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通過梳理漢文帝霸陵位置的文獻資料,考證霸陵在『鳳凰嘴』之說系誤傳;同時,根據新發現的江村大墓的位置、墓葬形制、規模、外藏坑、陵園設施等考古證據,分析並確認江村大墓即為漢文帝霸陵。
關於漢文帝霸陵的位置,早期文獻記載在白鹿原上,但具體地點不詳。
自元代以降,霸陵一直被認為在白鹿原東北的『鳳凰嘴』。
但近年來,在西安市灞橋區狄寨街道辦江村東的臺塬上發現了一座大型漢墓《即江村大墓》,因其位置特殊,且形制、規模、外藏坑、陵園設施等均與西漢帝陵配置相當,備受學界矚目。
2021年12月14日,國家文物局『考古中國』重大項目推進會宣佈:江村大墓即為漢文帝霸陵[1]。
這樣就出現了史載世傳的霸陵與考古發現的霸陵位置的偏差。
筆者擬從文獻資料和考古證據等方面做一考證分析,以厘清漢文帝霸陵的準確位置,為其進一步研究奠定基礎。
不足之處,還望方家指教。
一、文獻記載的霸陵地望
關於漢文帝霸陵,《史記》《漢書》多有提及。
據統計,《史記》提到霸陵凡9處11次,《漢書》更是多達19處22次,但無一指出其具體位置。
《史記·孝文本紀》載:文帝遺詔『霸陵山川因其故……』。
南朝宋裴駰撰《史記集解》引應劭註解曰:『《霸陵》就其水名,以為陵號』[2]同書《張釋之馮唐列傳》又載:『《張釋之》頃之,至中郎將。
從行至霸陵,居北臨廁』《史記集解》引李奇註曰:『霸陵北頭廁近霸水,帝登其上,以遠望也』[3]應劭和李奇都是東漢時人,這兩條較早的史料都指明文帝霸陵應當在霸水附近。
東漢末年,王粲《七哀詩》有『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4]的詩句,指出了霸陵的方位應當在漢長安城的南方。
此後,《三輔黃圖·陵墓》提及:『文帝霸陵,在長安城東七十裡,……就其水名,因以為陵號』[5]這些記載說明,文帝霸陵在漢長安城東南。
顏師古註《漢書·文帝紀》:『《文帝》乙巳,葬霸陵』即明確指出:『霸陵在長安東南』[6]《漢書·地理志》:『霸陵,故芷陽,文帝更名』[7]《史記·秦本紀》:『《秦昭襄王》四十年,悼太子死魏,歸葬芷陽』《史記集解》引徐廣註曰:『今霸陵』[8]司馬貞《史記索隱》亦載:『霸是水名。
水徑於山,亦曰‘霸山’,即芷陽地也』[9]這些史料進一步縮小了霸陵的地域范圍,當在芷陽縣境的霸水岸邊。
另外,後者也提示我們,霸陵所在的區域可能地勢較高。
關於霸陵的地勢,《史記·袁盎晁錯列傳》記載:『文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
袁盎騎,並車攬轡。
上曰:‘將軍怯邪?
’盎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騎衡,聖主不乘危而徼幸。
今陛下騁六騑,馳下峻山,如有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後何?
