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這個問題，我想從另一個角度去看。
首先我認為文景之治實現之時，並不可以定義在景帝末年，實際上，經過文帝一朝的勵精圖治，文景之治已經開了一個好頭。
最起碼，當時的稅率低得讓人羨慕，人民生活富裕，糧食都吃不完。
漢文帝勤儉節約，采取藏富於民的經濟政策，讓全國經濟得以快速復蘇。
然後，我們再來看西漢初年和明朝初年的政治環境和社會環境有什麼不同。
先說西漢。
當年跟隨劉邦和擁護劉邦打天下的，主要有兩批人，一批是劉邦的發小和老鄉，比如蕭何、樊噲這些老股東；另一批是後來投靠過來的，而這些後來投靠的有不少是曾經的六國貴族後裔，比如張良、韓信。
自秦一統天下以來，不少六國貴族一直心存復國之念，秦二世的暴政引發大規模農民起義，剛好也給六國貴族提供了機會和舞臺。
而劉邦最後一統天下，正是誅滅了六國貴族最強的一支——項羽。
那麼當時六國貴族最希望實現的社會制度是什麼呢？
當然是恢復當年分封諸侯王的制度，封邦建國。
而劉邦心裡的想法呢？
想必他更心儀秦朝的郡縣制。
但統一後又必須對功臣們封侯拜相，於是一批異姓王就形成了。
也就是說，劉邦統一天下以後，首要同時最重要的一項工作，就是如何消除異姓王，消除六國遺留下來的恢復分封制的社會觀念傾向。
這是意識形態工作。
也正是劉邦在位時解決了這一問題，文景二帝才得以放心搞好經濟建設。
再說明朝。
朱元璋建立明朝時，顯然是不需要花太多心思做意識形態工作的。
明朝之前的元朝，是蒙古人入主中原後建立的朝代，其不平等的民族政策，本來就讓漢人不服。
當年朱元璋起義時，正是打著『驅逐韃虜』的旗號。
所以大明建國，可以說已恢復漢人天下的理想，符合當時全社會的主流觀念傾向。
既然如此，以經濟建設為全國工作重心，也就順理成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