兩宋形成風氣。
南宋周密《癸辛雜識》續集下說：『其為太守，為監司，必須建立書院，立諸賢之祠，或刊註《四書》，衍輯語錄。
然後號為賢者，則可以釣聲名，致膴仕』興辦學校，編輯教材，甚至成為宋代官員必做的『形象工程』，風氣之盛，一至於斯！
宋代開國帝王註重讀書和教育，相應地落實為大臣們仕途上的諸多言行實踐，范仲淹在這方面有非常突出的成績。
無論是任京官或地方官，興辦教育永遠是他投註精力最多的政務之一。
對於興建或擴建各地學校，范仲淹立足於這樣一個高度來認識問題，其《邠州建學記》說：『國家之患，莫大於乏人。
人曷嘗而乏哉？
天地靈粹賦於萬物，非昔醇而今漓。
吾觀物有秀於類者，曾不減於古，豈人之秀而賢者獨下於古歟？
誠教有所未格、器有所未就而然耶！庠序可不興乎？
庠序者，俊乂所由出焉。
三王有天下各數百年，並用此道以長養人材。
材不乏而天下治，天下治而王室安，斯明著之效矣。
慶歷甲申歲，予參貳國政，親奉聖謨，詔天下建郡縣之學，俾歲貢群士，一由此出』治理國家最大的需求是人才，有人才則『天下治』、『王室安』，學校教育是人才『所由出』，故興辦學校是為政的第一要義。
《邠州建學記》作於范仲淹晚年，體現了他重視教育的一貫思想。
早年范仲淹就有這樣的論述：『三代盛王致治天下，必先崇學校，立師資，聚群材，陳正道。
使其服禮樂之風，樂名教之地，精治人之術，蘊致君之方，然後命之以爵，授之以政，濟濟多士，咸有一德。
列於朝，則有制禮作樂之盛；佈於外，則有移風易俗之善。
故聲詩之作，美上之長育人材，正在此矣』《《代人奏乞王洙充南京講書狀》》慶歷新政即以此為重要內容之一：『請諸路州郡有學校處，奏舉通經有道之士，專於教授，務在興行』《《長編》卷143》經過學校系統教育培養，諸多有潛力資質的人才方能夠脫穎而出。
范仲淹由此論述說：『子未預於教也，弗學而志窮，如玉之未攻，如泉之在蒙，昧焉而弗見其寶，汩焉而莫朝於宗。
子既預於教也，克學而神晤，如金之在鑄，如驥之方禦，躍焉可成乎美器，騰焉可致乎夷路者也』《《南京府學生朱從道名述》》
初入仕途，范仲淹任廣德軍司理參軍事，興辦教育非其職責。
汪藻《廣德軍范文正公祠堂記》載：『初，廣德人未知學。
公得名士三人為之師，於是郡人之擢進士第者相繼』《廣德州志》載，宋仁宗景祐年間廣德考出第一位進士，而北宋年間一共也隻有22人考中進士。
風氣的轉變始於范仲淹。
而後，洪興祖出任當地長官，特地繪范仲淹像置於學宮，供當地學子祭祀。
范仲淹一度將全部精力投入到教育事業上，這是在天聖四年《1026》至天聖六年《1028》丁母憂居住南京應天府《今河南商丘》期間。
此時，恰逢晏殊罷樞密副使，出守應天府。
《長編》卷105載：『殊至應天，乃大興學。
范仲淹方居母喪，殊延以教諸生。
自五代以來，天下學廢，興自殊始』應天府書院為北宋四大書院之一，范仲淹早年曾就讀於此。
范仲淹一生中所提的政改方案中，興辦地方學校，『得天下英材而教育之』，就是最為重要的主張之一。
這一次應聘教導地方諸生，是范仲淹實踐自己政見的一個大好機會。
范仲淹《言行拾遺事錄》卷1載：『公丁母憂，寓居南都，晏丞相殊請掌府學。
公常宿學中，訓督有法度，勤勞恭謹，以身先之。
夜課諸生，讀書寢食，皆立時刻。
往往潛至齋舍诇之。
見有先寢者詰之，其人紿雲：‘適疲倦，暫就枕耳。
’問：‘未寢之時觀何書？
’其人妄對。
則取書問之，不能對，罰之。
出題使諸生作賦，必先自為之。
欲知其難易及所當用意，亦使學者準以為法。
由是，四方從學者輻輳。
