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拙，是我們中國人的防身術。
三四歲的小孩子，家長是進行陽光教育的。
湛藍的天空，笑呵呵的太陽，皎潔的月亮，愛眨眼的星星，愛和溫暖貫穿一切。
但歲齒稍長，話鋒就變了，有陰沉的雲霧襲來，『不要和陌生人說話』。
再稍長，雲層漸厚，『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群居防口，獨坐防心』，『槍打出頭鳥』，乃至還有種『厚黑學』款式的箴言，『見人隻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虎豹不堪騎，人心隔肚皮。
休將心腹事，說與結交知』。
『大智若愚』被置頂為人生的最高境界。
中國人究竟經歷過什麼樣的磨難，才會構築出如此橡膠壩般的內心防線？
一切文明的形成都有各自獨具的歷史，其成因由多種元素匯聚而得。
有些成因可以堂而皇之地娓娓道來，但有些則諱莫如深，苦不堪言。
我們文化性格中的『守拙』意識，就是不可堪言之一種。
春秋戰國時期的國家大分裂，長達五百五十年。
諸侯國群龍無首，彼此之間使壞鬥狠，爾虞我詐，世態萬般炎涼，民心碎了滿地。
春秋二百九十五年，從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
這一時期，周天子隻是面子上的君主，實際上已經失去對國家權力的掌控。
諸侯國之間叢林政治風行，強凌弱，大吞小。
西周時期究竟分封了多少個諸侯國家不可考，但最初是『八百諸侯不期而遇』，到春秋末期，孔子《春秋》中隻記載一百二十個，其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三十六個大臣弒君篡位，五十二個諸侯亡其國。
戰國二百五十五年，從公元前475年到公元前221年。
諸侯國割據殺伐，硝煙遍野，國家被完全撕裂，中華大地成了角鬥場，不停歇地上演兼並與重組的大戲。
《戰國策》一書中，有記載的諸侯國是三十四個，到末期濃縮為『戰國七雄』，最後由秦始皇以『暴秦』的方式滅亡六國，天下重新歸為一統。
春秋和戰國的分界點，史學界有多種說法，但基本上采信司馬遷《史記》中的觀點：『餘於是因《秦記》，踵《春秋》之後，起周元王，表六國時事，訖二世，凡二百七十年，著諸所聞興壞之端。
後有君子，以覽觀焉』《《史記·六國年表》》。
司馬遷因循《春秋》，《春秋》止筆於公元前481年，三年後，公元前479年，孔子去世。
中國古代的史家界定時代的起始有一個慣例，以國家君主的立與廢為宗，因此，司馬遷把周元王繼位元年《前475年》定為戰國起始之年。
春秋戰國時期，眾多思想者並沒有照亮並導引那個時代，反而加重了『小國政治』的重重泥濘。
這一點應該引起我們的特別警惕。
病態的社會土壤中生長出的思想可能更具尖銳性，但如果不具備長遠的導航能力，隻是圖謀一時一地的生存，則必定是短視的。
孔子的偉大之處是著眼於社會形態的禮崩樂壞——對大國秩序感喪失的憂心忡忡。
但他的思想，對正處於撕裂之中的時代是軟弱無力的。
孔子是時代之痛的揭示者，而不是改變者。
我在舊作《沒有底線的時代，笨人是怎麼守拙的》中有過記述：
春秋和戰國，是天下無主，達人料理國家的時代。
達人，是精英，是翹楚。
諸侯國君們是董事長，聘任達人出任CEO，達人們不僅是思想智庫，還是執行官，由後臺走上前臺，像運營企業那樣各自治理國家。
儒家、墨家、法家、黃老家、兵家、刑名家、陰陽五行家以及黑惡勢力、車匪路霸，各彰其長，同場角逐，中國思想史中最璀璨的時代來臨了，但思想者閃爍的光輝並沒有照亮那個時代。
思想者們為自己的思想尋找落腳點，或叫試驗田。
悲劇式的代表人物是孔子，從五十五歲到六十八歲，他周遊列國，走了九個諸侯國，到處碰壁。
儒家奉行以規則治國，禮儀天下，尋求放長線釣大魚，但這在當年是行不通的。
公元前479年孔子辭世，三年後，春秋時代結束，戰國時代開啟，趨利主義的特征更加突出，諸侯國君與達人們雙向選擇，達人們是教練員，也是運動員，但沒有裁判，一切以勝負輸贏為前提。
如果思想者之間的理性碰撞，固化為你死我活的政治叢林，究其本質，這樣的文化生態是反文明的。
諸侯列國在這樣的生態中爾虞我詐，相互兼並，由三十四個《《戰國策》記載》諸侯國重組為七個，即戰國七雄，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以『暴秦』模式吞並六國，一統天下。
但僅僅過了十五年，公元前206年，秦朝這座大廈轟然倒塌。
一個擁有強大軍事力量的超級帝國，僅存世十五年的時間，在世界史中也是隻此一例。
秦始皇滅亡六國，實現了國家統一，但他治理國家的思維方式仍是『小國政治』式的，急功近利，為所欲為。
經歷數百年戰亂之苦的國家千瘡百孔，國疲民乏，巨大的傷病之軀，被他拖著加速度奔跑，才導致大秦王朝猝死的結局。
大國建設是以大國思維為基礎和前提的，國家之大，不僅在規模和版圖，更重要的在於治國理念上要『蹈大方』。
『三丈之木』的故事，是秦國思維模式的典型例子。
公元前356年，商鞅在秦國主持變法，也就是今天說的改革。
在改革措施出臺之前，做了一次旨在『取信於民』的實驗：
令既具，未佈，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
民怪之，莫敢徙。
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
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
《《史記·商君列傳》》。
在一個大型農貿市場的南門，豎立一根三丈高的粗大原木，一旁貼出募民告示：誰將此木搬到市場北門，獎勵『十金』。
『十金』在當時是巨款，但老百姓以為是政府設置的套路，無人響應。
隨後又將獎金提升到『五十金』。
有一個人豁出去了，碰碰運氣，把原木搬到了北門，他果真得到了『五十金』。
用這種不靠譜的方式構建誠信，是秦喪失民心的根本症結所在。
《中國人的大局觀》，穆濤/著，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