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汾旅的前身,山西新軍決死第三縱隊及所屬各團組織沿革發展簡史。《網路歷史》

筆者這回來介紹一下我軍著名部隊『臨汾旅』的前身——山西新軍決死第三縱隊及其下屬各團《總隊》的組織沿革史,該縱隊在晉西事變前曾發展到八個團《總隊》共九千餘人,但在事變中卻遭到嚴重損失,三個主力團叛變。

經過重新整頓後,決死三縱隊雖一度被縮編為兩個團,但也同時走上了新的征程。

1938年決死三縱隊部分領導在山西長治,右一為政委戎子和,右二為參謀長顏天明

決死三縱隊最初是1937年12月由決死第七、八和九總隊合編而成,縱隊長陳光鬥和參謀長顏天明都是脫黨分子,政委是積極分子戎子和,政治部主任是地下黨員董天知。

這樣從一開始,三縱隊就處於進步力量的領導下,這種局面當然是為山西軍閥閻錫山所不容許的,所以才半年時間,陳光鬥就被調回山西秋林任新軍副總指揮就,實際上被架空,縱隊長由顏天民接任,同時閻錫山又相應提拔了一些頑固派舊軍官。

太原淪陷後,決死三縱隊轉移到晉南地區,後開辟晉東南抗日根據地,行政上稱為第五行政區,由原決死七總隊隊長、進步舊軍官王子玉擔任副司令員。

第五行政區後陸續成立四個保安支隊和一個政衛營,秋林會議後整編為保安第九、十團。

這期間晉東南各地又陸續出現了由各地下黨組織的遊擊隊,分別被整編為遊擊第十、十一團和第32團,以上五個團在指揮上也全部納入三縱隊建制。

1939年4月秋林會議後,為控制三縱隊,閻錫山宣佈取消縱隊部和政委制,並將三縱隊主力六個團分拆為晉綏軍獨立第三旅和第197旅,除第32團外各團也都定了新番號,但因為晉東南天高皇帝遠所以各團的新型號沒有使用。

戎子和、董天知等也見招拆招,除了對頑固派旅長趙世鈴的第九總隊不能完全掌控外,對其他團都作了可靠佈置,但由於部分領導的麻痹大意,使其中混入了偽裝的兩面派分子,進而導致後續反頑鬥爭的失利。

決死三縱隊長戎子和、政治部主任董天知

第七總隊前身是成立於1937年5月的國民兵軍官教導第十團,該團招募了來自晉中、晉南19個縣的1600餘名進步青年和小學教員,整編為三個營十二個連,由頑固派舊軍官李冠軍擔任團長,各級軍官也均系舊軍官,政工幹部則均出自太原軍政訓練班和犧盟會特派員訓練班。

9月,教十團被改編為決死三總隊,閻錫山起初想用這支新軍堅守太原,但在八路軍勸說下即調該團前往晉南開辟抗日根據地。

1937年12月擴編為決死三縱隊前,原總隊長李冠軍得知升職無望,企圖率部叛變但被挫敗,李冠軍後被押往第二戰區司令總部,並自殺身亡。

事後第三總隊主力被改編為七總隊,另抽出部分幹部和部隊與晉南新招募的青年合編為第八、九總隊。

部隊改編後由王子玉任總隊長,董天知兼政治部主任,王子玉調職後由表現相對進步的舊軍官張濟接任總隊長。

1939年4月,決死七總隊改屬獨三旅,為了預防閻錫山搞事情,地下黨員盧正維被提拔為第一大隊長,再加上九個中隊長中有四個是地下黨員,進步勢力原本是具有一定反擊力量的。

但總隊政治處主任、積極分子郭鴻璜才21歲,年輕沒有經驗,沒有識破張濟的真面目。

後者經常在公開會議上大罵頑固派,表示不會跟著閻錫山,連縱隊政治部主任董天知也認為其『沒問題』,這都為之後七總隊的叛變埋下伏筆。

1938年7月,決死三縱隊部分指戰員在勘察地形

第八總隊是1937年12月由決死三總隊抽出部分軍事幹部,加上軍政訓練班、教十團和隨營第三分校的部分學員,以及在晉南地區招募的農家子弟組建而成,很快發展到三個大隊十個中隊的規模,總兵力1500餘人。