’上乃止』[10]這表明霸陵所在區域的地勢很高,否則,很難言說『峻阪』『峻山』。
《水經註·渭水》載:『霸水又左合滻水,歷白鹿原東,即霸川之西,故芷陽矣。
……謂之霸上,漢文帝葬其上,謂之霸陵』[11]意指漢文帝葬在白鹿原的『霸上』,這是明確提到霸陵在霸水西岸白鹿原的最早文獻資料。
此後,唐宋時期的歷史地理著作均沿用這一觀點。
如唐代《括地志》:『霸陵即霸上,在雍州萬年縣東北二十五裡』[12]《元和郡縣圖志》:『白鹿原,在縣東二十裡。
亦謂之霸上,漢文帝葬其上,謂之霸陵』[13]明言霸上與白鹿原是同一個地方,漢文帝即葬於此。
北宋《長安志》:『文帝霸陵。
在縣東一十裡白鹿原上』[14]南宋《雍錄》:『霸陵,在白鹿原上,亦名霸上也』[15]均認為漢文帝霸陵在白鹿原上。
上述文獻說明,漢文帝霸陵在唐宋以前一直被認為在長安東南的白鹿原上,隻是具體位置不甚明了。
而西漢皇帝葬於白鹿原者僅文帝一人,其它除宣帝之外,均葬於長安城北的咸陽原上。
宣帝別葬長安城南,《漢書·宣帝紀》載:『《宣帝》元康元年春,以杜東原上為初陵,更名杜縣為杜陵』[16]《三輔黃圖·陵墓》:『宣帝杜陵,在長安城南五十裡。
帝在民間時,好遊鄠、杜間,故葬此』[17]可見,西漢其他諸帝陵位置明確,史無疑議。
唯文帝霸陵不起封土,陵寢頹圮,湮沒塵霾,難覓蹤跡。
二、霸陵在『鳳凰嘴』的來歷
『鳳凰嘴』是白鹿原東北面向灞河延伸的一道黃土梁,其孤峰聳立,氣勢奇峻,尤與唐太宗昭陵、唐高宗乾陵相類。
按照唐代『因山為陵』的模式,結合『鳳凰嘴』的地形地貌,很容易被誤認為是一座陵墓。
漢文帝霸陵在『鳳凰嘴』的記載,最早出現在元代《類編長安志》中,其原文為:『《文帝霸陵》在京兆通化門東四十裡白鹿原北鳳凰嘴下』[18]因此,我們有必要來探究一下《類編長安志》究竟是一部怎樣的志書?
其學術價值如何?
《類編長安志》的作者駱天驤,史無記載。
據黃永年研究,其大約生於金宣宗末年《1223年前後》,卒於元大德四年《1300年》之後[19]。
駱氏出身於世居長安的故家舊族,曾任京兆路儒學教授。
駱氏編撰《類編長安志》的緣由是因為長安地區經『兵火相焚蕩,宮闕古跡,十亡其九,僅有存者,荒臺廢苑,壞址頹垣,禾黍離離,難以詰問,故老相傳,名皆訛舛』,因此,駱氏『乃翦去繁蕪,撮其樞要,自漢、晉、隋、唐、宋、金迄皇元更改府郡州縣,引用諸書,檢討百家傳記,門分類聚,並秦中古今碑刻、名賢詩文、長安景題,及鴻儒故老傳授,增添數百餘事,裒為一集,析為十卷,目之曰《類編長安志》』[20]。
很顯然,駱氏編撰此書的目的就是便於遊覽者了解長安古跡,『就是要編纂一部介紹長安地區山川地形、歷史沿革,尤其是名勝古跡、舊事佚聞的通俗讀物』[21]。
而駱氏主要參考的《長安志》則『考論都邑,網羅舊聞』,『窮傳記諸子鈔類之語,絕編斷簡,靡不總萃隱括而究極之,上下浹通,為二十卷,用備舊都古今之制,俾其風壤光塵,有以奮於永久。
故夫府縣有政,官尹有職,河渠關塞有利病,皆幹於治而施於用』[22]。
宋《志》堪稱為學術性專著,而駱《志》『隻是近乎後世旅遊指南的讀物而已』[23]。
其學術價值與宋《志》不可同日而語。
黃永年認為駱《志》引用文獻『是沿襲其時坊肆編刻書籍動輒以所謂幾百家音註為號召的陋習,極不嚴肅』,在體例和內容上『雜亂不成章法,甚至望文生義』,『妄加之外也妄改,工作粗疏』[24]。
細讀駱《志》,其內容確實頗多舛誤,如辯惑類小兒原條所說唐玄宗設置十六王宅的事情,宋《志》朱雀門街東第五街第一坊十六王宅條小註本引用《政要》,此書卻改為《貞觀政要》[25]。
《貞觀政要》是《太宗實錄》的分類節本,如何能記玄宗之事?
