貢賜貿易， 是古代中原王朝與邊疆民族開展經貿交流的一種方式， 在中國古代社會長期發揮著重要作用。
當然，因各個王朝邊疆形勢與民族交往的不同，貢賜貿易的方式和規模也有區別。
漢朝與西域的貢賜貿易， 總體形式是西域向漢朝奉獻物品，漢朝向西域奉獻者賜予錢財。
這種貿易形式涉及漢朝財力的富厚、 西域向漢朝奉獻物品的具體過程、漢朝對奉獻物品的估價賜錢、漢朝對奉獻者的迎送接待等。
一 漢朝在西域的富厚形象
張騫鑿空西域， 開啟了漢朝與西域官方交往的序幕。
張騫之前在西域對漢朝就有一定的了解。
張騫出使西域，首先來到大宛，大宛因與漢地遼遠而『欲通不得』，第一次見到漢朝使臣後很是喜悅。
張騫看出大宛對漢朝財物的期盼， 就請求大宛對他出使大月氏提供幫助，並許諾大宛以漢朝的財物相許，而『大宛以為然』，反映出大宛希望從漢朝獲得財物的期盼。
張騫第一次出使西域返回長安，向漢武帝匯報西域狀況，其中就說到西域對漢朝財物的看重。
其實不僅是大宛，還有大夏、安息、大月氏、康居等國都『貴漢財物』。
通過饋贈財物的方式讓這些國家向漢地朝拜，是漢朝最初構想與西域諸國交往的基本策略。
西域國家『聞漢之饒財』『貴漢財物』，應該與西域諸國重視商貿有關，這些史書都有過記載。
西域諸國善於經商逐利，自然就樂於與漢朝交往。
因此，當漢朝使者來到西域，西域諸國便鮮明地表現出對漢朝財物的追求。
『漢多財物』是西域對漢朝的認知，他們以食物、畜類換取漢朝幣帛，獲得漢朝財物，是西域與漢朝交往的重要方式。
正是因為了解到西域對漢朝財物的重視，漢朝才確立了『賂遺』厚接西域諸國的方針。
張騫第二次出使西域， 目的就是以厚賜招納烏孫與漢共禦匈奴。
張騫到了西域，憑借財物贏得烏孫『拜賜』，開啟了與烏孫的正式交往。
此後，傅介子出使樓蘭，宣揚『漢使者持黃金錦繡行賜諸國』，伺機刺殺樓蘭王，顯功西域，也是漢朝富厚形象為西域所信的緣故。
因此，在張騫通西域之前，西域已經了解到漢朝的『饒財』，樂於與漢交往。
漢朝派出使者到西域厚賜交往， 西域使者來到漢朝， 漢朝展示出富厚形象。
西域諸國因此更加重視與漢朝的往來，絲綢之路就是在財物交通的過程中被打開。
二 西域向漢朝奉獻
漢代絲綢之路， 主要指張騫通西域以後漢朝與西域諸國的交通道路。
漢代絲綢之路上往來人員眾多，朝廷貴人使者、屯戍將軍吏士、販運逐利商賈、西域朝覲獻客是其主要人員。
在上述各類人員中，具有自發性且人數多的應該是商賈。
根據史書記載，降歸義烏孫女子向敦煌獻物，獻物者身份為『降歸義』，指烏孫人因降而歸順於漢朝。
烏孫地處今吉爾吉斯斯坦納倫河流域， 與漢朝相距遙遠。
同時，西域的大宛《地處今烏茲別克斯坦費爾幹納盆地》在漢武帝太初年間李廣利伐大宛後，大宛每年向漢朝奉獻天馬二匹，與漢朝往來密切。
據記載在漢哀帝建平五年《公元前 2》十一月二十五日，朝廷派遣卒史趙平護送大宛使者奉獻，使者為『自來』，可見是自發行為。
另有記載在鴻嘉三年《公元前 18》正月十九日， 說漢代朝廷派遣守屬田忠護送鄯善國副使、山國副使二人，這說明當時奉獻者是鄯善國與山國的副使，這兩個國家在西域東部，距漢地相對較近。
