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雷建忠
曹思聰(1888—1962)，字穎僧，今陜西榆林市橫山區響水鎮響水村人。
清光緒十四年，生於響水堡一盈實之家。
父子正，晚清拔貢，曾著有《晚香堂詩集》。
思聰自幼聰慧過人，又得其父和其師橫山人『同進士出身』王慶雲之耳濡目染。
幼時就能自如誦讀《詩經》《論語》。
清光緒廿二年(1896)，思聰入懷遠縣高等小學堂就讀，又蒙『帝師之師』河南鞏縣人萬融川《曾是戊戌六君子之一楊深秀之啟蒙老師》，以及四川人光緒二十年進士翰林院庶吉士懷遠知縣張祥齡之垂教。
清光緒二十九年《1903》，考入榆林中學，宣統元年(1909)經縣、府選送，至西安兩級師范學習。
民國初年，以全省第17名的成績留學日本，主攻政法，兼學文史。
尤其接觸駐東京之史學同仁，開始西夏學研究。
1917年8月回國，1919年，又與留日同窗曾天宇等相約，入北京大學史學門(後改為史學系)深造。
5月在北大法科禮堂聆聽《京報》邵飄萍報告，參加五四運動。
8月初回榆林，與北京同學創辦進步雜志。
1920年任陜北道視學、陜北聯合縣立中學學監。
1921年，赴北京地方自治模范講習所學習，返任陜北地方自治講習分所教務主任兼陜北各縣自治監察專員。
1922年，被選為陜西省議會第三屆議員，任陜西省政府參事，陜北鎮守使公署高級咨議。
1927年出任定邊縣縣長，次年調任陜北佳宋商稅局局長。
1931年改任神木縣縣長，次年任陜北工程委員會副委員長、《上郡日報》館館長，1934年任陜北賑務委員會主席，陜北二十三縣學督。
1940年應聘為國民黨陸軍第86師參事，並兼任綏德師范史地教員。
1951年任榆林縣政協委員、陜西省政府參事、陜西省文史館館員等職。
早年對西夏學的開拓
曹思聰是近代西夏學研究的奠基者，是中國邊疆學會的奠基人，更是陜北土生洋滋的文史大家，其研究成果影響深遠。
1903年3月，曹思聰闊別家鄉和親人，乘日商『株式會社』輪蹈海東渡，經長崎、神戶，到達東京，就讀於東京日本私立法政學校法律本修科。
1917年元月，考試畢業，名列第一，獲成績優等獎狀。
為繼獲文憑，又入東京私立法政大學大法科學習，得其所求，於7月回國。
20世紀20年代的日本匯聚了聶歷山、羅福成、羅福萇等早期西夏學的頂尖學者，時日本為西夏學研究的中心。
此間，作為來自黨項民族第二家鄉陜北橫山、自命為『圁濱山人』的曹思聰，有幸在這一時期會晤這一批先行者，接觸西夏學文獻尤其西夏文字，通過解讀、文物考證、資料整理展開西夏歷史文化的探索研究。
此間吉野、板倉、中村、志岡、小林、副島等是日本西夏學研究的先驅。
其中曹思聰的老師小林、副島亦為此時日本西夏學研究旗手式的人物。
先生的簡歷中有『將小林、副島諸先生的講演頗存心得，銘記於心』之記錄。
作為一個主攻政法的中國留學生對東洋發現的西夏學資料情有獨鐘，以至終生以西夏學研究為己任，孜孜以求，鍥而不舍，與其身世關系極大。
曹穎僧日本留學時留影
曹家世居橫山，早在明初，其始祖延綏指揮使武略將軍曹興戍邊來到陜北，其後英賢接武，代代簪纓。
清乾嘉時期，曹氏『晚香堂』存書就冠壓延綏，地方史籍儲備極為豐富。
馬鶴天在《西北考察記》序言裡講：『留日學友曹思聰，富藏圖書，博稽群集。
