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1840年的鴉片戰爭，相信中華兒女都不會忘記。
也正是這一年，也正是這一戰，原本領先世界1800年的中華民族失敗了，挨打了，而且敗很徹底很慘，挨打很痛很讓人絕望。
也正是因為這場戰爭，中華民族有了一個屈辱的稱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並且歷時了100年之久。
對於有肉有血性的中華兒女而言，『犯我大漢者，雖遠必誅』猶言在耳，這應該是一種先天的優勢，如同老祖宗制定的等級制度一樣，我們中華民族理應占據制高點、俯瞰四海，其他的地方焦急地等著臣服我們，爭先恐口排著隊接受冊封。
他們應該虔誠地歸附我們，定期對我們朝貢，以期獲我們的庇佑。
然而延續了1800年的美好夢想在1840年被擊碎了，夢醒時分方才發現：我們希冀的我們是人類文明的中心隻是一廂情願，我們想象的我們是上天之子也不過是自作多情，原來我們也不過是人類文明的匆匆過客，與所謂的外邦蠻夷相比，不存在任何高低貴賤之分，大家都是站在同一高度的普通民眾。
我們跟他們相比，沒有任何特殊性。
唯一不同的，估計是我們擁有不服輸的民族精神。
這也是即便過去了100年，鴉片戰爭的慘敗依然成為了中華民族揮之不去陰影的原因吧。
那麼，擁有強精神動力的中華民族，為何會被身處中原之外的蠻夷外邦所擊敗呢？
電影《鴉片戰爭》中的一個鏡頭給出了答案。
鴉片戰爭結束之後，中英雙方代表坐在談判桌上開始了談判。
作為戰敗國的大清一方，顯然不願承認這次戰敗，更不願承認這次談判是我大清國『求和』，於是大清官員依然擺出了一副天朝上國的姿態、用封賞的口吻對蠻夷之邦進行訓話：
『我們感受到英方遠道而來不容易，因此我們賞你們點錢當做路費，讓你們安安心心回國』
『我們這次不叫求和，是叫賜和，是大清皇帝對你們的賞賜，你們可要倍加珍惜啊』
聽到這裡，英國談判人員都笑了，於是直接拆掉了清王朝的假面具，直言錢他們要了，更要清政府割地，如果不同意就繼續打。
大清官員這才感受到對方不是來受封的，而是來要債的，於是隻好將皇帝搬了出來：『我們的皇帝是有脾氣的，如果同意割地，我們的皇帝會生氣的』想利用國人對皇帝的天生恐懼感來逼迫對方妥協讓步。
誰知英國人員理都不理，也同樣搬出了他們的女王來說事：『我們的女王也是有脾氣的，如果沒有達到要求，女王也會生氣的』
這句話就更讓大清官員鬱悶了：人家根本就不認你這個皇帝，你還說什麼賜和？
不是自取其辱嗎？
將『求和』說成『賜和』，能理解大清在顧及臉面和中華民族的尊嚴，但問題是：這種欲蓋彌彰的自欺欺人之舉隻能做一時的權宜之計，絕不能作為國家長久的發展大計。
也就是說，鴉片戰爭應該讓中華民族認識到，所謂的老天眷顧、生來就尊貴、我們是中心，其他都是蠻夷之地這種南柯一夢該醒醒了，應該將精力放在發展上面，這樣國家才能強大，也才能與其他國家進行抗衡，奠定我們的地位。
可惜，鴉片戰爭的慘敗並沒有打醒醉夢中的大清王朝。
雖然清朝陸續開展了洋務運動，也建成了號稱亞洲第一、世界第六的北洋水師，但甲午戰爭的慘敗宣告了洋務運動的破產；八國聯軍入侵北京過程中，面對洋槍洋炮，無數個拿著大刀長矛的義和團赤膊上陣，隻能感嘆一聲：鴉片戰爭60多年都過去了，大清王朝怎麼還在迷信『口號』的作用勝過真槍實彈？
為何鴉片戰爭打不醒醉夢中的大清王朝？
因為中華文明自古以來都將目光和精力集中在了人身上，所謂人多力量大，個體在自然界中無法生存，但匯聚在了一起就可『服狡蟲，制禽獸』。
至此，中華文明完成了一次定格：只要將人管好，一切都不是事，故而『治人』才是第一要務，如何齊家治國平天下，做個合格的君王才是正事。
至於發展科技，那簡直就是旁門左道、雕蟲小技，根本就上不了臺面。
故而，雖然鴉片戰爭中，大清王朝第一次領略到了洋槍洋炮的威力，但懾於中華文明對『治人』思想的根深蒂固，因此對發展科技也是猶抱琵琶半遮面，讓底下那些漢族大臣搞搞就是了，我關注的焦點依舊還是如何加強集權、做個合格的君主，讓外邦異族歸附我們、讓蕞爾小國匍匐在我們的腳下，從而實現『萬國來朝』的繁盛景象。
值得一提的是，英國談判人員還補充了一句：『你們的菜很好吃，如果你們將做菜的精力都花在發展上面，想來求和的該是我們了』
想想不是這個道理嗎？
我們中華民族人人都很聰明，但將精力花在燒菜和搞權力鬥爭上了，科技上還能有何建樹？
綜上，將『求和』說成『賜和』，鴉片戰爭為何打不醒醉夢中的大清王朝？
因為中華民族創立的集權、專制思想太根深蒂固了，對於發展科技沒有精力，更沒有興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