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處於同時代的兩大超級強權，漢朝與羅馬孰強孰弱的問題，始終為人們所津津樂道。
然而，看似類同的帝國體制背後，卻蘊含有截然不同的政治觀念。
在這裡，我們不妨將位於金字塔頂端的皇帝作為標識符，看看兩者間的差異究竟有多大巨大！
神聖的綠帽子
劉邦稱得上是第一位 真龍天子
若要弄清漢朝皇帝的真實屬性，就不得不體察其與生俱來就被賦予的神聖特質。
源自西周時代的天子封號，更是非常直觀的點出了其中道理。
例如司馬遷筆下的漢高祖劉邦，就是母親在大湖旁的小堤上與蛟龍交合而生。
用今日的通俗講法來說，就是給丈夫帶上一頂碩大的綠帽子。
隻是由於對象並非凡人，故而並不為記錄者或君主本人所鄙夷。
甚至還增添出無窮的神秘色彩，進而衍生出所謂的『真龍天子』稱謂。
從這樁綠帽風波便可看出，漢朝皇帝的人設就是至高無上血統。
在必不可少世俗因素外，盡可能給自己添加宗教式權威。
不僅肩扛陰陽平衡重擔，還要努力維持天、地、人之間的完美和諧大任。
特別是在董仲舒等新儒家思想者看來，只要出現陰陽失衡跡象，上天就要降下各種征兆來提醒君主恪盡職守。
若是依舊我行我素，還會引來更加深重的大型災難。
因此，皇帝總是要在日常政務外，主持進行各類神聖儀式。
依靠類似『教主』或『大祭司』的功能設定，博取那句說來簡單卻做起來麻煩的『君權神授』。
董仲舒的天人合一學說 實際上是服務於君權神授觀念
此外，皇帝還要維持天子的對外神秘性，長期在自己的宮殿內深居簡出。
同時也對內嚴守血統純正性，用大批宦官替代正常男性，充當深宮後院的主要勞力。
唯有少數關系密切的皇親國戚，才能偶然破例進入後宮探訪。
而且在漢朝建立之初，國家的管理事務主要由外廷官員處理，內廷僅有一個小型的辦公機構–尚書臺。
後來才由漢武帝賦予了更大職權，但在他死後又被繼任者遵傳統改了回去。
甚至一度因外戚貴族和士大夫官員的鉗制而非常消極，隻滿足於後宮中閉門不出。
當然，這套由漢朝天子所確立的皇權制度，在之後的2000年裡不斷來回變遷。
但即便是個人權力達到頂峰的明清兩朝，內外廷依舊涇渭分明，容不得任何力量來輕易越過雷池。
尤其是聰明的統治者，往往知曉這層區分的意義十分深遠，是維持帝國框架和個人神秘主義的必要結構。
反倒是那些格局不大的糊塗蛋們，總是處心積慮的要將隔閡打破，為短期利益而犧牲全盤大局。
因而除後世評書作家吹捧外，幾乎很被歷史本身所認可。
源自漢朝的皇權制度 在之後的2000年裡沒有本質變化
特殊的第一公民
古羅馬的皇權 長期需要靠法律概念來伸張
相比之下，羅馬皇帝雖同樣需要靠世俗因素來謀得上位，但涉及地位與權勢的合法性均源自法律。
至少在這套體系被構建起來的前200多年裡，他們都以『第一公民』稱謂自居，不願使用那些象征東方暴政的特殊化頭銜。
此外，他還必須是合格的最高軍事指揮官，並以相應的法律去任命總督或各級官吏。
在這樣復雜且嚴苛的環境下，古羅馬的皇帝們往往需要為伸張個人意志而付出更多努力。
從奠基人屋大維到臭名昭著的尼祿，全都面臨著法律條款存有缺陷問題，必須和元老院內的老頑固們進行長期拉鋸。
直到維斯帕西安努斯奪取大位，才在第一輪大規模改革後將基本律令修繕完成。
至此，羅馬君主才被賦予處理和從事任何事務的權力。
無論是宗教的還是世俗的，無論是公共的還是私人的，只要他認為這樣做符合國家的最高利益。
大部分羅馬皇帝 都必須是合格的軍隊統帥
即便如此，羅馬皇帝們也無法在自己的溫柔鄉裡混吃等死。
不僅需要出席都城內的各類公共活動，還經常要為具體問題而奔走在各行省之間。
時而翻越阿爾卑斯山去往高盧，轉投又渡海到希臘或敘利亞應付繁雜政務。
每到一處就會馬上面臨大量工作，根本沒心思將時間花在遊山玩水方面。
一旦有大規模戰事爆發於邊境，這些君主又要以最高統帥身份親臨前線。
換句話說，任何由他人引起的閃失，都可以將責任歸結到他頭上。
這才有處心積慮為首都平民提供食物，還因物流延遲而被市民當街丟石頭的窘境上演。
不過，暫時性的制度限制，總是抵不過天長地久的人性貪欲。
歷代羅馬皇帝就用約300年時間，有條不紊的將權勢逐步擴大。
其後更有君士坦丁之流，靠另立首都等極端方式，在權力的欲望場上極速狂飆。
但作為衡制機構的元老院，還是又苦苦支持了300年時間。
其後還有地方上的軍事貴族出來替代，繼續對羅馬君主形成不規則衡制。
因而在大部分三觀正常的著作中，前期的皇帝往往容易獲得公正認可，而後期的皇帝就不免被揪著小辮子來回批判。
即便在拜占庭時代 羅馬皇帝的權勢都會受不同程度限制
總結
羅馬與漢朝的對比 堪稱一部發人深思的巨著
通過上述這些簡單明了的對比，相信讀者都能察覺出漢朝和羅馬皇權的本質差異。
同樣是大帝國的統治者，為什麼這人跟人的差距就那麼大呢？
真的是制度因素會作怪？
還是文化底蘊在使然？
又或者是兼而有之，很難將其中的某一項從其他因素中剝離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