山水類有一個『南總五水』的條目[26],讓人一頭霧水,莫名其妙。
查對宋《志》,才知原文本作『《水經註》曰:酋水,出倒獸山,南總五水,單流北註,……又入渭』雲雲[27],駱氏誤把『南總五水』當做水名,豈不怪哉!隋、唐離宮裡還列了個『上清太平宮』[28],其實這是北宋時期修建的一所道觀,既非隋唐建築,也非離宮別館;苑囿池臺類本來記述的是建築,卻將唐代禦史臺這樣的官署機構混雜進去;堂宅庭園的亭亦應指建築類,而駱氏卻將秦漢時鄉裡機構的亭《如杜郵亭、鴻門亭等》也混為一談[29],諸如此類問題不一而足。
根據駱氏序中自述:『仆家本長安,幼從鄉先生遊,兵後關中前進士碩儒故老猶存百人,為士林義契,耆年文會講道之暇,遠遊樊州韋杜,近則雁塔龍池,其周秦漢唐遺址無不登覽,或談故事,或誦詩文,仆每從行,故得耳聞目睹,每有闕疑,再三請問』[30]其學問淵源來自鄉先生,從遊歷中講談故事得到。
除旅遊外,駱氏還酷愛碑刻,『仆自幼酷嗜古人法書名刻,僅有存者,不憚涉遠披荊莽而追訪,抄錄書撰人名暨所在,垂六十年』[31]。
但看不出駱氏對考證有興趣,正如黃永年指出的『駱氏妄加、妄改、濫引之例』頗多,不重視考證,其本人也承認『然老眼昏花,中間多所脫略訛錯,更俟好古博雅君子改而正之』[32],這還真非謙虛,實乃自知之言。
漢文帝霸陵在鳳凰嘴的記載,首次出現在這樣一本方志中,其可靠性不言而喻。
考古成果也證實了駱氏之言虛妄無據。
2011年以來,考古工作者對『鳳凰嘴』進行了兩次大范圍的考古勘探,未發現漢代墓葬遺存和相關的陵園遺跡。
為了慎重起見,又與當地的地質勘探單位合作,使用探地雷達、高密度電阻儀、測氡儀等高科技儀器,對『鳳凰嘴』一帶進行全區域探測和分析,仍然一無所獲。
這些探測成果充分證明,『鳳凰嘴』根本沒有任何墓葬遺存,徹底否定了漢文帝霸陵在『鳳凰嘴』的記載與傳說。
三、考古發現的證據
在排除『鳳凰嘴』的同時,考古工作者在竇皇後陵西側約800米的位置發現了一座超大型漢墓,因位於西安市灞橋區狄寨街道辦江村東側,而被稱為『江村大墓』。
江村大墓為『亞』字形豎穴木槨墓,四面各有一條墓道。
墓室邊長73米左右,墓葬東西長251、南北寬146、深度超過30米。
墓室四周環繞114座外藏坑,外圍以『石圍界』、門闕形成陵園,邊長423米。
另外,考古勘探、試掘還發現了一周更大范圍的夯墻遺址,形成了一座將江村大墓和竇皇後陵圍合在一起的大陵園。
在這個大陵園之外還分佈有20多座漢墓、40多座陶窯遺跡[33]。
根據江村大墓及周邊的遺存情況,我們認為,江村大墓應為漢文帝的陵墓。
其證據如下:
1.墓葬位置
江村大墓位於西安東郊白鹿原西端,距世傳為漢文帝霸陵的『鳳凰嘴』約2100米,其東北是竇皇後陵,間距僅有800米;西南是薄太後陵,距離也不足2000米。
從其位置來看,江村大墓的墓主應當與竇皇後、薄太後關系特殊,此地絕非常人能夠入葬。
更為關鍵地是,江村大墓和竇皇後陵外圍有一周更大范圍的陵園墻址,其東西殘長1200多米,南北寬860米,這表明江村大墓與竇皇後陵同在一個大陵園中。
西漢帝陵均實行帝、後『同塋異穴』的合葬制度。
漢高祖長陵的帝、後陵即在同一個陵園中,高祖陵居西,呂後陵位東。
漢景帝陽陵外圍也有一周大陵園,將景帝陵園和王皇後陵園界圍其中,而且也是帝陵在西,後陵居東。
江村大墓和竇皇後陵的情況與漢陽陵非常相似,雖然居西的江村大墓外圍有石砌的陵園界線,位東的竇皇後陵也有自己的夯土園墻,但二者卻同在一個大陵園中,如此佈局明顯體現了帝、後『同塋異穴』的葬制。
