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十三朝古都，長安城在唐朝以後再也沒沒有被後代王朝作為國都，這是什麼原因？
要搞明白這個原因， 首先我們需要知道它又是怎樣成為十三朝古都的？
在討論這個問題之前， 為了避免抬杠，我們還需要清楚， 現代意義上的西安和古代的長安的區別，以及長安城和它成為長安城之前的區別！
西安是一個現代城市名稱， 地域面積囊括了古代的灃鎬兩京、咸陽、以及後來的長安古城。
所以我們現在說的十三朝古都，其實主要是指現在意義上的西安城范疇，即 現在的西安境內古代曾經被十三朝作為古代都城。
畢竟， 豐京不等於鎬京，而咸陽和長安城又是隔渭水相望。
如果單單就長安城作為國都的歷史來講， 我們首先得把秦朝以及秦朝以前的西周排除掉。
即便是擁有同樣名字的長安城， 漢朝的長安城和隋唐的長安城范圍都不一致。
所以為了避免出現歧義， 我們今天所講的長安城， 應當包括更廣泛的在今天的西安以及西安附近建都的地方。
最早在這塊地上建都的應該算是崇國， 崇國的國名最早來自於大禹的父親鯀，堯帝以鯀建造城郭有功， 將他封在嵩山附近一帶的崇地， 負責管理那裡的百姓， 得名『崇伯鯀』，夏朝的崇部落就在這一代， 商滅夏以後， 將崇國遷到今天的西安鄂邑區一帶。
公元前1051年， 作為滅商的前期工作， 周文王滅掉了崇國《部落》，並將都城從岐山山腳的周原一帶遷到崇國這裡， 在灃水河西岸建造都城，取名豐京。
這是西安建都史的開端。
周武王滅商以後， 在灃水河東岸建造鎬京，作為治理國政的政治中心， 而先前的豐京則主要作為宗廟祭祀的地方。
兩地合成豐鎬， 共同成為西周王朝的國都，當然實際上課本或者地圖標記上都習慣把西周的國都標記為鎬京。
此時鎬京能夠得以建都的主要原因相對簡單， 這裡是周王朝勢力比較集中的地方， 加上位於河流交匯處， 便利的運輸條件和肥沃的沖擊平原，給周王朝的運行提供了強有力的物質基礎。
周公旦借助三監之亂將周王朝的控制范圍拓展到黃河中下遊以後， 為了加強對東方控制的需要， 在黃河出山口以東的平原地區建造了洛邑，並在此駐守成周八師來監視東方各國。
從這裡其實就可以看出洛邑地區對於關中王朝的重要性，同樣的交通便利，退可以防守關中，進可以直達山東各地，也對應的埋下了未來取而代之的伏筆。
洛邑不僅駐守有周王朝的主力成周八師，甚至連周王朝的九鼎都安放在此，洛邑作為周王朝的東都， 其重要性甚至超過了鎬京， 這也是後世爭議的西周王朝的都城實際在洛邑的原因。
公元771年，犬戎部落攻破鎬京， 這是長安第一次被毀掉， 周平王鑒於鎬京僅剩殘垣斷壁，被迫遷都洛邑， 開啟了東周八百年歷史。
實際上，整個東周時期， 曾經的國都鎬京已經完全被廢棄。
犬戎的侵擾成就了秦國，作為對秦襄公護駕有功的褒獎， 周平王將岐山以西的地方交給秦襄公經營， 秦國得以立國，隨著秦國控制面積的擴大， 秦國的都城也一步步從西向東遷移， 前776年，秦襄公遷都汧邑，前677年， 秦德公遷都雍城《後來的鳳翔》，前374年， 秦獻公自雍城《今陜西鳳翔》遷都至櫟陽城，前350年， 秦孝公采納商鞅的建議， 將都城從櫟陽城遷到咸陽。
在渭河北岸築咸陽城。
西安地區經過420年的荒廢，隨著秦國的強大重新被定位為都城。
秦朝滅亡以後， 咸陽城被項羽一把火毀掉，這是長安第二次被毀滅， 楚漢之爭勝利以後的前202年， 漢高祖劉邦與大臣經過討論， 決定定都咸陽附近的長安，得名於秦始皇的弟弟長安君的封邑，實際位置就在和咸陽隔渭河相望的對岸。
但這時的長安還是一片鄉野，漢高祖隻好暫居櫟陽城，派蕭何營建新都城。
兩年以後， 新城建成，取名長安城，漢高祖從櫟陽城遷都長安城。
長安城正式作為國都名出現在歷史上。
關於建都長安的決定， 當時漢高祖的群臣因為大多是從東方而來， 更傾向於建都洛邑，大臣婁敬建議定都關中， 漢高祖拿不定主意， 詢問張良， 張良給出的建議是：洛邑周圍都是平原，四處開闊，無險可守，而關中地區有函谷關防守東方， 南有巴蜀豐富的農業支持，北方有胡人畜牧的便利，其本地又是沃野千裡，如果東方有變，則可以順流而下。
