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政治法律思想與歐洲的一個明顯不同，即：後者從亞裡斯多德開始，集中探討國家政體問題《貴族制、君主制或民主共和制》，而中國數千年來集中探討的則是君主制問題《明君、昏君或暴君》。
這是因為中國古代社會一直是君主制政體，君主位居政治體制之中樞，其品行的優劣、權力的大小和政策的好壞，與整個國家的命運息息相關。
因此，君主問題遂成為古代政治思想家所熱烈討論的首要課題。
他們的許多著作其實都可以稱為『君主論』，而與土六世紀意大利馬基雅弗裡的《君主論》相比，是毫不遜色的。
遺憾的是，中國學界系統研究古代君主理論問題的論著比較少。
一、中國古代君主理論的歷史與邏輯的發展過程
人類認識的發展是一種螺旋式 上升的運動，理論的邏輯行程以現實社會的變化為最終依據。
中國古代的君主理論的形成和發展，大體可以分為以下四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西周至西漢時期君主理論的產生和定型。
就目前的史料而言，中國古代較為系統的君主理論產生於西周。
夏朝計有十七個君王，殷商朝則有三十一個君王。
這些君主中，有明君，有昏君，有暴君。
明君使國家興盛，昏君使國家衰弱，暴君則使國家滅亡。
民聞明君則喜，遇暴君則怒。
民喜則君安，民怒則君危。
這些事實啟示周人:居於君主地位的人，未必就是合理的君主，既要忠於君主，但又不能盲從君主。
於是，作為一般君主的政治道德規范就開始從具體人身上分化出來，變成凝固化的一種政治傳統。
西周的君主理論就是這樣產生的。
它用天命論強化和約束君主，提出了君主為政的規范——『德』，要求貴族一方面尊君，另一方面又要與君主『和而不同』，制約君權。
戰國時期的君主大都面臨以下三個問題。
一是對舊的宗法貴族怎麼辦？
是繼續推行宗法分封、貴族世官制度，還是用軍功起家的官僚制度取而代之？
二是對傳統的治國原則——德(禮)， 是因循不變，還是用『法』治取而代之？
三是如何統一天下，是厲行耕戰政策，還是推行仁攻，以道德教化和平手段感召天下？
圍繞著對這些問題的不同看法，戰國時期的統治政策出現了三種類型：一是以禮治為主、法治為輔，三晉、燕、齊是也。
二是以法治為主、禮治為輔，秦國是也;三是在法治、禮治之間搖擺不定，楚國是也。
先秦諸子以這三種不同政策為背景，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君主理論。
秦王政繼位後，除去了呂不韋集團，開始偏任法家，獨尊法術。
結果是有得有失，很快統了天下，又很快地被推翻。
代之而起的西漢統治者和思想家，對秦朝的興起與滅亡作了認真的思考，對先秦諸子提出的各種君主理論進行了冷靜的評判和有機的綜合，而董仲舒則是集大成者。
他的《春秋繁露》所構築的君主理論，吸取了儒家仁義教化的感情因素,但又與陰陽五行相結合，增強了君主理論的客觀性；吸取了法家賞罰分明的內容，但減少了它的刻薄寡恩的殘忍性。
古代的君主理論到此基本定型。
第二個階段是魏晉南北朝和唐宋君主理論對佛教的吸納與超越。
董仲舒對君權神化的『天人感應』學說，到了東漢演變成為讖緯神學，人的歷史變成神的歷史。
東漢的君主神化理論，是一股逆流，幸而到了魏晉被玄學所阻擋。
玄學針對『君權神授』『天人感應』的陳腐說教，響亮地喊出了『名教本於自然』、『存在即合理』、『名教即自然』的口號，他們不用天命鬼神證明君權的合法性。
而是用玄妙的自然來說明君權存在的客觀合理性，秦漢以來愈演愈烈的神化君權的惡作劇至此中止。
東晉時期，玄學開始和佛學結合而步入歧途。
南北朝和隋唐時期，出現了儒、佛、道三教並存的局面。
佛、道二教都要人們超脫塵世,以便進入彼岸世界的佛境或仙境。
這在根本上與封建綱常秩天序相對立，對傳統的以儒、法、 道為主體的君主理論也是一一個嚴重挑戰。
唐代的統治者和思想家大部分都未高度重視佛、道二教對君主政治的破壞問題。
結果造成君道和臣道觀念日趨淡薄。
重整倫常，建立新的君主理論勢在必行。
於是宋代理學應運用而生，它糅合儒、釋、道三家學說，對『君道』『臣道』作了新的論證。