總隊長起初為舊軍官劉寶堂,後換為頑固派舊軍官白英傑,政治處主任起初為地下黨員秦淮,後秦淮調去民大任教,主任由紀忠接任。

白英傑雖然立場頑固,但打仗和指揮還是有點能力,在1938年5月對日偽軍的秦崗戰鬥中,三大隊長李蔭漢英勇犧牲。

同年冬,大後方電影攝制組還來到晉東南根據地,將八總隊體育比賽和檢閱民兵的場景拍入戰地紀錄片《華北地方是我們的》,在後方公映並引起不小反響。

秋林會議後白英傑調任決死二縱隊196旅旅長,總隊長由表現相對進步的孫瑞琨接任。

1939年4月,決死八總隊改屬獨三旅,為了預防閻錫山搞事情,八路軍幹部陳明被提拔為第三大隊副隊長,此時全總隊的九個中隊長中有五個是地下黨員,再加上傾向進步的八中隊長李志剛,進步勢力原本是占用優勢的。

但政治處主任、北師大畢業生陳士平盲目信任偽裝進步的兩面派分子孫瑞琨,為之後八總隊的叛變埋下伏筆。

1938年決死三縱隊部分領導轉移途中聚餐,左一政治部主任董天知

第九總隊是1938年1月由國民兵軍官教導第六團的兩個營和第七團的一個營合編而成,總兵力三個大隊十個中隊共1250多人,總隊長是頑固派舊軍官趙世鈴,政治處主任是積極分子任映侖,軍官均系教導團的舊軍官、軍士,政工幹部則來自軍政訓練班。

趙世鈴起初表現還不錯,3月初八路軍朱總司令還應邀到九總隊作報告,對該總隊表現還是比較滿意的。

轉移到晉南後,由於與上級組織一度失去聯絡,總隊政治處主任任映侖在一年半的時間裡沒在總隊裡建立地下黨組織,使得地下黨在該總隊的控制力明顯偏弱。

一直到1939年秋,積極分子郝廷珖才被縱隊部派來擔任政治處主任,試圖重建和發展地下黨組織,結果引起趙世鈴的敵視,趙世鈴黨羽與政工幹部之間多次發生爭吵,甚至幾度拔槍威嚇。

其實早在1939年春,趙世鈴去秋林受訓被閻錫山任命為第197旅旅長後,其態度就明顯轉向頑固,經常和政工幹部對著幹。

為了壓制趙世鈴,縱隊領導采取了一定措施,比如提拔與趙世鈴有矛盾的舊軍官王壽堂為代總隊長,另提拔一些地下黨員為中隊長。

但總的來說,這些措施實行得有些晚了,再加上縱隊領導始終顧慮重重,不敢對態度囂張的趙世鈴采取措施,最終釀成大錯。

1938年朱總司令在山西長治給三縱隊幹部訓話

遊擊第十團前身是1938年3月由山西民大四分校六隊的300名學員編成的民大四分校遊擊第一支隊,隊長是原紅四方面軍幹部雷震,4月這支部隊收編了地下黨員王祖堯組織的鐵路工人自衛隊200餘人,6月又收編民大四分校遊擊四支隊200餘人,7月又收編夏縣遊擊隊二支隊500餘人。

1939年秋林會議後該團被編入第197旅,旅長趙世鈴曾幾次陰謀要雷震把進步幹部組團送去旅部,但都被雷震以各種借口頂回去。

遊擊第十一團前身是1938年春舊軍官李其昌在臨汾農村組織起的三縱隊遊擊二支隊,後陸續收編由安邑縣工農組成的遊擊五支隊、翼城縣遊擊二支隊和翼城縣遊擊五支隊,團長仍為李其昌,後為進步舊軍官劉修堂。