而且奉獻者也是『自來』，不是奉鄯善、山國國王之命，乃是西域客人的主動奉獻。
西域諸國所獻物品，漢簡記載有駱駝、馬、驢等，可見奉獻物以畜類為主。
奉獻物到達地點，常見的是『詣行在所』，也就是要獻到京師長安。
獻物者的身份有使者、副使、貴人等。
很多記錄都加上『自來』的限定語，可見是自發的奉獻行為。
西域使者奉獻，無論是向東而行到達漢地，還是獻罷返回往西而去，都有漢朝吏員相隨，可見漢朝對奉獻管理的細致。
三 漢朝對西域奉獻的賞賜
漢簡記載了諸多西域使者到漢地奉獻的情況，奉獻物有駱駝、馬、驢等畜類，價格不低。
西域諸國如大宛、烏孫、莎車等國距漢地遙遠，是什麼動力支撐這些使者貴人到漢地奉獻？
出土漢簡中著名的康居王使者冊，記載了漢元帝永光五年《前 39》康居國使者向漢朝奉獻的情況，具體內容：康居王使者楊伯刀、副扁闐，蘇薤王使者姑墨、副沙囷即，貴人為匿等皆叩頭自言：前數為王奉獻橐佗入敦煌關， 縣次贖食至酒泉昆蹏官，大守與楊伯刀等雜平直肥瘦。
今楊伯刀等復為王奉獻橐佗入關，行道不得食，至酒泉，酒泉大守獨與小吏直畜，楊伯刀等不得見。
所獻橐佗，姑墨為王獻白牡橐佗一匹、牝二匹，以為黃；及楊伯刀等獻橐佗皆肥，以為瘦，不如實，冤。
永光五年六月癸酉朔癸酉， 使主客諫大夫漢、侍郎當移敦煌大守，書到驗問言狀，事當奏聞，毋留，如律令。
七月庚申，敦煌大守弘、長史章、守部候修仁行丞事，謂縣：寫移書到，具移康居、蘇薤王使者楊伯刀等獻橐佗食用谷數， 會月廿日，如律令。
/ 掾登、屬建、書佐政光。
七月壬戌，效谷守長合宗、守丞敦煌左尉忠，謂置：寫移書到，具寫傳馬止不食谷。
詔書報，會月廿三日，如律令。
/ 掾宗、嗇夫輔。
因此，從漢代貢賜貿易的角度看『康居王使者冊』，也有重要的認識價值。
簡冊反映出康居王使者奉獻，敦煌郡、酒泉郡要縣次續食。
獻物的評定地點是設在酒泉郡的養馬機構昆蹏官。
獻物估價時酒泉太守要與奉獻者共同評定。
奉獻者對飲食接待和獻物評定不滿，可以向朝廷上書，朝廷主管四夷事務的大鴻臚等機構移文調查。
這件冊書生動地反映出漢代貢賜貿易管理的諸多細節。
『康居王使者冊』記載了西域使者對奉獻物評定的斤斤計較，其實就是為了獲得更多的賞賜。
漢朝對此也有清晰的認識。
如漢成帝時康居遣子入侍並獻物，西域都護郭欽指出：『都護吏至其國，坐之烏孫諸使下， 王及貴人先飲食已， 乃飲啖都護吏，故為無所省以誇旁國。
以此度之，何故遣子入侍？ 其欲賈市為好，辭之詐也。
』
『欲賈市為好』正是康居奉獻的目的。
又如漢成帝時罽賓遣使奉獻， 杜欽指出：『奉獻者皆行賈賤人， 欲通貨市買，以獻為名。
』也是指出西域奉獻獲取經濟利益的目的。
出土的漢簡記載給烏孫諸國客獻罷賜錢、 西域諸國入獻『私利其國』、康居王使者對奉獻物評估的斤斤計較以及史書記載罽賓王奉獻者到漢 『通貨市買』， 都表現了西域奉獻者對經濟利益的追求，揭示了西域使者來漢朝奉獻的原因所在。
四 貢賜貿易與中西文明交流
貢賜貿易是朝廷組織下的貿易方式， 前提是朝廷出錢賞賜周邊民族的奉獻。
