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中葉以來，浙江及其附近地區清理的兩宋墓葬，尤其是南宋墓葬，數目眾多。
但是，宋墓的系統整理和綜合性研究並不為學術界所重視。
《讀墓——南宋的墓葬與禮俗》是一部較為系統介紹考古發掘的南宋墓葬的學術論著。
澎湃新聞經授權選刊《『江南無族葬』辨》一文。
該文從風水、朱熹與呂祖謙喪葬觀的差異來辨析古人說的『江南無族葬』，揭示江南與中原族葬墓地的差異及其成因。
『江南無族葬』是宋人的說法，廖剛《高峰文集》卷十一《夫人廖氏墓志》稱『閩中無族墳墓者』；朱熹聲稱江南『墳墓非如古人之族葬』，墓祭故以隨俗為是；陸遊《放翁家訓》：『又南方不族墓，世世各葬，若葬必置庵贍僧，數世之後，何以給之？
吾墓但當如先世置一庵客，歲量給少米，拜掃日給之酒食及少錢，此乃久遠事也』；明初宋濂《宋學士文集》卷三○《趙氏族葬兆域碑銘》說：『蓋大江以南拘泥於堪輿家，謂其水土淺薄，無有族葬之者』
如前所述，江南既然存在一定數量的松散型家族墓地，古人為何又說『江南無族葬』呢？
江南多山多水，又惑於堪輿家，墓地呈現出與中原迥然不同的面貌。
若以《周禮》或中原族葬法的標準來審視江南，確實可以認為江南『無有族葬』。
形法墓地追求獨立的懷抱之地，與族葬沖突。
清四庫館臣為東晉郭璞《葬書》所撰提要稱：『葬地之說，莫知其所自來。
《周官》塚人、墓大夫之職皆稱以族葬，是三代以上葬不擇地之明證』將堪輿術《形勢派》視為族葬的對立因素，一語中的。
一、多占風水
試舉二例，足以說明『江南無族葬』。
準確地說，是江南很少有人追求多代人合葬，更不存在中原模式的家族墓地。
寧波鄞縣史彌遠家族是顯赫的家族，史浩、史彌遠、史嵩之，『一門三丞相』，史彌遠、史嵩之是宋寧宗、理宗兩朝的權相。
當其盛時，史氏家族當然有實力在家鄉實踐聚族而葬的意圖，但實際狀況絕非如此。
鄞縣東錢湖南宋史詔墓道石刻
以史彌遠一支為例。
史詔—史師仲—史浩—史彌遠—史宅之—史堯卿系：史詔墓在鄞縣東錢湖鎮綠野嶴村，史師仲墓在橫街村吉祥安樂山烏竹坪，史浩墓在翔鳳鄉吉祥安樂山采坑，史彌遠墓在大慈山北麓，史宅之墓址待考，史堯卿墓在『東湖大慈山秀峰夏家嶴之原』，眾墓各自獨立，距離遙遠，互不相屬。
寧波東錢湖南宋史氏家族的墓道石刻
以史嵩之一支為例。
史詔—史木—史漸—史彌忠—史嵩之、史巖之—史玠卿系：史木葬鄞縣世忠寺；史漸葬上水村鳳凰山南麓，即今東錢湖南宋石刻公園所在；史彌忠墓在五鄉鎮寶幢王墳山；史嵩之墓在慈溪縣石臺鄉，即今餘姚大隱車廄山，2011年經搶救性考古發掘，距離其祖父史漸墓約30千米；史巖之葬『紹興府餘姚縣龍泉鄉』，即今慈溪橫河鎮梅湖水庫；而史嵩之長子玠卿於至元二十二年《1285》葬於『慈溪縣金川鄉東麓之原』。
眾墓各自獨立，或在慶元府鄞縣、慈溪縣，或在紹興府餘姚縣。
一代儒宗朱熹，也不曾選擇族葬。
朱熹祖父朱森，墓在福建政和縣蓮花峰下，祖母程氏，墓在政和獎溪鐵爐嶺；朱熹父親朱松，初葬崇安縣《今武夷山市》五夫裡，後改葬崇安上梅裡寂歷山，朱熹生母祝氏墓，在建陽天湖之陽；朱熹夫婦墓，在建陽唐石大松谷；朱熹長子朱塾，葬於建陽茶垱；次子朱埜，墓在建陽左衢村；三子朱在，墓在建陽永安寺後；朱熹長孫朱鑒，墓在建陽秦溪外裡；曾孫朱浚，墓在建陽登仙裡小溪。