1939年秋林會議後,該團被編入第197旅,並收編了兩個起義的偽軍連隊,任命起義連長牛善齋為一營長。

至晉西事變前,該團因對日、頑作戰減員,被縮編為兩個營共1000餘人。

第32團前身是1938年11月由翼城等六縣人民自衛大隊合編成的政治保衛四支隊,支隊長是從決死一縱隊調來的紅四方面軍幹部胡正平,起初轄三個大隊共1200餘人,後集中整編時,一些戰士因不願離開家鄉而自動離隊。

1939年7月,四支隊轉移到晉東南根據地,改稱第32團並納入獨3旅建制,後來的志願軍第180師師長、紅四方面軍幹部鄭其貴也在這一時期被調到該團,化名孫澋正。

遊擊十團團長雷震,32團團長胡正平

保安第九團前身為1937年壺關縣長、地下黨員張恒業組建的縣自衛總隊,次年2月,參加過東北抗日義勇軍的地下黨員高體乾調來擔任總隊長,大大增強了部隊的軍事素養。

3月,總隊改稱晉東南遊擊第一支隊,四個月後改稱第五行政區保安一支隊,1939年6月與政治保衛營合編為保安九團。

該團團長起初為頑固派舊軍官於文華,後地下黨組織抓住他貪污的把柄將其驅逐出部隊,並由高體乾接任團長。

保安第十團前身為1938年7月由晉城、沁水縣遊擊隊和潞城縣獨立營合編成的第五行政區保安二支隊,支隊長是舊軍官盧有年。

1939年6月,該支隊與由民大六分校的四支遊擊隊編成的保安四支隊合編為保安十團。

8月,盧有年與晉綏軍將領孫楚搭上關系,開始密謀叛變,地下黨書記高治國發現了盧有年的陰謀,並說服第五行政區保安副司令員王子玉將保安十團駐地調到保安九團附近,以防萬一。

1939年下旬,被閻錫山任命為第三行署主任的晉綏軍將領孫楚率兩個連抵達晉東南地區,並在背靠蔣軍五個嫡系軍的有利形勢下開始發展三縱隊的舊軍官叛變。

11月下旬,盧有年在孫楚命令下企圖叛變時被地下黨識破,被迫挾持團部20餘人及一個連叛逃,王副司令員的老部下李契之後被任命為團長,並協助地下黨解除了有叛變危險的一、五、六連的武裝。

李契之隨後率一個半營去追擊叛逃的二連,結果因遭到蔣軍第47軍圍攻而不得不撤回。

保安九團團長高體乾,被害的196旅政治部主任張鳳閣

12月初,孫楚開始陸續組織頑軍搗毀第五行政區的後方機關和各縣政府,面對孫楚的步步緊逼與決死一、二、四縱隊陸續開始與閻軍決裂或是清洗舊軍官的局面,縱隊領導不僅未能及時處置頑固派分子趙世鈴、盲目信任兩個兩面派總隊長,還在這關鍵時刻陸續離開崗位去開會,給頑固派分子發起叛亂造成了可乘之機。

12月23日,第八總隊長孫瑞琨及其副手、隊附袁士璉首先發難,在沁水縣苗溝村開會時逮捕政工幹部及進步軍官40餘人,並殺害總隊政治處主任陳士平、一大隊指導員閻彥之等八人,隨後其率部投靠了孫楚。

兩天後,獨3旅旅部也在參謀主任李翔初、副官武振裔的欺騙下,以『躲避叛軍襲擊』的名義投靠到孫楚那邊。

12月26日,第七總隊長張濟也發動叛亂,以開會之名誘捕了總隊政治處主任郭鴻璜、第一大隊長盧正維等24人,其中包括前來避難的第197旅政治部主任張鳳閣與第九總隊政治處主任郝廷珖,這些幹部後來也都被移交給孫楚。