明代以來世居橫山，對明代及沿邊掌故，尤有深切研究……去歲餘曾遊響水，過其廬，見其家藏典籍，上自古之軼聞舊史，下至今之遊記雜志，旁及日文、西夏文之刊物，並國內各書局，各大圖書館、各藏書家之目錄，無不備收。
且不僅廣收富藏，一開其幀，展其卷，則見朱筆墨蹟，隨處斑斑，足征其曾皆勤於批閱，而詳加批點。
舊聞曹思聰噬書若癡，動輒以重金交換，年年以牲口隔省馱書，書庫中汗牛充棟，可謂實矣』
時至今日，每一位試圖進入西夏學研究領域的人都知道，現存的西夏文獻九成以上都是中原或者西藏佛教著作的譯本，給人的感覺是佛教在西夏的普及程度不亞於吐蕃，要進行西夏學的研究，必須讀西夏文與漢文雙語原著《番漢合時掌中珠》。
可曹思聰在接觸『掌中珠』之前，就於延綏、伊盟古遺址裡接觸了為數不少的西夏文資料。
早在1915-1918年曹思聰就和時著名書法家、陜西富平人、兩度任橫山縣知事的張純瀚研習謄寫過西夏文佛經。
毋容置疑，早年留日專攻政法的曹思聰回國以後在政法上並無建樹，卻津津自樂於西夏學研究，即使從政從教間隙，依然潛心於此，探究不止。
曹穎僧具備閱讀梵、漢、蒙、夏、日多種語言的能力，尤以漢、日文特精。
之後他又專修國學，基礎深厚，中西兼收，故其著作多為國內學人推崇，加上引用文獻研究地理，將死歷史寫成活地理，其可靠性、歷史性、真實性非一般的史志著作可比。
曹思聰1916年翻譯日本學者參觀俄國彼得堡、中國黑水城西夏文獻以後的著述《佛經之都》。
1925年，曹思聰撰寫民國《橫山縣志·西夏傳》，1945年成就《延綏攬勝》，尤其在1959年，編就《西夏文史薈存》。
中西夏文對照的《薈存》第三卷佛經《華嚴經》，用楷書書寫，字體既工整又不拘謹，可以說在書寫技巧和功力上已經相當嫻熟。
曹思聰西夏學研究成果頗豐，更為西夏學研究之濫觴之作。
對陜北區域文化的研究
五四運動以後，馬鶴天、顧頡剛、曹思聰一大批愛國志士，密切關注祖國邊疆，倡導國人重視邊疆學，不遺餘力，奔走呼號，並於1923年，創建了中華西北協會，後形成中國邊疆學會。
他們幾乎都滿腹經綸而又睥睨官場，最後都走上親自邊疆考察的道路。
他們陸續整理出版了好多部考察行記和論著，作為一個學派，在當時引起了很大的社會反響。
1923年，馬鶴天編《內外蒙古考察日記》，來榆林，約曹思聰前往伊盟考察。
馬鶴天往返九個月，行地萬餘裡，對內蒙之王公政治，外蒙之共和政治，以及社會、經濟、種族、宗教、交通等等，做了詳細記載。
這部日記在民國時代享有『蒙古文化寶鑒』的美譽，背後卻有曹先生的功勞。
1935年，馬鶴天奉命出任國民政府蒙藏委員會駐藏大員，並被任命為九世班禪大師回藏專使。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察哈爾蒙旗撤退到榆林，馬鶴天任特派專員駐榆林辦事處期間，掀起了中國第二次邊疆研究高潮。
此一時期，榆林成了中國邊疆學會的中心。
這一階段邊疆學派成果累累。
馬鶴天《內外蒙古考察日記》《蒙古行》，侯鴻鑒《西北漫遊記》，曹思聰的《延綏攬勝》應勢而生。
1928年曹思聰完成《橫山縣志》的編纂，尤獨開志載《大夏傳》和《西夏傳》之先河，亦為中國縣志載西夏史、大夏史之發軔，《西夏傳》亦為後人成就西夏史之綱目。