所謂金城千裡，天府之國。
張良因此支持婁敬定都關中的觀點。
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 定都關中的主要考量，一個是關中的物產豐富， 其次是對於東方的控制，進可攻，退可守。
盡管此時北方強大的匈奴正對漢王朝虎視眈眈， 但主要威脅還是在漢匈邊境一帶，整個關中地區不像西周晚期那樣頻繁受到胡人的威脅。
張良的話裡甚至把附近胡人的畜牧業當做物資來源。
關中地區的安全感，是西漢王朝定都關中的主要原因。
可以這麼說， 當時的關中地區即沒有當年犬戎部落的威脅，也因為函谷關的扼守而不必擔心來自東方的威脅。
後來漢景帝時期爆發七國之亂， 齊國聯軍浩浩蕩蕩殺向長安城， 連函谷關的大門都還沒看到， 就被從長安出發的漢軍澆滅，就是一個很好的論證。
漢朝長安城面積約36平方公裡，大約是同時期羅馬城的四倍。
長安城有12座城門和8條主要街道，最長的街道長5500米。
城內的宮殿、貴族宅第、官署和宗廟等建築約占全城面積的三分之二。
全盛時期如漢平帝元始二年《2年》時，城中有8.8萬戶，24.6萬人，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座規模龐大、居民眾多的城市。
司馬遷在《貨殖列傳》中寫道：『故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奇怪的是， 東漢竟然把都城搬到了洛陽，這又是為何？
首先是西漢末年，連年戰亂，公元23年， 綠林軍攻入長安，王莽被殺，長安城第三次被毀，而洛陽反而因此得以相對保全，定都洛陽要遠比定都長安省時費力，減少成本。
其次是洛陽更靠近劉秀的發家之地南陽地區， 南陽是劉秀起家的地方， 也是劉秀很多手下大將出發之地，定都洛陽更靠近自己的大本營，鞏固劉秀的統治。
第三就是剛剛拿下大漢帝國的劉秀並沒有太大的目標，鑒於百廢待興，力量薄弱， 選擇洛陽建都史最劃算的選擇。
劉秀建立東漢以後， 西域諸國紛紛要求東漢王朝恢復『都護』管轄，莎車、鄯善、車師、焉耆等國甚至派人到洛陽『請立都護』，東漢光武帝劉秀因『天下初定』，『匈奴未服』而沒有允諾。
東漢初期的疆域范圍
對劉秀而言， 關中以西的地方不再成為他關注的地方。
東漢王朝對於西域地區的統治是在漢明帝以後逐漸恢復的 ，在漢明帝時期， 東漢帝國突然發現自己又行了， 於是展開大規模的對匈奴反擊戰， 對西域的經營也馬上提上日程。
東漢末年， 董卓部將李傕、郭汜之亂令『關中地區二三年無復人跡』，長安城第四次被毀滅， 其毀壞程度甚至超過了被董卓一把火燒掉的洛陽。
三國時期曹魏主要威脅在南方的劉漢和孫吳政權， 更無暇考慮關中地區， 因此最終也隻能選擇定都洛陽。
從此長安暫時失去了作為國都的資格，盡管南北朝時期，一些地方割據政權定都與此， 但那也隻不過是退而求其次，畢竟他們控制的地方就那麼一丟丟，矮子裡邊挑將軍也隻能選擇相對較好的長安。
但是這種安排卻給了長安逐漸復蘇的機會，隨著北方逐漸被北魏統一，局勢逐漸安定， 北方的農業生產也得以恢復。
長安城也因為其關中的地理優勢， 逐漸聚集了大量的人口。
因此脫胎於北魏的西魏重新定都於此，後來的北周更是從這裡走出去重新統一了北方。
因此在隋朝建立以後， 長安獲得了重新建城的物質和政治基礎。
隋王朝最初選擇延續前代北周的都城，居住在漢長安城內， 但由於年代久遠， 建築倒塌嚴重， 城內殘破不堪， 於是582年，隋文帝命隋代建築大師宇文愷在漢長安城南邊營建新都，由於隋文帝早年被封大興公，因此新都取名大興城。
大興城從內到外， 先營建宮城，在在外部營建皇城， 歷時九個月宮城和皇城先後完工。
最為封建王朝裡有名的基建狂魔， 隋王朝的大規模基建工程才剛剛拉開序幕。
第三年由大興城東鑿運河300餘裡至潼關，名為廣通渠，引渭水註入渠中使漕運直通黃河。
隋煬帝楊廣即位，605年，建通濟渠運河，自大興城至江都《今揚州》，613年， 又動用10萬餘人修築大興城外郭城，大興城的總體格局至此形成。
