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羲、女媧是中國古老傳說中的上古聖王，不過他們的『聖王』形象，要到東漢末年才最終形成。
所以可以說沒有伏羲、女媧，這些都是後世杜撰的故事；或者說確實有這樣的人，但也僅僅是兩個賢人，然後後世口口相傳，以至於故事越傳越神奇。
在上古神話傳說體系中，女媧的形象從傳世文獻的角度考察，基本上經歷了一個由戰國中後期外在形象尚不能完全確定的『女神』，經過秦及西漢時期的不斷改塑，到東漢後期，基本確立了位居『三皇』之一的『聖王』形象。
戰國秦漢時期，無疑是關涉到女媧『聖王』形象演變的一個重要時期。
而探索這一演進過程，對於理解是時文化觀念的某些側面或許有所裨益。
歷史文獻中的女媧、伏羲
在戰國中後期，女媧尚未形成如漢代較為固定的『人頭蛇身』的『聖王』的形象，從成書於戰國中後期《山海經·大荒西經》中關於『有神十人，名曰女媧之腸，化為神，處粟廣之野，橫道而處』的記載中也可以反映出來。
其中有涉及女媧造化萬物《當然也包括人》的神話，但並沒有關於女媧外在形象的具體闡釋。
特別是在《山海經》的記述中，也沒有關於伏犧的直接記載。
據聞一多先生《伏羲考》:『伏羲與女媧的名字，都是戰國時才開始出現於記載之中的。
伏羲見於《易·系辭下傳》、《管子·封禪篇》、《輕重戊篇》、《莊子·人間世篇》。
女媧見於《楚辭·天問》、《禮記·明堂位篇》、《山海經·大荒西經》。
二名並稱始見於《淮南子·覽冥篇》，也是漢代的書』。
也就是說，『在絕大多數先秦典籍中，言伏羲者不同時言女媧，言女媧不同時言伏羲』。
女媧與伏羲在大多數先秦典籍分言的事實，不僅表明女媧與伏羲分屬兩個不同的神話傳說系統，而且就女媧形象而言，基本還是一個造物女神的形象，還沒有被納入到所謂『三聖』的系統之中；而女媧從『女神』到『聖王』形象的完成，則與兩漢時期的改塑密切相關。
女媧
從現存的兩漢文獻考察，隨諸家學說流派之不同，以及受地域文化之影響，對於女媧形象亦有不同的解說。
其中對女媧形象改塑貢獻最大者，當為女媧與伏羲名列『三聖』的傳說。
伏羲、女媧並稱的開始
在漢代文獻中，首次將女媧與伏羲並列者,出於西漢時期《淮南子·覽冥訓》，語曰：『自三代以後者，天下未嘗得安共情性，而樂其習俗，保其修命天，而不夭於人虐也。
所以然者，何也？
諸侯力征天下，合而為一家，逮至當今之時，天子在上位，持以道德，輔以仁義，近者獻其智，遠者懷其德，拱揖指麾而四海賓服，春秋冬夏皆獻其貢職，天下混而為一，子孫相代，此五帝之所以迎天德也…… 夫鉗且、大丙，不施轡銜，而以善禦聞於天下』『伏戲、女媧，不設法度，而以至德遺於後世，何則？
至虛無純一，而不嚶喋苛事也』
顯然，《淮南子》推崇伏羲、女媧之『至德』，是建立在頌揚所謂『無為而治』的基礎之上，肇起漢代對女媧形象改塑之端。
盡管《淮南子》通過與伏羲並列的方式，將女媧納入古代『聖王』的行列，但其影響似乎相當有限。
秦人雖有『三皇』之說，然而指的是『天皇、地皇、泰皇』。
司馬遷撰《史記》，以黃帝為五帝之首，並無所謂『三皇』之序列。
張守節『正義』案：『太史公依《世本》、《大戴禮》，以黃帝、顓頊、帝嚳、唐堯、虞舜為五帝』 而孔安國《尚書序》，皇甫謐《帝王世紀》，孫氏註《世本》，並以伏犧、神農、黃帝為三皇，少昊、顓頊、高辛、唐、虞為五帝』