《橫山縣志》因此成為志苑佳品、中華民國名志，影響深遠。
曹穎僧作品
1934年秋，辛亥革命功臣劉守中著《續漢書郡國志釋略補註》，來榆考察。
經井嶽秀推薦，曹思聰承擔境內文獻掌故之提供，井因此倍賞其才，並囑其完成一部延綏史綱。
當年秋，先生於『夜雨秋燈之暇，集方與地志諸書』，結合其三十餘年陜北遊歷，纂為陜北《沿革》《攬勝》兩編，上編歷代沿革共11章，涉及西夏史事內容的達5章；下編名勝、古跡、山原、河流、關險、寨城、橋梁祠祀、陵墓、水利、邊防10章，涉及西夏史詞條達31處，成為研究陜北歷史文化最有價值之地方史志。
曹思聰於《延綏攬勝》自序中言：『吾人居今日而言山川城寨勝跡，須以史地與方志為皈依，安敢自作聰明，厚非古人。
然考諸往籍，除非當年少數郡邑外，其所指宋代以前某處，確為今日某地者，率系揆情度世、概括揣測之辭，推其所以至此者，一由金石弗傳，文字磨滅；二由歷史中斷，文獻失征；三由地名遞變，古今異稱；四由兵燹浩劫，民族更遷；五由山河荒蕪，名跡銷沉。
具此數因，始知殷夏去周匪遠，而孔子憂嘆其難，況在後世乎？
』曹思聰這段話，道破了宋代以來，陜北地名研究之不易，這也是編撰《延綏攬勝》的意義。
《延綏攬勝》為後人研究陜北古代史提供了可靠依據，此書被列入中國邊疆史地叢書，與清代榆林府知府徐松的《西域水道紀》堪稱姊妹篇，被譽為再現陜北歷史地理之鴻篇巨制，成為中國北方一部重要的史志著作。
地方教育大家
1918年，思聰任榆林中學法制經濟教員，榆林中學根據省政府及道署要求開『俄蒙文專修科』，在各班『擇其有志俄蒙文之學生』，編為一班，每日授課二時。
後又在沿邊六縣高小添設了蒙文課。
為了滿足教學的需要，曹思聰、李鼎銘編纂了《蒙古歷史教科書》，後改為《北方民族歷史教科書》。
1940年，綏德師范遷移響水，先生除了落實校址、解決實際問題外，還親自參與編寫教材管理和教學。
1920年曹思聰任陜北道視學、陜北聯合縣立中學學監。
殘缺不全的《曹穎僧回憶錄》可見大量的篇幅，竭力呼籲為榆林教育爭取支持，以及跋山涉水督查陜北二十餘縣新學建立和學校運轉諸況。
《陜西教育月刊》1925年第44期督察員趙邦楹視察橫山縣學務狀況報告書載：橫山教育異常發達，教育局長魏長城尤能竭盡全力……縣城內縣立高級小學一處，成績卓著，校長曹思溫辦理十三年，精神不減……全縣初級小校共計61處，學生1570餘人，其中初級女校12處，學生280餘人……橫山向為文風閉塞之區，自劉知事熱心提倡，始漸發達。
現在辦學人員，克盡厥職，和衷共濟，朝氣煥發，實事求是，為其特色。
1924年2月陜西省視學韓兆視察榆林中學，呈文省廳褒獎榆中：榆林各縣聯合中學開辦有年，成績卓著，一切設備編制均能尊章，教授管理無不合法，學生程度頗有可觀。
此舉的結果是，省長批準、地方富戶的捐贈，常令榆林教育恒久呈現柳暗花明、姹紫嫣紅之氣象！更為可貴的是，在此間，發展教育尤其發展新學，成了各縣縣長的主要職責，政府訓令和懲戒條例裡都有具體內容，像後來的『一票否決制度』，深入官心民心。
1921年，先生任陜北地方自治講習分所教務主任，頻頻在各地舉辦講習所。