更有甚者，朱熹祖父母、父母，竟然均未完成夫妻合葬。
建陽朱熹墓
墓地分散，乃『多占風水』之故。
朱熹迷信風水，其墓地由術士蔡元定卜定，此事為人周知。
朱熹妻劉氏卒於淳熙三年《1176》十一月，次年四月下葬於建陽唐石，其間相隔半年，因為崇安墓地不理想，朱熹『更呼術人別卜他處』，呂祖謙、張栻都曾寫信勸他勿聽信陰陽風水。
江南無族葬，一方面由於江南的自然條件與中原迥異。
元代奉化籍學者戴表元，以其祖墓為例，說『江南山稠水迫，難用中原昭穆為穴，穴多者惟以磚槨隔分左右』；另一方面是南方不同於中原的堪輿術數傳統，囿於形勢派風水教條，多占風水，如宋濂所謂『蓋大江以南拘泥於堪輿家，……無有族葬之者』。
方大琮批評朱熹多占風水：『惟朱文公最喜風水，韋齋《朱松》與祝氏皆別葬，文公又自葬唐石，門人執紼者數日乃至，水心《葉適》笑之，謂其多占風水』朱熹指摘『永嘉之學』等異己學派一向矯激，葉適則譏諷朱熹迷信風水：『二鄭《鄭伯熊、伯英》因是喜陰陽家，餘嘗怪蘇公子瞻居陽羨而葬嵩山，一身豈能應四方山川之求。
近時朱公元晦聽蔡季通《蔡元定》預卜藏穴，門人裹糗行紼，六日始至，乃知好奇者固通人大儒之常患也』
父子、祖孫多占風水，各自尋找佳域吉穴，這是江南很少人家謀求合葬的主要原因，偶有族葬，也隻是松散型的聚葬，與秩序井然的中原家族墓地根本不同。
從這個意義上說，江南確無族葬，即不存在中原模式的族葬。
居住址和墓地，是傳統家族看重的兩個禮儀空間。
葉適譏諷朱熹喜陰陽家，致使墓地分散，給子孫、友人的墓祭帶來不便。
南宋初名相趙鼎，墓在衢州常山縣，其《家訓筆錄》第十三項『田產既不許分割，即世世為一戶，同處居住，所貴不遠墳壟』，即告誡子孫最好聚居在墓所附近，以便於族人墓祭，更利於聚族。
如果居住址和墓地距離較近，宋人多樂意在墓志中予以強調。
徐邦憲墓在武義縣西郊壺山腳下，據出土壙志載其葬地『去耕廬僅半裡』。
『耕廬』即徐邦憲生前在武義縣城內的居址——書臺山。
書臺山在壺山腳斜對面，壙志說『僅半裡』，數據基本準確，『半裡』應該是個很近的心理距離。
但其子徐謂禮卻葬於城東，可能是徐謂禮自擇風水之故。
徐謂禮夫妻合葬墓
麗水出土李垕為其亡室所撰《李垕妻薑氏壙志》曰：『餘不勝伉儷情重，□遠葬，卜所居西偏地吉，顧視不勞舉足，大愜餘意，遂以嘉定己卯十一月甲寅殯諸壙。
至嘉定壬午四月乙酉乃定向親土焉，亦循陰陽家說雲爾』在時人看來，墓址靠近居址是理想的選擇，便於後人守墓、墓祭和生活。
然而，生活和聚族的好處，依然不可與陰陽家宣稱的利害相沖突。
堪輿風水觀念對多數人具有決定性的影響，為追求好風水，人們寧願葬於遠離居址的地方。
顯然，朱熹未曾考慮將墓地作為聚族的向心點。
朱子惑於風水的事實，對後世儒家標榜的價值觀造成了困擾。
據明溫州永嘉人項喬《遊九鯉湖武夷山紀事》，嘉靖十六年《1537》項喬遊歷建陽考亭朱熹晚年故居，得知朱熹子孫昌盛，認為『皆公一人盛德所鐘也，公有大造於天下後世學者，故宜然，或謂公善擇地裡而然，今觀故宅，虎高於龍，主低於案，則未必然；或又謂其葬韋齋、祝氏及所自擇葬三地，形勝異常，以致然者，此尤事理之必不然也，吾不敢信』。