宋人以文學有聲名於場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
范仲淹像
應天府書院學生朱從道，好學上進，范仲淹特作文《南京府學生朱從道名述》，借闡明『從道』涵義，宣講自己的教育宗旨，旨在培養具有遠大志向、高道德水準、對社會有貢獻的人才。
范仲淹對『道』的理解是：『臣則由乎忠，子則由乎孝，行己由乎禮，制事由乎義，保民由乎信，待物由乎仁』如果能夠追隨此『道』，『然後可以言國，可以言家，可以言民，可以言物，豈不大哉？
』這也是對應天府書院所有學生的勉勵。
應天府書院緣起於宋儒戚同文於此地聚徒教學，後鄉人曹誠在此地捐資建學，漸成規模。
范仲淹大約在丁憂期結束時，作了《南京書院題名記》，盛贊書院。
其中一段描述其教育成效的文字，駢散自如，雅麗典重，極富文學色彩：
由是風乎四方，士也如狂；望兮梁園，歸歟魯堂。
章甫如星，縫掖如雲，講議乎經，詠思乎文。
經以明道，若太陽之禦六合焉；文以通理，若四時之妙萬物焉。
誠以日至，義以日精。
聚學為海，則九河我吞，百谷我尊；淬詞為鋒，則浮雲我決，良玉我切。
然則文學之器，天成不一：或醇醇而古，或鬱鬱於時，或峻於層雲，或深於重淵。
至於通《易》之神明，得《詩》之風化，洞《春秋》褒貶之法，達禮樂制作之情，善言二帝三王之書，博涉九流百家之說者，蓋互有人焉。
若夫廊廟其器，有憂天下之心，進可為卿大夫者，天人其學，能樂古人之道；退可為鄉先生者，亦不無矣。
這一段詞采飛揚的文字，寫出了范仲淹對應天府書院的鐘情。
後歷任各地方長官期間，范仲淹有了更多的行政權力，對當地教育事業投入也更大。
景祐元年《1034》，范仲淹知蘇州，第一次回家鄉任長官。
樓鑰《范文正公年譜》《以下簡稱《年譜》》載：
《范仲淹》奏請立郡學。
先是，公得南園之地，既卜築而將居焉。
陰陽家謂當踵生公卿，公曰：『吾家有其貴，孰若天下之士咸教育於此，貴將無已焉』遂即地建學。
既成，或以為太廣，公曰：『吾恐異時患其隘耳！』元祐四年，公之子純禮出自奉常，制置江淮六路漕事，持節過鄉郡，即學拜公像。
睹學之敝，復請於朝，新而廣之。
吳學至今甲於東南。
學校建成後，范仲淹寫信邀請當時知名學者孫復前來講學：『或能枉駕，與吳中講貫經籍，教育人材，是亦先生之為政！』《《與孫明復》》孫復因故未能成行，范仲淹轉而邀請另一知名學者胡瑗前來主持蘇州府學。
范純佑、滕甫等皆入胡瑗門下，其時『門人以千數』《蘇軾《滕公墓志銘》》。
當時蘇州府學規模之盛大，令人瞠目。
范仲淹歷任地方長官興辦或擴建的學校還有如下幾處：
其一，饒州。
景祐三年《1036》，范仲淹貶知饒州，樓鑰《年譜》載：
公又遷建饒之郡學。
饒之山水，大率秀拔，公識其形勝，曰妙果院。
一塔高峙，當城之東南，屹起千馀尺。
城之下枕瞰數湖，水脈連秀，於是名之曰：文筆峰、硯池。
學既建而生徒浸盛，由公遷指學基而興建也。
且曰：『二十載後當有魁天下者！』逮治平乙巳，彭汝礪果第一人及第。
公沉幾遠識如此。
郡學建成後，范仲淹欲聘請知名學者李覯前來講學，因很快調任潤州而作罷。
哲宗紹聖年間陳貽范記載說：
學既建而生徒日盛，榜榜有等第者，多巍科異等。
信夫！公之興創，非唯示法於一時，能為典刑於後世者也。
噫！饒之學自晉虞溥作教諭以招誘士子，數歲間聚徒幾二三千。
爾後零散，儒風挑撻。
由公遷指基址，今殆四千人，公之德惠豈尋常之比哉？
《《范文正公鄱陽遺事錄》》
其二，潤州。
寶元元年《1038》，范仲淹移知潤州。
這一年八月，范仲淹寫信給李覯：『今潤州初建郡學，可能曲節教授？