此舉雖然是弱化的中央政府以分權取悅國民『自救』的一種方式，但在當時，由舉辦訓練班發展到辦專業教育、普通中小學教育和成人教育，實在難得，曹思聰則將民眾的公民意識、自治參政的能力，應運到各地建立董事會辦學上，之後各縣紛紛推行知縣選派縣視學為董事長、選定教育骨幹和富商大戶為董事會董事的新模式，例如橫山縣成立了視學李培新為董事長，曹思溫、谷占峰、李錦楓、曾進賢四人為董事的董事會。
地方實業先驅
水是陜北人的生命，逐水爭水也是帝王諸侯在此爭疆拓土的一個重要原因。
1932年，曹思聰任陜北工程委員會副委員長、陜北水利委員會督辦，當時最先開展的工程自然是水利。
曹思聰實際上也就是水利工程委員會的主管，在政府投入很少的現狀下，他首先采用入股的辦法重新整修廢棄和淤塞的陜北各渠。
橫山定惠渠渠首位於橫山縣響水堡東南十裡趙石窯，於1939年夏，曹思聰電請陜西建設廳李儀征，北上踏勘地形。
1940年復派測量隊實地測量，呈報全國水利局，設計全渠工程經費為350萬元。
1941年1月，將此渠改歸陜西水利局管轄，令即著手，開工修築，並任劉學海為陜北水利工程處處長，以陳靖副之，兼任總工程師。
曹思聰先生半年中親臨工地，指導監理，且督促工程監理人雷履初，事無巨細，嚴格把關。
傳言石底清洗不夠，先生勒令返工清洗；工程選石細化到眼觀錘敲；工程中沒有水泥，沒有采用現代的水泥預制澆灌，曹先生選用青石坐白灰代為實施；閘門砌石凡一塊不達標者，必拆毀重建。
米脂織女渠修建，曾經1924年、1927年兩次嘗試，均因款項無著，未能興工。
1936年曹思聰任上懇請，陜西省國民政府作出以工代賑撥款8萬元的決定，省水利局派工程師李維第率技術人員來米脂指導施工。
織女渠於1937年6月開工，1939年4月渠成通水。
織女渠渠首開鑿1000米隧道穿岸邊石崖，引入無定河水。
經山坡明渠到鎮子灣村，再進入土渠，至小桑坪村止，全長18公裡，1939年正式通水，可灌溉農田5000餘畝。
文餘
曹思聰家族『晚香堂』存書，經歷『文革』，均被焚搶殆盡，令人痛心疾首的是，曹氏數代人富藏的文物、學術價值極高的孤本、珍本、善本均無幸免。
在那人妖顛倒、斯文掃地的年代，紅衛兵不識古文古字，甚至把西夏文與漢文互譯本《番漢合時掌中珠》及古裝本《康熙字典》，特別是曹先生和達官雅士的往來信札、先生精校的古籍手稿、延綏一帶珍貴的地方文獻、陜北望族的舊聞譜諜、古籍奇書，以及成捆的外文雜志，均以『封資修』『糟粕』在橫山縣城集中銷毀。
先生留日，在榆在京、西北學會、邊疆學會，甚至陜西文史館工作時的照片為當地『紅衛兵』肆意撕焚。
橫山中學語文老師賈重華在火堆中搶出的曹思聰編著的中華民國名志《陜西橫山縣志》，進入21世紀以後在橫山幾乎成為孤本。
浩劫中得以保存的四大本《回憶錄》，也於1984年為陜西地方志辦工作人員張瑞林所獲。
張命運多舛，獲《回憶錄》兩年後服刑，最終亡於獄中。
追考張某無子，服刑前曾於西安南稍門外居所與一老嫗一起生活。
張的意外使曹的《回憶錄》淹忽於無形。
曹思聰編纂的《西夏文史薈存》，2018年終由榆林市橫山區政協以文史資料出版。
因為諸多原因，曹思聰西夏學研究成果在學術界流傳甚少。
曹思聰這個延綏翹楚、文史巨擘，隻存在於人們的點滴記憶中。
來源：各界雜志2022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