材料有限，還不清楚漢朝對獻物的類別、數量等有無規定，這涉及漢朝對獻物是否有客觀需求。
同時漢朝賞賜的價錢應該高於獻物自身的價值， 這樣西域國家才會不遠萬裡到漢地奉獻。
除了賜錢之外，漢朝還要提供奉獻者沿途的食宿，並派使者對奉獻者迎來送往。
這些措施都加大了漢朝的經濟負擔。
從漢朝視角而言，貢賜貿易的政治意義遠大於經濟意義。
漢朝重視貢賜貿易，與傳統文化中『來遠人』的思想有關。
『能致遠人來』正是儒家理想的政治統治，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自然重視致遠納貢。
元封元年《前110》封禪後，『縱遠方奇獸蜚禽及白雉諸物，頗以加祠。
』
漢武帝接受遠方奇珍異物，是儒家『來遠人』思想的具體實踐。
王褒《聖主得賢臣誦》所渲染的『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畢溱』，就是貢賜貿易的思想基礎。
貢賜貿易在政治方面的意義體現為貢獻是邊疆民族歸順於漢朝。
張騫初次出使西域，發現西域國家『貴漢財物』，之後漢朝以財物吸引西域國家，目的就是為了讓西域朝拜於漢，彰顯漢朝威德。
漢朝重視西域諸國貢獻，是擴大漢朝在西域政治影響力的重要體現。
貢賜貿易在經濟方面的意義是促進物種的交流。
漢武帝開疆拓土，聚集各地奇珍異物。
西域的奇珍異物， 養殖於長安宮囿，顯示出大漢氣度。
以代表性的物種來看，漢朝重視名馬的養殖。
李廣伐大宛後，大宛歲獻天馬二匹， 懸泉漢簡就有漢昭帝時遣使迎天馬的記載西域諸國向漢朝奉獻物品，馬匹是主要獻物，西域使者為了多得賞賜，自然有不同品種的名馬列在其中。
又如駱駝，在漢代以前並不是中原常用的畜類，而漢代西域使者向漢地奉獻，駱駝卻是最重要的獻物。
康居王使者上書爭訟的黃駱駝、 白駱駝，正是駱駝不同品種的體現。
又如《後漢書·西域傳》記載章帝章和元年，安息國獻師子、符拔，和帝永元十三年《101》安息國獻師子及條支大鳥。
漢朝對異域物品的吸納， 貢賜貿易就成了漢朝與西域物種傳播交流的重要方式。
考察漢代絲綢之路的開拓歷史， 探究東西文明的交流狀況，漢與西域的貢賜貿易就應充分重視。
漢代為了開拓西域，通過塑造富厚的形象來吸引西域諸國朝貢交往。
簡牘文書反映出西域國家到漢地奉獻，目的就是為了獲取漢朝的賜錢。
漢朝對西域奉獻十分重視，自西域客人進入敦煌郡，漢朝沿途傳置機構要提供飲食住宿。
貢獻者所獻物品，漢朝派吏員估定價格，賜予錢財。
漢朝還要派出吏員對進貢者迎來送往，提供安全保障。
如果西域進貢者對接待及估價不滿，可以向朝廷上訴，朝廷要移文調查。
貢賜貿易與儒家文化『來遠人』的王道思想有關， 在政治方面是西域國家歸順於漢朝的體現， 在經濟方面促進了漢與西域的物種交流， 在人員流動方面是西域商賈來往漢地的重要動力。
漢與西域的貢賜貿易，是漢代絲綢之路繁榮暢通的重要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