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年間中國已經逐步走上了下坡路，貪污也逐步成了常態化的事情。
到乾隆後期中國突然發生了一場大案，也就是『甘肅通省官員冒賑侵貪監糧案』，主犯王亶望攀附和珅，行賄了不少錢財，最後被處以死刑。
清高宗向來以寬處事，這次為何突然一反常態，大肆反腐倡廉了呢？
王亶望《？
——1781年》，山西臨汾人，清代官員。
江蘇巡撫王師之子。
乾隆十五年《1750年》考中舉人，捐資得知縣。
歷官甘肅寧夏知府、甘肅佈政使、浙江巡撫。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閏五月，甘肅揭出通省官員冒賑侵貪監糧大舞弊案。
甘肅產糧少、州縣倉儲困難，原有捐監舊例，以為權宜調劑之用，令民輸麥，予國子監生，得應試入官，謂之監』。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重開此例。
所謂『捐監』，就是為解決糧食欠收問題，官府允許一些人通過捐糧換取監生資格。
王亶望利用陜甘總督勒爾謹昏聵，把糧食折成銀兩，進行『監生』資格拍賣。
他向朝廷謊報旱情，編造說把『監糧』用來賑災了。
實際上，他把捐納的銀兩全部私分，從總督到州縣官員人人有份。
甘肅省侵吞賑災銀2萬兩以上的有20人，1萬兩至2萬兩的有11人，1000兩至9000兩的有26人，而要犯勒爾謹、王亶望、佈政使王廷贊、蘭州知府蔣全迪等還不算在內。
從王亶望家抄出的貲產竟有300萬兩之多。
高宗說：『此案若照侵盜錢糧一千兩以上應斬正例，則所有各犯皆應置之重典。
特以人數眾多，不忍一概駢誅。
因照侵冒銀數多寡稍為區別。
『即使寬大到侵貪1萬兩以上又無守城功的處死，也幾乎囊括了甘肅省絕大部分官員。
此案陸續正法者共有56人，免死發遣者有46人。
誰料事情至此並未結束，閩浙總督兼領浙江巡撫陳輝祖在査抄王亶望家產時，鬼迷心竅，私藏偷換金玉器、字畫等物，被高宗痛斥為『盜臣』處以斬監候。
後來又因他在閩浙兩省任內州縣虧空嚴重，被賜令自盡。
愛新覺羅·弘歷
其實，乾隆皇帝對各省督撫大吏狀況是有自己的基本估計，他說：『各省督撫中潔己自愛者，不過十之二三』；而舉朝文武瞻徇情面、營私枉法，『上下扶同之習，固結不解，各省皆然』。
乾隆皇帝不禁感嘆：『是使朕竟無可信之大臣』乾隆皇帝主要是指封疆大吏而言，至於朝廷大臣，他很少懷疑，因此，乾隆朝懲貪，主要是打擊地方上的貪官污吏，在這一點上，與朱元璋有所不同。
導致一個封建王朝由盛轉衰，由治而亂，社會矛盾激化，主導因素首先來自統治集團內部，根源在貪官污吏。
由上而下，大大小小的貪官污吏猶如吸血虱蟲，上侵國帑，下吸民膏，不但為百姓之大害，亦是國家之大害。
貪污納賄一旦效尤成風、浸透了官場，就會出現『蠹眾而木折，隙大而墻壞』的後果，必然會動搖和瓦解封建王朝的統治根基因此，任何一個有政治遠見的封建帝王，都能在一定程度上認識到貪官污吏對社會的危害。
而在這方面，乾隆皇帝論述之多，認識之深，在歷代帝王中均不多見，也充分體現了他的法治思想。
但是認識與采取行動並不是一回事。
首先，乾隆皇帝對官場中貪污納賄的普遍性有一定認識。
他說，官場風氣敗壞，積習已久，效尤成風，所以才貪黷者常多，而廉潔者常少，故官犯中以侵貪者偏多，這是他長期從政得出的結論。
有統計資料表明，整個乾隆朝較重大的彈劾案共計4600餘件，其中涉貪案有589件，占全部彈劾案的12%強。
由此證明，封建社會官吏與貪侵確有不解之緣。
其次，向來人們對官史貪贓索賄、聚斂搜刮民財者認識較清，稱之為貪官；而對那些利用職權侵蝕國家倉庫、虧空錢糧的官吏或認識不清或判處較輕。
對此，高宗指出：『漁利於民者，貪也；蠹蝕於官者，侵也』他把這種侵貪國家財產的官吏稱為『盜臣』。
而這種盜臣，『以無畏之心，而濟之以無窮之欲，派累以肥橐者有之，因事而勒索者有之，甚至枉法而受贓者有之。
朝廷之府庫，且所不顧，更何民瘼之可矜，何民膏之足惜，此侵則必貪，勢使然也』。
因此，不管是貪官，還是盜臣，『厥罪惟均』，後者同樣是令人厭惡。
貪官是以服官、受祿又有養廉銀之人，而為盜賊之行，蠹國病民，其罪非但不可逭，而且『幹犯法紀之人，莫如悖逆、貪污二者，於法斷無可縱』。
將貪污和悖逆相提並論，是相當深刻的論述。
其三，乾隆皇帝發現，對於侵貪案，人們不但認識模糊，而且量刑也往從寬。
『有督撫輕擬，經九卿改入情實者；有九卿混入緩決，經朕指示情節，改入情實者』。
由此而帶來的後果是嚴重的，『蓋立法而法不行，則人心無由知警。
向來侵貪之犯人，人皆知其必不正法，不過虛擬罪名，是以侵漁之案，日積而多。
若不亟為整頓、則營私蠹國之風，由茲日長，漸至釀成錮習』。
高宗還說過，與其失之寬而使犯者眾，莫若明白地讓他們知道無從假借，有所警戒，從而不致重蹈覆轍，使更多的人能得到保全。
他主張惟一犯侵貪，即入情實，且即與勾決』，使『人人共知法在必行，無可幸免』,『俾共知潔已奉公之大義』。
由此可知，王亶望則是必死無疑，隻有殺了他才能殺一儆百，這也符合乾隆皇帝『即入情實』的主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