在翼城縣執行任務的三中隊長戴錚識破了張濟的陰謀,帶領全中隊100餘人經四個月的轉戰成功歸隊,兩個月後六中隊分隊長師府洋也帶著70餘人成功脫離叛軍並回到根據地。

1940年1月遊擊十團與決死一縱隊勝利會合

12月27日,第197旅旅長趙世鈴召開第九總隊幹部大會,公開宣讀閻錫山要他叛變的密令,宣佈正式叛變,不過為安撫人心,他隻逮捕了平時與他鬥爭最堅決的組織幹事楊鳳鳴,對於其他政工幹部的去留則幹脆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不知道遊擊十團團長雷震真實身份的趙世鈴還企圖拉攏其一起叛變,鬥爭經驗豐富的雷震假裝答應,卻暗中率全團迅速轉移,安全抵達決死一縱隊控制區。

在得知三個總隊陸續叛變後,遊擊十一團團長劉修堂迅速率該團二營掩護包括戎子和、董天知在內的縱隊政治部及第五行政區後方機關轉移,一營營長牛善齋果然叛變並前來襲擊,結果遭到二營六連痛擊,不得不撤退。

隨後二營營長盧育桐也帶著該營四、五連叛逃,但八路軍第344旅687團問詢趕來追擊,救回被挾持的二營官兵200餘人。

第32團則由於不明情況,前來尋找縱隊政治部時才發現政治部已經不知去向,28日,在遇到八路軍第687團一個單獨活動的連隊後,該團才成功歸建,但其派出去打遊擊的三個連則都被晉綏軍獨立第八旅繳械。

為反擊獨八旅,1940年1月16日,第32團配合八路軍第687團在高平縣南部楊村全殲獨八旅第13團,活捉團長陳樹華以下200餘人。

整編後的三縱隊兩任副司令員郭國言、魯瑞林

晉西事變後,損失慘重的決死三縱隊各團餘部陸續集中起來進行整頓,其中保安九團與保安十團餘部合編為保安團,後改稱三縱隊第七團,轄三個營共1200餘人,團長為紅四方面軍幹部餘能勝。

遊擊十一團餘部被編入第32團,改稱三縱隊第八團,團長為紅軍幹部宋紹廉,1940年6月該團分別編入第七、九團。

遊擊十團則在補入平順獨立營後,改稱三縱隊第九團,團長仍為雷震。

決死三縱隊整編後,縱隊長仍為戎子和,原參謀長顏天民調決死一縱隊工作,政委董天知由於在百團大戰中犧牲,先後由傅雨田、王一倫擔任政委,包括紅四方面軍幹部劉昌毅在內的一批幹部也被調來擔任要職。

1940年12月,在主力部隊地方化的要求下,三縱隊機關兼任太行軍區第三分區,同時又恢復第八團建制,下轄四個連,團長為紅四方面軍幹部郭本銀。

進入1942年,華北敵後戰場進入最艱難時期,決八團再度被撤銷,決死三縱隊副司令員、紅四方面軍幹部郭國言也在反掃蕩戰鬥中犧牲,後由紅四方面軍幹部魯瑞林繼任副司令員,此時全縱隊兵力僅剩兩個團約1700餘人。

1943年春,縱隊司令部、三分區司令部由並入八路軍第385旅,到當年夏三縱隊實力下降到歷史最低潮,僅剩1270餘人。

徐向前為臨汾旅頒發牌匾

直到1944年華北敵後戰場形勢開始逐漸好轉後,決死三縱隊的兩個團實力才逐漸恢復,到1945年10月抗戰勝利時,決七、九團分別恢復到三個營十一個連的規模,此時決七團團長為紅軍幹部黃定基,政委為張向善,決九團團長為程英林,政委為鄭其貴。

1945年12月,決死三縱隊與汾東遊擊支隊合編為晉冀魯豫野戰軍第23旅,即大名鼎鼎的『臨汾旅』,這支部隊後來發展為解放軍第18兵團60軍179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