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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和團雖然組織相對松散， 但絕非『烏合之眾』。
盡管100多年前，『帝國主義』、『民族國家』 的概念還未在中國廣為流傳， 但義和團的『 反帝』 目標是明確的。
義和團運動是19、20 世紀之交震撼世界的大事件。
它是近代列強對華不斷進行武力侵略和文化滲透背景下，民族危機日益加劇的結果，反映了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農民階級對救亡圖存時代主題的回應。
對這場與時代主題密切相關的運動搞『污名化』是是非不分、極為有害的。
這場運動是正義的
義和團運動發端於19世紀末直隸、山東一帶的義和拳反教會鬥爭，是近代中國反洋教運動的高潮。
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西方殖民者以武力打開中國國門，中國從此開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逐漸上升為社會主要矛盾之一。
在列強侵略中國的過程中，西方教會充當幫兇，特別是中日甲午戰爭後，隨著列強瓜分中國的行徑愈演愈烈，傳教活動與列強侵略的聯系更漸緊密。
1897年，德國以『巨野教案』為借口突然占領膠州灣，從教案發生到出兵強占，中間隻隔短短12天，由此可見一斑。
西方教會在幫助列強侵略中國的同時，也趁機加快了自己的擴張步伐。
借助列強勢力和不平等條約，他們恃強凌弱、幹預訴訟、侵奪財產、敗壞風俗，引起中國民眾的強烈反感。
對普通民眾來說，傳教士及教會勢力是日常生活中接觸最多的侵略者，他們就是列強的代表，對自己的生活構成了直接威脅。
西方教會勢力的擴張，激發了抵禦外辱的義和團運動。
同治八年《1869》，山東冠縣梨園屯教民在傳教士的慫恿下，分割了本村玉皇廟及附屬義學公產，教民在分得部分地產後，隨即轉讓給傳教士修建教堂。
這引發非教民一方的強烈抵制，展開了長達近30 年的訴訟和鬥爭，這就是『梨園屯教案』。
在此事件中，傳教士不僅慫恿教民，還脅迫或勾結地方官員，因此獲得官府的偏袒而占據上風。
1898 年，當地民眾因感勢單力薄，於是邀請附近威縣的梅花拳《義和拳》加入護廟鬥爭。
隨著反侵略、反教會鬥爭不斷高漲，『梨園屯教案』從一個區域教案，迅速演變為以華北為中心，影響全國、震驚中外的義和團運動。
1900年，義和團在廊坊擊潰英國將軍西摩爾所率八國聯軍，史稱廊坊大捷。
圖為畫家戴澤的油畫《義和團廊坊大捷》 中國國家博物館/ 供圖
義和團雖然組織相對松散，但絕非『烏合之眾』。
盡管100 多年前，『帝國主義』、『民族國家』的概念還未在中國廣為流傳，但義和團的『反帝』目標是明確的，具有強烈的愛國情懷。
首先，義和團有統一而清晰的鬥爭目標——『扶清滅洋』。
團民明確鎖定了要反抗的帝國主義國家。
『大法國，心膽寒，英美德俄盡消然』，這是義和團運動時期《神助拳，義和團》揭帖中的內容。
這則揭帖流傳最廣，所列鬥爭對象涵蓋了一些主要帝國主義國家，特別是明確地將當時天主教護教國法國鎖定為『頭號』帝國主義國家。
在該揭帖的另一傳抄本中，義和團將『膠州灣事件』和掀起列強瓜分中國狂潮的元兇德國列為『頭號』敵人。
其次，義和團高舉『扶清滅洋』旗幟，展現了強烈的愛國主義情感。
在義和團的理解中，『清』既是朝廷，也是賴以生存的『國家』；『洋』就是包括傳教士在內的帝國主義侵略勢力。
『扶清滅洋』的口號彰顯了中國民眾『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樸素愛國主義情懷。
最後，義和團運動堅決抵抗西方帝國主義，是中國近代歷史的關鍵節點之一。
義和團輾轉各地，反抗西方侵略者，沉重打擊了列強侵略和瓜分中國的囂張氣焰，刺激了中國近代民族意識的高漲。
曾任晚清海關總稅務司的英國人赫德也不得不承認：『今天的這段插曲《義和團運動——引者註》不是沒有意義的，那是一個要發生變革的世紀的序曲：是遠東未來歷史的主調，公元2000年的中國將大大不同於1900年的中國！』
『污名化』由來有自
