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63年，北宋軍隊在入湖南平叛的途中，抓獲了很多俘虜。
大將李處耘非但沒有安撫，反而做了一件天怒人怨的事情。
他挑揀了數十個肥胖的俘虜，讓部下架起大鍋，點火煮食，又給一些年輕的俘虜刺了面，放回了老家。
很快，李處耘的目的就達到了。
那些刺了面的俘虜逃回朗州《常德》後，將所見所聞全都告訴了守城的武平軍。
守城士兵無不駭然失色，宋軍吃人，這該是怎樣可怕的存在。
人們越傳越恐懼，到了一定程度，有人縱火焚城，潰散四逃了。
在慌亂中，年幼的武平軍節度使周保權被大將汪端劫走，並藏在了江南營寨的寺院中。
李處耘最終還是俘獲了周保權，並將大軍開進了潭州。
對於這件事，《宋史》這樣記載：
『處耘釋所俘體肥者數十人，令左右分啖之，黥其少健者，令先入朗州。
會暮，宿砦中，遲明，延釗大軍繼至。
黥者先入城言，被擒者悉為大軍所啖，朗人大懼，縱火焚城而潰』
宋軍以極小的代價，就控制了荊湖之地。
這本是一件喜事，太祖趙匡胤卻高興不起來，尤其是對李處耘食人刺面，更是憂心忡忡。
李處耘的做法固然可以震懾人心，但反噬作用也是明顯的。
湖南人會想，難道我們投降的宋軍就是這樣一群惡魔，我們還有沒有臣服的必要，不如大家一起反抗吧！
果不其然，對於李處耘的做法，湖南民憤大起，兵民一起反抗，朗州城都危機重重。
為了緩和矛盾，趙匡胤不得不赦免荊南、湖南叛亂者的罪過，而且還免除當年茶稅及各種雜稅……在趙匡胤煞費苦心的運作下，荊南、湖南之亂才得以平息。
當然，對於北宋來說，這件事的影響還遠遠沒有結束。
一方面，李處耘自湖南之戰後，就像變了一個人。
他的溫文爾雅不見了，他的寬厚大度也不見了，轉而替代的是嚴刑峻法，動不動就用軍法殺人。
在這種背景下，他和主帥慕容延釗的矛盾重重，兩個人頻頻上奏指責對方。
趙匡胤當然知道問題出在誰身上。
於是，他赦免了慕容延釗的過錯，而獨獨將李處耘貶為淄州《今山東淄博南》刺史。
從五代十國一路走來的李處耘知道這意味著什麼，從此惶恐不安，沒過多久便去世了。
另一方面，趙匡胤一直在反思，是軍人無節制的權力才使一向寬厚的李處耘走向了另一個極端。
問題就出現了，怎麼才能節制這種權力呢？
趙匡胤冥思苦想，他想到了自唐『安史之亂』以來藩鎮格局、擁兵自重的歷史，也想到了五代『王政不綱、權反在下、下凌上替、禍亂相尋』的現實，更看到了宋軍在後蜀的所作為所為，便決定要確定自己對軍權的絕對領導。
事實上，在進軍湖南的第二年，北宋又征服後蜀，歷史上極為相似的一幕又出現了。
在後蜀皇帝孟昶投降後，宋軍燒殺搶掠，破壞無度，而主帥王全斌等人不立即執行詔令，給投降的蜀軍發餉，致使蜀軍憤恨不已，後來還引起了文州刺史全師雄的叛亂。
這場叛亂直到第二年才被鎮壓下去，給宋軍帶來了巨大的損失，引起了趙匡胤的震怒，也讓他更加反思皇權與軍權之間的關系。
在此之前，趙匡胤通過 『杯酒釋兵權』解除功臣宿將的兵權，現在他將矛頭指向了各藩鎮節度使們，一下子收回了他們的管轄權、財權、司法權，地方逐步淪為徒有虛名的兵頭。
如此一來，北宋軍隊的精銳逐步向拱衛京城的禁軍聚攏。
趙匡胤也不放心，他設立三衙軍事最高指揮機關，將禁軍的統領權一分為三，都直接對皇帝負責。
同時，設立樞密院，又收回了調兵權，與統軍的將帥互相牽制。
在一系列操作下，北宋逐步形成了『強幹弱枝，內外相制』的軍事佈置，而昔日稱霸一方的節度終於成為名存實亡的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