對自然界來說，是『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對人類社會來說，是『 為君盡君道，為臣盡臣道，過此則無理』。
『理』的提出，克服了董仲舒粗糙的君權神授理論的缺限，使君主理論富於抽象的思辨色彩。
第三個階段為明清時期對君主理論的批判。
明朝左派王學中的李贄主張個性解放、思想自由，至黃宗羲則直斥皇帝是『天下之大害』，充分揭露皇帝『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的罪惡。
主張恢復被朱元璋廢除的宰相制度以分割君權，設立學校以監督君權。
和黃宗羲差不多同時的唐甄大膽指出『天子雖尊亦人也』，『天子之尊，非天帝大神也”(《潛書·抑尊》),『自秦以來，凡為帝王者皆賊也』(《潛書●室語》)。
這真似深夜警鐘，震人肺腑，令人深思。
然而批判的武器終究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在資本上義生產關系尚未成熟、資產階級民主理論尚未建立的條件下，封建社會的進步思想家們隻能是對君主制度進行批判，而提不出用什麼東西來取代它。
隻有到了近代，西學東漸，中國民族資產階級興起，封建君主專制制度及其為之服務的君主理論才變成了歷史的陳跡。
二、中國古代君主理論的主要內容如下：
1. 君權的合法性問題
君權的出現，是合理，還是不合理？
圍繞這一問題，大體有兩種觀點。
絕太多數思想家認為君權是合理的。
理由有如下兒條。
第一，心理需要要說。
孔子、孟子把君權的存在直接歸為如同親子之愛般的生活情理，訴之於人們的心理依靠。
第二，人類群體生在需要說。
墨子認為遠古先民沒有統一的思想信仰，『是以內者父子兄弟作怨惡，離散不能相和合，天下百姓皆以水火毒藥相虧害，至有餘力不能以相勞，腐朽餘財不以相分，隱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亂，若禽獸然。
『(《墨子·尚同上》)上天為了改變這種局面，便選擇了天子。
荀子認為，『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荀子·禮論》》，以『明分使群』為已任的君主便應運而生。
韓非認為最初的君主是由於適應人民衣食住行的生活需要而產生的，『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眾，人民不勝禽獸蟲蛇，有聖人作，構木為巢以避群害，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之曰有巢氏。
民食果窳蚌蛤，腥臊惡臭，而傷害腹胃，民多疾病，有聖人作，鉆燧取火，使王天下，號之日燧人氏。
“(《韓非子. 五囊》)第三，天命說。
如董仲舒說:『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春秋繁露·深察名號》)。
第四，『理一分殊』說。
宋代理學家認為『理』是一個統攝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最高的本體，而君權的存在則是這個理的一種具體表現。
有一部分思想家認為君權的出現是不下合理的。
理由是君權傷害了人們的自然天性，這種思想是從道家一系演進下來的。
《莊子》說:『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
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
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
！”((在宥》)『聖人不死，大盜不止』(《胠篋》)。
後來晉朝的鮑敬炎將莊子的這種思想發展到了『無君論』的地步，幻想回到那『無君無臣，穿井而飲，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陶然自樂的遠古社會(《抱樸子.詰鮑>)。