又慮遠來，難為將家。
……或能挈家，必有經畫，請先示音為幸！』揣摩信中口氣，郡學也應該是范仲淹到任後興建的。
兩個月後，范仲淹再度寫信給李覯，敦促李覯前來任教：『此中佳山水，府學中有三十馀人，闕講貫。
與監郡諸官議，無如請先生之來，比不奉誤，誠於禮中大有請益處。
至願！至願！……此地比丹陽又似閑暇，可以卜居。
請一來講說，因以圖之。
誠眾望也！誠眾望也！』《《與李泰伯》》范仲淹為潤州府學所選的地址也是『佳山水』處，渴望李覯能夠到此定居講學，范仲淹竟隨信寄去當地繪圖，非常誠懇。
其三，邠州。
慶歷四年《1044》，范仲淹出守邠州，有《邠州建學記》，雲：
明年春，予得請為邠城守。
署事之三日，謁夫子廟。
通守太常王博士稷告予曰：『奉詔建學，其材出於諸生備矣。
今夫子廟隘甚，群士無所安』因議改卜於府之東南隅。
地為高明，遂以建學，並其廟遷焉。
以兵馬監押劉保、節度推官楊承用共掌役事，博士朝夕視之。
明年夏，厥功告畢。
增其廟度，重師禮也；廣其學宮，優生員也。
談經於堂，藏書於庫，長廊四回，室從而周，總一百四十楹。
廣廈高軒，處之顯明。
士人洋洋，其來如歸。
且曰：『吾黨居後稷、公劉之區，被二帝三王之風，其吾君之大賜，吾道之盛節歟！敢不拳拳服膺以樹其徳業哉？
』
范仲淹此度到邠州的主要任務是防備西夏可能的入侵，但他依然非常關注當地教育事業。
到任隻有三天就拜謁孔廟，商議興建新的府學。
新校建成後，范仲淹已經離開邠州，府學主事王稷博士特地寫信請范仲淹為新學作記，故有此文。
其四，鄧州。
慶歷六年《1046》，范仲淹知鄧州，選擇鄧州城東南隅風景優美的所在創建州學講堂『春風堂』，即花洲書院。
《尚友錄》卷22稱：『漢武帝謂東方朔曰：‘孔顏之道德何勝？
’方朔曰：‘顏淵如桂馨一山，孔子如春風，至則萬物生。
’』『春風堂』得名於此。
范仲淹政務清簡時常在春風堂講學，范仲淹之子范純仁、宋代理學創始人之一張載、元祐時知鄧州者韓維等一批政界、思想界名流，都曾在春風堂聆聽過范仲淹的教誨。
紹聖二年《1095》，范仲淹第四子范純粹知鄧州，重新修整花洲書院。
范仲淹教育培養人才不限於學校，於日常的生活起居、言行舉止中也時時有所體現。
樓鑰《年譜》載：范仲淹晚年知鄧州，『鄧人賈內翰黯以狀元及第，歸鄉謁公，願受教。
公曰：‘君不憂不顯，惟不欺二字可終身行之。
’內翰不忘其言，每語人曰：‘吾得於范文正者，平生用之不盡也。
’』在與他人日常接觸中，范仲淹言傳身教，影響了多少像賈黯一樣的宋代士人；賈黯不斷地向人們傳述范仲淹的言教，影響范圍一再擴大，又有多少宋代士人得其熏陶感染！
元代李祁對范仲淹興學育才有如此評價：
當是時，天下郡縣未嘗皆置學也，而學校之遍天下自公始。
若其察泰山孫氏於貧窶中，使得以究其業；延安定胡公入太學，為學者師。
卒之泰山以經術大鳴於時，安定之門人才輩出，而河南程叔子尤遇賞拔，公之早就人才亦如此。
其後橫渠張子以盛氣自負，公復折之以儒者名教，且授之以《中庸》，卒之關陜之教與伊洛相表裡。
蓋自六經晦蝕，聖人之道不傳，為治者不知所尊尚寥寥。
以至於公，而後開學校，隆師儒，誘掖獎勸，以成就天下之士，且以開萬世道統之傳。
則公之有功於名教，夫豈少哉？
』《《文正書院記》》
成就天下之士，這是范仲淹在宋代教育上的貢獻。
——本文刊於《文史知識》2010年第7期
《原題為《文史丨諸葛憶兵：范仲淹與教育》 來源 北京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