另外,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江村大墓地表無封土,其所在區域僅僅是中部稍微隆起的寰丘狀地貌。
這與『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34],『治霸陵,……因其山,不起墳』[35]的文獻記載相符。
2.墓葬形制
江村大墓形制為東南西北四面各有一條墓道的『亞』字形,這種形制在秦漢時期,一般均為皇帝或皇後級別的頂級貴族使用。
從目前的考古發現來看,西漢帝陵中,從開國之君漢高祖到末代皇帝漢平帝的陵墓均為『亞』字形,西漢的皇後陵墓也大多為『亞』字形。
另外,像劉邦的父親太上皇、漢文帝之母薄太後等,因為其生前或逝後被尊為『皇』『後』,因此,其墓葬也是『亞』字形。
總之,當時隻有皇帝、皇後或相當於其地位的人才能使用『亞』字形墓葬,他人則未見一例,即便尊貴如諸侯王亦如此。
如趙王張耳墓『有南北二條斜坡墓道』[36]。
洛莊漢墓是呂王呂臺之墓,『主墓室的結構和形制,是一座有東西墓道的‘中’字形土坑豎穴木槨墓』[37]。
江蘇盱眙大雲山漢墓M1被認為是江都王劉非之墓,其南北兩側各有一條斜坡墓道,墓葬形制呈『中』字形。
有學者認為北京大葆臺漢墓是西漢後期廣陽王劉建之墓,『劉建墓有南北兩條墓道,以南墓道為主』[38]。
考古資料表明,從漢初到西漢後期,諸侯王均為『中』字形墓,絕無『亞』字形墓葬出現,更遑論其他貴族大臣。
袁仲一認為:『先秦及秦漢時期,墓葬形制的不同代表墓主地位的高低。
天子級的墓為亞字形,即在墓室的東西南北四面各有一條斜坡形墓道;諸侯國君的墓為中字形,即在墓室的東西或南北兩邊各有一條斜坡形墓道;卿大夫的墓多為甲字形,即在墓室的一側有一條墓道』[39]江村大墓僅從形制來判斷,即非臣民的墓葬。
3.墓葬規模
從墓葬規模來看,江村大墓也是一座超大型墓葬。
目前發現的西漢時期土壙豎穴墓,除了帝、後陵墓之外,規模較大者當屬洛莊漢墓,墓葬東西總長170米,墓室邊長37、35米,面積1295平方米,深20米左右[40]。
大雲山漢墓墓口南北長35.2、東西寬26米,面積約915平方米,深19米。
其他諸侯王墓多小於上述墓葬。
列侯墓葬則規模更小。
根據考古資料,江村大墓東西長251、南北寬146、墓壙邊長72~73米,墓室面積達5200多平方米,深達30餘米。
無論是從其墓室規模,還是墓葬深度來看,都遠遠超過了諸侯王墓。
漢代有嚴格的葬制規定,湖北雲夢睡虎地漢簡中就有《葬律》,其中對列侯的葬具、墓室深度、封土高度、墓地面積、陵園建築等都有嚴格規定[41]。
《周禮·春官·塚人》鄭玄註引《漢律》曰:『列侯墳高四丈,關內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42]史書也有『《武原侯衛》不害坐葬過律,國除』[43]的記載。
可見漢代葬制不僅在禮儀方面,而且還以法律形式做了嚴格規定,如果逾制,後果相當嚴重。
正因如此,包括諸侯王、列侯等高級貴族在內的臣民絕不會冒險違規修建超等級的墓葬。
因此,從規模來看,江村大墓應當高於列侯、諸侯王墓葬。
4.陵園設施
根據目前的考古資料,自漢景帝陽陵開始,除了大陵園之外,帝、後陵墓還有各自的小陵園。