項喬為朱子辯護，稱其子孫昌盛，非因風水，乃因其道德功業；然而，朱子迷信風水，事跡昭彰。
稍後，嘉靖十八年項喬葬母婁氏時，『談風水者謂將不利於塚子塚婦，塚婦驚恐』，項喬特撰《風水辨》辨之，或問：『朱子，大儒也，兆二親於百裡之遠而再遷不已。
子以程、朱為不足法乎？
』項喬答曰：『兆二親於百裡之遠而再遷不已，謂朱子純孝之心，惟恐一置其親於不善之地則可矣，若謂緣此求蔭，恐非聖賢正誼明道之本心也。
況生則同室，死則同穴，中古以來未之有改也。
使二親而有靈，夫豈安於百裡之暌離，而不抱長夜之恨乎。
其所以屢遷者，或以藉以求蔭焉耳。
嗚呼！其求之者力矣，何後世子孫受蔭，不過世襲五經博士而已。
豈若孔子合葬於防，崇封四尺，未嘗有意蔭應之求，而至今子孫世世為衍聖公耶！』終於承認迷信風水是朱子的千慮一失。
二、朱熹與呂祖謙喪葬觀的比較
朱熹、呂祖謙是乾淳年間最具代表性的學者，二人以同志之交，分別撰有《家禮》《家范》，對喪禮各有較系統的整理，但二人對喪葬的具體言行，頗多不同，別有意味。
《朱子家禮》是指導一般士庶家族的祠堂禮、冠、婚、喪《葬》、祭儀禮的實用書，在後世成為指導家庭倫理綱常、日常生活的基本準則。
《家禮》卷四《喪禮》是朱熹構思最早、用功最深、篇幅最大的部分，主要有三部分組成：第一為制作，即喪禮所需的服裝、器物的材料、規格尺寸、制作工藝，如縗、絰、杖、深衣等；第二為程序，從始死到成服、居喪到最後除服的各個環節，成服以前的初終、小斂、大斂，成服後的治葬、反哭、虞祭、卒哭、祔，居喪期間的小祥、大祥、禫等環節的儀式、服裝和器物準備；第三是服紀，即服制，以死者與喪主之間的親疏關系，確定相應的服喪期限和禮儀。
服紀是喪禮中最繁難、爭議最多的部分。
喪禮的復雜性與重要性，是婚禮、冠禮所無法相比的。
但是，喪禮中最復雜的程序和禮儀，並不體現在考古發現的墓葬物質遺存中。
《朱子家禮·喪禮》偏重強調技術性、程序性的原則和內容，尤其強調墓室『無使土親膚』的要求，而對與思想觀念關系更密切的合葬、族葬、昭穆之類，則隻字不提。
這應該與《家禮》用以指導士庶日常生活的性質以及朱熹的理念有關。
相對而言，呂祖謙《家范·葬儀》的條目設計更加簡潔，突出強調『入土為安』的常識，《葬儀》第一個條目就是『筮宅』：『既殯，謀葬，擇地得數處。
執事掘兆四隅，外其壤。
掘中，南其壤』開門見山，強調人死入土的迫切性。
與呂祖謙《家范》相比，朱熹《家禮》稍顯繁復，但更為體系化、程式化。
當然，《家禮》又較司馬光《書儀》簡明。
呂祖謙《家范·葬儀》、朱熹《家禮·喪禮》均本於司馬光《書儀》和儒家經典的核心價值，唯詳略有差。
二人涉及的共同議題，在文本上的差異並不大，畢竟其經典依據大體重合，隻是在內容的側重點和程序的系統性上有所差異。
武義明招山呂祖謙家族墓地
《家禮》《家范》的具體文本貌似大同小異，但在具體喪葬行為中，朱、呂二人差異極大。
呂祖謙在武義明招山為其父母呂大器、曾氏以及前三任妻子經營喪事，均以『入土為安』為要務，在三個月以內完成下葬。