無君論提出的意義，不在於它的正面主張，而是在於它揭露了君主制度的罪惡和階級社會的苦難。
2. 君主的類型
不同時期、不同階級和階層的思想家，都有各自不同的理想中的君主。
大體而言，古代:思想家設想的君主有下列幾種類型：
第一，道德型。
持此說的思想家要求君主從自已做起，先『修身』，次『齊家』、次『治國』、次『平天下』，以自己的優良道德去感化教育別人，不要輕易動用刑罰。
第二，暴力型。
法家創立此說。
他們認為君主之所以為君主，靠的不是什麼道德，而是權勢和權術，因此，君主應牢牢抓住刑、賞二柄，使臣民不得為非。
第三，勞動型。
農家許行主張君主應為農業勞動者，而不享有什麼特權。
他說:『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孟子·滕文公》)。
第四，知識型。
清代的曾靜說，皇帝應該由學者做，如孔子、孟子、朱子”，而不該給『世上英雄』、甚至『老奸巨猾』做(《知新錄》)。
3. 君主的統治手段。
老子主張君主實行『無為而治』。
君主必須『無為』才能『無不為』，表面不管，實際卻無所不管。
心裡很清楚，表面上卻裝糊塗，『以退為進』，『以守為攻』。
因此老子的『無為而治』實際上是一種陰謀詭詐之術;孟子等主張德治，重教化，輕刑罰，行仁政，賤功利;法家主張在尊君的前提下，『不別親疏，不殊貴賤。
一斷於法』，賞罰分明;荀子及漢儒主張德、刑並用。
漢宣帝所說的『霸(刑)王(禮)道雜之』實際上是漢以後的歷朝君主所奉行的統治原則。
4. 君主的集權與分權
韓非主張君主絕對專制，不受任何限制;董仲舒、朱熹等雖主張君主專制，但又要求君主須受道德、先王之法的約束，不能隨心所欲;孟子、黃宗羲主張分割君主的權力，孟子要求君主為政不得罪於『巨室』(貴族)，處理政務要同大夫商量並需經大夫許可，才能頒佈政令。
黃宗羲主張宰相應當與天子『同議可否』，設立學校監督君權。
5. 君主的世襲與更替
大多數思想家是贊成君主世襲制的，認為這樣可以避免爭奪君位的混亂；有些思想家反對君主世襲制，他們提出三種君主更替理論。
第一，禪讓說。
即原任君主將君位讓給其他賢才之人，傳者與被傳者非屬同一家族，《論語》《孟子》皆有此說。
第二，傳賢說。
柳宗元、黃宗羲等此說。
他們反對傳子，是否可傳除子之外的君主的其他親戚成員，未作說明。
第三，『革命』說。
先秦儒家主張，對暴君可以推翻，並取而代之。
《易傳》謂:『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孟子·梁惠王》解釋『湯放桀』』與武王伐紂』時說:『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
殘賊之人，謂之一夫。
聞誅一夫紂。
未聞弒君也』
中國古代的君主理論，有力地抵抗了宗教(佛、道)勢力對世俗君主政權的進攻，使得中國的封建帝王們把主要精力放在對政治事務的處理上，具有重人事的現實態度，避免了西歐中世紀教皇與君權並立和伊斯蘭政教合一局面的出現，成為世界政治文明中的一朵奇葩。
但是，中國古代的君主理論也有著嚴重的缺陷。
因為它逐漸變成一種僵化的封閉的政治規范體系，一個君主繼位後，馬上就被它所束縛，欲圖革故鼎新，何其難也！它要求君主率由舊章，墨守成規，對日新月異的社會變化熟視無睹，抑制了君主個人的主觀能動性。
因此，中國歷史上常常是開國君主敢作敢為，而其後代則一代不如一代，昏君、庸君不斷。
還應指出的是，中國古代的君主理論沒有轉化為一種對君主有約束力的制度，不能阻擋住君主的態意妄為，暴君雖然少，但又是不能避免的現象。
郝鐵川簡歷：史學博士，法學博士後，河南大學法學院名譽院長、特聘教授。
曾任中國法律思想史學會會長、中國比較法學會副會長，華東政法學院副院長等職。
1983年以來，先後《中國社會科學》、《中國法學》、《法學研究》等報刊雜志發表論文百餘篇，出版個人學術著作十餘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