從張氏所列文獻考察，明確伏犧為三皇之首的文獻，均晚於西漢武帝年間，似可說明至少在司馬遷修撰《史記》之時，伏羲與女媧傳說尚沒有得到廣泛的傳播，這與《五帝本紀》『太史公曰』：『餘嘗西至空桐，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黃帝的傳說已經深入民間，『長老』爭相傳稱黃帝事跡的景象迥然有別。
司馬相如
明於此，則不難理解，為什麼在西漢傳世的文獻中，唯有承襲先秦道家之傳統的《淮南子》多言女媧外；即便偶爾言之，也如司馬相如《大人賦》中所雲『使靈媧鼓瑟而舞馮夷』之類充溢神仙氣息的描述，女媧的形象似乎仍是較為單一的『女神』形象。
伏羲、女媧列入『三皇』的開始
《漢書》將女媧明確列入『三皇』之中，至少可以證明，西漢時期通行的伏羲、女媧並列為帝之說，隨著東漢『三皇』說的復興，開啟了將伏羲、女媧納入『三皇』系統的進程。
實際上，在班固的著作中，關於『三皇』也是有多種說法，除《白虎通義》中有『伏羲、神農、燧人』與『伏羲、神農、祝融』的兩種說法，在《古今人物表》則改『伏羲、神農、黃帝』為『三皇』說。
由此可知，東漢前期關於『三皇』實則相當混亂，遠不及西漢時『五帝』說之穩定。
值得注意的是，東漢『三皇』雖多種說法並存，但伏羲的『首皇』地位從來沒有受到質疑，而與伏羲並列的女媧，自從出現於西漢文獻後，也逐漸為人們所接受。
如著述年代雖不詳，但不會晚於西漢末年的《列子》卷二《黃帝篇》曰：『庖犧氏、女媧氏，神農氏、夏後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此有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之德』。
其中雖然沒有明確引入『三皇』之概念，但將伏羲、女媧並列，並與神農氏鼎立而三的排序，或可表明在西漢末年，伏羲、女媧並列為古聖王的觀念已經得到相當程度的認同，而躋身於『三皇』系列，則是時間問題了。
在東漢文獻中，首次明確提及女媧列於『三皇』者，當屬應劭的《風俗通》的《三皇篇》，而應氏所據材料，則出於緯書《春秋運鬥樞》。
亦依《春秋運鬥樞》釋女媧為『三皇』者，還有鄭玄。
『鄭註《中侯敕省圖》引《運鬥樞》：『伏犧、神農、女媧為三皇』
我們知道，兩漢之際緯書已經興起，終東漢一朝盛行不衰，其中雖存有許多荒誕不經之事，但也保留了相當可貴的古史傳說及神話資料，女媧於東漢時期躋身『三皇』序列，當與緯書的記載密不可分。
應劭
另外值得注意的，既言『三皇』，又言『女媧』的應劭、鄭玄等人主要活動於東漢後期；由此可以推測，記錄女媧為『三皇』的《春秋運鬥樞》等緯書，似乎也可能出現於東漢後期。
但似可表明，東漢時期關於『三皇』的認定，已由前期的『伏羲、神農、燧人《或祝融》』，向後期『伏羲、女媧、神農』的模式轉變。
盡管這一變化不可能有一個準確的時間概念，但其大體時段應該是清楚的。
綜上,從歷史文獻的角度考察，從戰國中後期，女媧不甚確定的『登立為帝』，實則更多具有『女神』特性的形象；到西漢文獻中始與伏羲並列為『不設法度』，『至德遺於後世』，崇尚『虛無純一』的『聖王』形象；再隨著東漢時期『三皇』之說復起，由東漢前期『伏羲、神農、燧人《或祝融》的『三皇』說，演進為東漢後期『伏羲、女媧、神農』的『三皇』系列。
至此，標志著女媧『聖王』形象的最終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