其陵園界線為夯土墻垣,平面形制除成帝、平帝陵園為長方形外,基本呈方形,其中武帝、宣帝陵園較大,邊長超過430米,其它帝陵陵園邊長為420米左右。
在江村大墓四周也發現了陵園邊界,以卵石砌築《暫稱『石圍界』》,邊長423、寬約1.5米。
盡管江村大墓的陵園構築方式與其它帝陵有異,但其所起作用相同,即標識陵園界限,而且其陵園規模與其它西漢帝陵陵園相當。
西漢帝陵陵園除了夯築園墻之外,在四面園墻正中位置還有門闕建築。
『漢景帝陵園南門遺址東西全長134、南北寬10.4~27.2米,總面積2380平方米』[44]漢宣帝陵園『東門遺址面闊84.24、進深20.36米,由門道‘隧’、二塾和二配廊組成』[45]。
這是兩座經過考古發掘的門闕遺址。
另外,經考古勘探發現,西漢帝陵均有門闕,其面闊多在86~130米之間,進深約13~17米。
根據上述資料,西漢帝陵的門闕建築規模最大者為景帝陵園的南門遺址,面闊超過130米,最大進深27米多;較小者為宣帝陵園東門遺址,面闊84、進深20米。
江村大墓四面也發現了門闕遺址,隻是因其陵園砌石為界,門闕均在石圍界正中外側的位置,但其規模與形制基本與其它帝陵接近。
以保存較好的東、北門址為例,經勘探發現,北門址由兩座東西對稱的『凸』字形夯土基址組成,形制、大小基本相同。
通長88、寬9.3~16.1米,中間為門道,寬1.9、進深6.2米。
東門址由兩座南北對稱的『凸』字形的夯土基址組成,形制、大小基本相同。
通長89.5、寬6.3~16.5米,中間為門道,寬1.5、進深6.3米[46]。
江村大墓墓園的東、北門址規模及形制與宣帝陵園的門址相仿。
根據江村大墓的陵園設施來看,其陵園規模、門闕形制也與其它西漢帝陵相近或相仿。
5.外藏坑
西漢帝陵陵園中均有數量不等的外藏坑分佈,特別是距文帝時代較近的漢景帝陽陵,『在帝陵陵園四門以內,封土以外鉆探發現從葬坑《即外藏坑》81座』,『坑的寬度3~4米,絕大多數均在3.5米左右。
最長的坑超過100米,最短的坑隻有4米』[47]。
外藏坑『由坑體與通道兩部分組成』,『已發掘的11座外藏坑,除K14東西兩端帶有斜坡通道外,其餘隻在西端有斜坡通道』,『坑體為長方形豎穴土壙』,『外藏坑內由上棚木、立柱、側枋木、擋板、封門、鋪地板、地栿等木結構構成長條形箱式空間,在此空間放置各種陪葬品』。
外藏坑發掘出土的文物有著衣陶俑、陶、鐵、銅等質地的明器陪葬品,以及木車馬遺跡、車馬器等。
另外,還出土有『宗正之印』『別藏官印』『大官之印』『大官丞印』『宦者丞印』『府印』『右府』『西府』『山府』等明器印章[48]。
文、景之後的漢武帝茂陵也發現了大量外藏坑,『帝陵墓室周圍呈放射狀分佈有150座外藏坑』,『外藏坑平面多呈長方形,最長的達98.5米,最短的僅3米,寬度大多在4米左右,最寬的為7米,最窄的僅有1.4米』。
因其未進行考古發掘,文物內涵不是很清楚[49]。
江村大墓在陵園以內,墓室外圍也分佈有大量外藏坑,其中東側24座,北側20座,南側17座,西側54座。
這些外藏坑以長方形為主,長度大多在4~90米之間,寬度2~5米左右。
大多由通道和坑體兩部分組成。
除個別兩端帶有斜坡通道或無通道外,絕大部分隻有一端斜坡道,坑體均為長方形豎穴形制。
外藏坑底部均有上棚木、地板、側枋木、封門等木槨結構。