據考古勘探所知，呂祖謙和前韓氏、後韓氏墓地位於明招山大坑的小山丘，並無好形勢可言，墓室也簡陋。
朱熹說：『因說地理曰：‘程先生亦揀草木茂盛處，便不是不擇。
伯恭《呂祖謙》卻隻是胡亂平地上便葬。
若是不知此理，亦不是。
若是知有此理，故意不理會，尤不是。
’』呂祖謙於喪葬漫不經心，『隻是胡亂平地上便葬』，朱熹對此深不以為然。
明招山出土的《呂好問壙志》
反觀朱熹，其對風水擇址和墓室密封性遠比呂祖謙重視。
淳熙三年《1176》十一月，朱熹為亡室劉氏尋找墓地，頗費周折，曾引起呂祖謙批評。
至於朱熹改葬生父朱松，而其生母祝氏墓地『東北距先君《朱松》白水之兆百裡而遠』，朱熹為長子朱塾治喪，從『初終』到下葬，相隔近兩年。
處處與呂祖謙不同。
朱、呂二人喪葬觀的最大差異，尚不限於此。
開禧三年《1207》進士、興化軍莆田人方大琮說：
呂氏自南渡來，子孫雖分散四出，多歸葬婺之明招山，故成公為人墓志，遇附葬者必喜道之，然或者謂呂之子孫不甚壽，亦祖山掘鑿太過也。
惟朱文公最喜風水，韋齋《朱松》與祝氏皆別葬，文公又自葬唐石，門人執紼者數日乃至，水心《葉適》笑之，謂其多占風水。
前輩之不同蓋如此。
明阮元聲編《宋東萊呂成公外錄》所附《明招山墳圖》書影
呂祖謙出身於北宋大族東萊呂氏，中原士大夫家族有營造家族墓地的傳統，安陽韓琦、洛陽富弼、藍田呂氏家族墓地均為其例。
呂祖謙七世祖呂夷簡在北宋天禧年間置家族墓地於鄭州新鄭神崧裡，遷祖呂龜祥、父呂蒙亨靈柩於其中。
慶歷四年《1044》，呂夷簡卒，亦葬該處。
此後，諸子孫如呂公著、呂希哲等皆祔。
宋室南渡前夕，神崧裡已形成八代人聚葬的墓地，連呂好問、呂祖謙祖父呂弸中等人壽穴均已安排就緒。
南渡以後，呂氏子孫分散四出，但不分房派，從南宋初至元代，凡五代家族成員《包括少數第六代成員》悉數聚葬明招山，形成江南地區罕見的家族墓地。
河南安陽韓琦家族墓地
可能與中原故家大族的傳統有關，方大琮敏銳地發現，『成公為人墓志，遇附葬者必喜道之』。
查呂祖謙《東萊呂太史集》，呂祖謙撰《金華時澐母陳氏墓志銘》，開篇即宣揚族墳墓『居焉而父子有秩，兆焉而昭穆有班，奇邪譎怪之說未嘗出於其間』對於『維死生之大紀』的重要性，而正文用來記述志主生平事跡的篇幅反而不多；又如《金華遊玠母陳氏墓志銘》，呂祖謙稱遊玠『祖墓岸城濠，湫隘無以族昭穆，乃卜地於城之東』。
呂氏不隻鼓勵他人合葬、族葬，自家更在明招山踐行族葬，即所謂『族昭穆』。
事實上，呂祖謙的主張在當時的士大夫階層中產生了影響和示范效應，時人稱『呂伯恭辦喪葬，一切如禮經，除朝夕奠之外，無一事不焚紙錢，蓋其自信如此耳』。
與此相反，朱熹多占風水，致使墳墓分散。
方大琮稱『前輩之不同蓋如此』，足見二人行為差別之大。
因為自然環境、人文傳統、風水觀念的不同，中原、江南分屬兩大不同文化區域，呂祖謙代表中原傳統，而朱熹更具江南文化傳統的背景。
中原與江南，有不同的歷史背景和文化傳統。
《讀墓》 鄭嘉勵 著
《本文收錄於浙江人民出版社新近出版的《讀墓——南宋的墓葬與禮俗》，題目為編者所擬。
作者系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