大興城總體面積約84平方公裡，通過運河連接黃河， 再通過通濟渠，直達江南的揚州。
南方的糧食和物資可以直接通過運河直達大興城。
為此隋煬帝在東都洛陽修建糧倉， 囤積了全國一半的糧食。
此時的關中地區和兩漢時期就發生了比較明顯的變化， 兩漢時期的關中地區， 平原廣佈， 農業發達， 主要糧食僅靠關中地區就基本能夠滿足， 但經過魏晉南北朝近三百年的戰亂， 以及南北朝晚期到隋朝時期該地區人口的恢復和增加，人們開荒墾林，大量的森林被砍伐， 荒地被開墾， 導致水土流失嚴重，農業產能也逐漸枯竭， 這就迫使隋王朝不得不通過開通運河的方式從東南地區獲得糧食供給。
唐王朝建立以後， 李淵將大興城改名長安城， 此後唐太宗和唐玄宗先後完善長安城的建造， 增建了大明宮和興慶宮等宮殿建築。
唐長安城的整體結構就此定型。
唐長安城周長達35.56公裡，面積約87.27平方公裡，是如今西安城墻內面積的9.7倍，西漢長安城的2.4倍，元大都的1.7倍，明清北京城的1.4倍，公元447年所修君士坦丁堡的7倍，公元800年所修巴格達的6．2倍，古代羅馬城的7倍。
至盛唐，長安為當時規模最大、最為繁華的國際都市。
唐長安城相比隋大興城主要多了一個大明宮和興慶宮，買東西一次最早就是源自於唐朝東市和西市。
唐玄宗天寶年間， 爆發長達八年的安史之亂， 叛軍攻入長安城， 這次災難對長安城造成了難以估量的損失，長安城再一次遭到毀壞。
在安史之亂以後的唐朝， 由於宦官幹政和地方割據勢力的雙重政治問題， 導致長安城反復遭到兵災。
唐僖宗時期，王朝內爆發黃巢農民起義， 起義軍後來再次攻入長安， 將宮殿一把火燒毀。
世界第一大城市就此一蹶不振。
從此以後，不論是五代十國， 還是先後起而代之的大一統王朝宋、元、明、清， 都再也沒有將長安作為都城。
長安的主要幾個王朝都城所在位置
經濟的惡化或許可以算作一個原因， 到唐宋時期， 經濟中心逐漸完成南移，南方經濟逐漸超過北方， 成為全國經濟重心。
而曾經富庶的關中地區由於水土流失和經濟破壞，洪澇、幹旱等異常天氣頻發， 往日的榮光已經不再。
後期的唐朝在糧食、財政上就依賴於江南的供養。
如此，維系南北經濟聯系的運河也就成為了國家的經濟命脈。
除此以外， 後來的歷代王朝也都有其自我選擇的獨立因素。
唐朝末期，隨著藩鎮割據的加劇， 每一個地方藩鎮都極力營建自己的地方城市，彼時全國各地一大批城市因此得以發展擴大，與此時頻遭破壞的長安形成此消彼長的關系。
後來的國都開封就是在這一時期被建造起來。
而由於開封處於各個運河生命線的中央，掌控開封也就相當於掌控了天下財富的中樞，『汴水橫亙中國，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盡南海，半天下之財賦，並山澤之百貨，悉由此路而進』。
所以唐朝滅亡後，朱溫定都於開封，也就是開始了王朝直接控制運河生命線的歷史。
此後的後晉、後漢、後周也延續了此政策。
後周在變成北宋之前， 實際就已經具有了統一全國的實力， 主要因素除了郭威等人的改革， 控制運河生命線也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
北宋初，在趙匡胤的計劃裡， 上策是建都長安， 中策是建都洛陽， 下策才是建都開封， 鑒於長安已經毀的不成樣子， 他一度想落實遷都洛陽的想法， 被其弟趙匡義勸阻。
趙匡義認為定都開封可以控制天下財政，『懲唐季五代藩鎮之禍，蓄兵京師，以成強幹弱枝之勢』，在這樣的情況下，趙匡胤如果堅持定都長安，那就難以用中央禁軍控制生命線，也就是無法掌控天下財政，為藩鎮割據埋下隱患。
對於財權的掌握是宋朝政府的立國之策。
借鑒唐朝亡於地方藩鎮的教訓， 北宋在削弱地方力量上簡直是不遺餘力，而建都開封，利用運河的便利來掌控天下財權，也基本符合北宋的立國思想。
開封《東京》的運河網絡
在這一點上， 趙匡胤的格局明顯不如他弟弟。
我們可以向想象的是， 如果北宋定都長安城，首先面臨的一個問題就是物資運輸問題， 這將會極大的削弱帝國首都的凝聚力， 其次就是外患威脅，長安的位置更靠近後來的西夏，位於戰爭前沿， 或許會激勵長安成為一座軍事要塞， 匯集更多的戰略資源， 但從北宋後來的對外政策以及內部的三冗問題來看， 這隻能讓北宋帝國政府更加的恐懼罷了。