根據目前已發掘的8座外藏坑來看,規模較小者出土馬骨一具,另有塑衣陶俑、陶盆、陶罐等文物;較大者一般出土有數量不等的著衣陶俑、陶器、鐵器、銅器、車馬器等,另外,還發現包括木車馬在內的大量漆木器遺跡。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江村大墓外藏坑也出土了『中司空印』『中司空丞』『倉印』『廥印』『器府』『車府』等明器官印[50]。
在秦始皇陵探明180多座陪葬坑《即外藏坑》,段清波研究認為,這些陪葬坑是秦始皇『借用先秦以來車馬坑陪葬的形式,將皇帝專制的中央集權體制下的中央政府管理機構模擬、設置在地下,由180多座陪葬坑構建的外藏系統象征著中央集權體制被模擬在陵園』[51]。
漢承秦制,西漢帝陵外藏坑的象征意義應當與秦始皇陵是一致的。
漢景帝陽陵已發掘的11座外藏坑『代表和象征的是衛尉、宗正、少府三卿或其下屬官署機構』[52]。
江村大墓四周的外藏坑無論從其數量規模、分佈形式、形制結構、文物內涵等諸多方面都與漢景帝陵高度一致,特別是其中也出土了多枚官印,因此,這些外藏坑也應當是模擬官署機構。
這種圍繞主墓室設置的大量外藏坑既然具有如此象征意義,在中央集權逐漸加強的秦漢時期,其墓主應當非皇帝莫屬。
綜上所述,漢文帝霸陵的地望在唐宋之前,一直被認為在白鹿原上,但具體位置不詳。
近世以來,可能受到唐代帝陵『因山為陵』的影響,有學者認為漢文帝霸陵『因其山,不起墳』[53]的陵墓形式應與之相仿,而距竇皇後陵不遠的『鳳凰嘴』因其奇峻的地形地貌特征,尤易誤導人們的認識。
再加《類編長安志》未經縝密考證,即言霸陵『在白鹿原鳳凰嘴下』,致使以訛傳訛,貽誤後世。
近年來,經多次考古勘探、地質探測證實,『鳳凰嘴』並無陵墓遺存,徹底否定了霸陵在『鳳凰嘴』之說。
而考古發現的江村大墓及其周邊的遺跡,形成了一個較為完整的陵區,與漢文帝霸陵前後的漢高祖長陵、漢景帝陽陵、漢武帝茂陵等西漢帝陵形制要素相近,平面佈局相似,整體規模相當,並有顯而易見的發展演變軌跡。
因此,可以確認江村大墓即為漢文帝霸陵。
向上滑動閱讀註釋
[1] a.陜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江村大墓考古工作主要收獲[N].中國文物報,2021-12-24(5).b.馬永嬴,曹龍,朱晨露.江村大墓墓主考[N].中國文物報,2021-12-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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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陜西省考古研究院.漢陽陵帝陵東側11~21號外藏坑試掘簡報[J].考古與文物,2008(3).
[49]陜西省考古研究院等.漢武帝茂陵考古調查、勘探簡報[J].考古與文物,2011(2).
[50]資料現存於陜西省考古研究院。
[51]段清波.外藏系統的興衰與中央集權政體的確立[J].文物,2016(8).
[52]焦南峰,馬永嬴.漢陽陵帝陵DK11~21號外藏坑性質推定[C]∥漢長安城考古與漢文化.北京:科學出版社,2008:305.
[53]同[6]:97.
《作者:馬永嬴 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原文刊於《考古與文物》202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