義和團運動在近代中國歷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和意義，對其歷史定位和評價，涉及近代中國的歷史敘述問題，因而一些人長期以來『污名化』甚至『妖魔化』義和團運動並不是偶然的。
首先，長期以來，解讀義和團運動的一手資料，多出自西方勢力和晚清官僚之手。
他們在作品中鑿空投隙，不惜筆墨大肆渲染和捏造諸多血腥細節。
而除少量反洋教揭帖外，義和團自身幾乎沒有留下系統的檔案文獻。
義和團運動後，西方出版了大量相關書籍，稱義和團運動為『拳禍』，甚至將其與『黃禍論』相聯系。
美國來華傳教士丁韙良將義和團運動視為中國與『文明世界』的對抗。
英國作家薩克斯·羅默創作的『傅滿洲』主題系列小說風靡歐美，其中塑造了一個『喪心病狂地要消滅白人、征服全世界』的中國『惡棍』形象，其主要『素材』即來自義和團運動。
晚清官方文書及官紳的私人記述，也多把義和團稱為『拳匪』，並將『庚子國變』歸咎於義和團。
清政府向列強『宣戰』後，為利用義和團抵抗八國聯軍侵略，將義和團稱作『義民』。
戰敗後又無恥地對外求和，反過來血腥鎮壓義和團，並下令銷毀招撫義和團的諭旨，將失敗的責任歸之於義和團。
義和團因之成為清政府鉤心鬥角、昏聵無能的遮羞佈。
上述歷史敘述多是『選擇性』的，它刻意遮蔽了義和團民眾奮起反抗的原因。
正是因為西方列強和教會的侵略壓迫、清政府的腐敗無能，才使那群衣衫襤褸、在生存線上垂死掙紮的民眾，不甘做亡國奴而奮起抗爭。
與此同時，這些歷史書寫誘導人們同情那些自稱『被迫害者』的傳教士和教民，而對八國聯軍的侵略暴行和教會勢力的肆意妄為，卻往往略而不談或掩過飾非。
次之，近些年來，國內學界受一些西方思潮影響，隨著所謂『范式』的轉換，曾經作為『顯學』的義和團研究逐漸被『邊緣化』，而之前所形成的主流觀點則不斷遭到沖擊。
在此背景下，一些別有用心者刻意誇大、扭曲義和團運動的部分細節、表象以博人眼球，尤其在互聯網上，出現各種打著『揭秘歷史真相』旗號，徹底否定義和團運動的錯誤觀點，使得義和團成為一個被『污名化』的貶義詞。
這實際上是『西方中心《優越》論』的折射，其危害在於落入『反現代』、『反文明』的理論陷阱，掩蓋列強對華侵略的本質，抹殺了義和團運動的正義性。
不能脫離時代主題認識這場運動
評價義和團運動，必須準確把握近代中國的社會性質、主要矛盾和時代主題，既要充分肯定其反帝愛國性質，頌揚其抵禦外侮的偉大民族精神，也要辯證地看待其局限性。
義和團運動的爆發，不是偶發事件，而是鴉片戰爭之後幾十年間列強殖民侵略和西方教會恃強擴張的必然結果。
西方教會的肆意妄為和晚清政府的腐朽無能，最終點燃了義和團運動爆發的導火索。
盡管義和團運動在中外反動勢力的聯合鎮壓下失敗了，但其具有深遠意義，其中所蘊含的中國人民反抗欺壓、抵禦外侮的精神，為後來者提供了寶貴的精神支持，也迫使列強認識到中國民眾『含有無限蓬勃生氣』。
我們也承認這場運動的歷史局限性。
義和團是華北民間各種拳《刀》會與秘密教門的多元融混，其組織和活動形式中不可避免地摻入『降神附體』、『刀槍不入』等帶有宗教神秘主義色彩的因素。
種種因素的制約，決定了苦難中的民眾隻能從最熟悉的民俗傳統和宗教信仰中，尋求組織力量與精神支撐。
對於這種歷史運動之一環的不足，可以指出，但無可指摘，更不可誣枉。
放眼長遠，中國人民的探求真理、自新自強的精神是不可限量的。
義和團運動20餘年後，一個得到科學理論武裝的救亡圖存的核心力量，就像壯麗的日出出現在世界東方。
一些西方學者將義和團運動定義為『宗教戰爭』或『文明沖突』，消解其『反帝愛國』性質，明顯是出於遮蔽近代中國的時代主題，維護西方的『歷史形象』、『文明形象』或某種當下的意圖。
還有一些人喜歡指責義和團運動的反『現代化』行為。
不可否認，『現代化』總體上推動了人類文明的進步，但現實中的『現代化』總是與各種復雜的政治、經濟、文化因素綰合於一體的，並非天然無瑕的『白蓮花』。
一部西方『現代化』的歷史，就是用血與火寫成的掠奪史、殖民史。
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列強正是用鐵路、電線等現代文明成果充當侵略中國的工具。
自然，未把工具和運用工具的人加以明確區分，是義和團的不足，但一味苛責義和團『反現代化』，更是以今律古的錯誤評價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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