這一點可以參考唐朝後期， 吐蕃國兵臨長安城下的歷史， 在國力不夠強大的時候， 定都長安隻不過是將自己置於更加危險的境地。
而在國力強大的王朝， 定都長安則隻會讓國力更加昌盛。
公元820年時期的唐朝，唐帝國丟掉河西走廊， 長安城從此時刻面臨吐蕃國的戰略威脅
畢竟， 歷代定都長安的大一統王朝， 都曾將西域納入中原王朝的懷抱。
而元朝定都大都《北京》除了長安已經失去自身優勢以外， 主要原因還是在於大都附近是元世祖忽必烈起家之地。
得益於早年被蒙哥派來專門經營當時占領的金國故地， 包括整個淮河以北的漢族農耕地區， 都逐漸成為忽必烈的重要資源， 使得他在蒙哥死後能夠依靠漢地資源打敗幼地阿裡不哥奪得汗位。
另外一個值得一提的原因是大都之前曾經作為金朝南遷之前的首都， 具有一定的城市基礎， 否則忽必烈大概率要定他在1256年特意營建的新城開平府《後來的元上都》了。
畢竟建造這座城市的初衷就是為了取代蒙古帝國的心臟城市——和林。
在整個元朝，上都是蒙古貴族大會——忽裡臺大會的舉辦地， 也是元朝皇帝即位登基的地方， 然後才返回元大都處理朝政。
至於明朝， 嗯， 不得不說， 漢人政權對於定都長安是情有獨鐘的， 這或許是因為長安作為最初漢族政權的龍興之地，給後來的漢人政權帶來的一種認祖歸宗的情結。
朱元璋曾經和趙匡胤一樣， 也曾想遷都長安，為此甚至派太子朱標去長安考察， 不幸的是朱標考察回來以後不久就因病去世， 備受打擊而且已經步入晚年的朱元璋不得不放棄這一打算，
朱元璋在當年底親自撰寫的一篇《祀灶文》中，表達了萬般無奈的心情：『朕經營天下數十年，事事按古就緒。
維宮城前昂後窪，形勢不稱。
本欲遷都，今朕年老，精力已倦，又天下初定，不欲勞民。
且興廢有數，隻得聽天。
惟願鑒朕此心，福其子孫』
一副聽天由命的可憐相，聽起來真是異常淒涼。
朱標去世六年以後， 朱元璋即告別人世。
靖難之役以後， 從北京起家的朱棣不顧南京多數臣民的反對， 將國都前往自己的勢力大本營——北京城， 其實倒沒太多可以分析的地方，加入他當初不是被封在北京為燕王，而是代替其二哥被封在關中為秦王， 毋庸置疑靖難之役以後他必然是要遷都於長安——如果那時他還有能力取建文帝而代之的話。
所謂天子守國門， 君王死社稷的說法， 更多的是我們後人對明王朝作為最後一個漢族政權的情懷。
至於清王朝， 如果他有魄力定都長安或者南京，面對四面包圍的漢族人口，又距離自己的龍興之地數千裡之遙，我不敢保證他能活到二十世紀初。
所以長安城之所以失去其作為封建王朝首都的地位， 原因必須要從內外兩個因素去看。
關中地區的經濟惡化是一個方面， 單單這一個因素並不能改變它的地位， 畢竟隋唐兩代仍然可以憑借強大的統治能力使其成為全球最偉大的城市。
戰爭也並非根本因素， 畢竟長安城歷史上遭到多次毀壞， 既然曾經可以重建， 如今也依然可以重建。
而在王朝實力不足的時候 ，退守中原，依靠最便捷的河道運輸來保障首都的生命線才是最為穩妥的保障。
開封城雖然處於無險可守之地， 但其畢竟位於北宋王朝的中央地帶， 外圍擁有廣闊的戰略縱深，打不過， 就躲遠點。
這是當時面臨諸多外部政權威脅的北宋權宜之計。
但強大如元、明、清，主要權利來源都是通過自身的努力奮鬥所得， 所以國都自然要選擇對自己最為有利的地方。
北京城，不僅是元帝國的力量中心，也是朱棣的力量中心， 更是距離清王朝龍興之地最為接近的大城市。
當初劉秀選擇洛陽為都城其實也是這個原因。
這就是我在之前的文章裡經常提到的一個史學觀點， 歷史的發展有其必然性，但也會時常被偶然性所改變。
而長安之所以失去其封建王朝首都的地位， 正是歷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雙重作用下的結果。
全文完，既然看到這裡， 就點個關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