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漢朝到清朝，都有官員致仕的問題，越到後來越成為定制
『致仕』，一般是指辭去官職。
古代致仕的年齡一般為七十歲，有疾患則提前。
官員以何官稱致仕，致仕後的俸祿數目及是否朝見等待遇，與其原官品、功績及皇帝的恩寵程度有關。
也稱『休致』。
出處：《尚書大傳.略說》：『大夫七十而致仕，老於鄉裡，大夫為父師，士為少師』鄭玄註：『所謂裡庶尹也。
古者仕焉而已者，歸教於閭裡』
『致仕』是與入仕、出仕相對應的一個古代專用的政治術語。
通俗地講，『致仕』就是還祿位於君，退休養老的意思。
《春秋公羊傳》宣公元年：『退而致仕』何休註曰：『致仕，還祿位於君』將『致仕』解釋為把官職、祿位交還給國君，反映了西周時期國君家天下思想的影響之深遠。
整個國家都是君主的，所有的官職、祿位都是君主賜予的。
既然如此，大臣年老了，不能做事了，就要把官職交給君主。
可見，鄭玄、何休上述對於『致仕』的箋註有歷史的根據。
春秋戰國，中國社會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封建領主所有制開始瓦解。
至秦朝，終於建立以皇帝為中心的集權政治制度，舊的世卿世祿制廢除了，開始實施新的官僚制度。
作為官員退休的『致仕』，盡管仍帶有古老的『還祿位於君』的意味，卻得以保留下來。
從漢朝到清朝，都有官員致仕的問題，而且越到後來，越成為定制。
致仕的年齡，歷朝不一，即使一朝之內似乎也沒作統一的規定。
歷朝致仕年齡並沒有很刻板的規定，在執行的過程中，往往視具體情況而定。
但《尚書》講的『大夫七十而致仕』，七十歲確實是以後歷朝制定致仕年齡的重要參考，也成為官員請求致仕的當然理由。
官員致仕，都要上疏，請求皇帝批準，這與儒家主張的『恭讓』觀念有關。
『蓋聞古者有司年至則致仕，所以恭讓而不盡其力也』另一方面，皇帝對致仕的職官亦示以恩典和體恤：『今大夫老矣，朕愍以官職之事煩大夫……大夫其修身守道，以終高年，賜帛及行道舍宿，歲時賜羊酒衣衾』
關於致仕後的待遇，各朝差別也很大。
兩漢時，官員致仕後，朝廷隻給其原官職俸祿的三分之一，而且隻有二千石以上品級的官員才能得到；品級低的官員退休後一般沒有俸祿。
魏晉之時，官吏退休，多不賜予財物，往往授以掌議論之『大夫』的閑職，終老其身。
唐初國力強盛，官員退休後，待遇比較好。
五品以上官員可得半祿，有功之臣，蒙皇帝恩典，也可得到全祿。
京官六品以下，外官五品以下告老退休的，各有數量不等的永業田以養老，而且永業田是可以傳給子孫的。
中唐以後，經過安史之亂，國力衰退，社會矛盾尖銳，朝廷內部宦官專權，朋黨鬥爭嚴重，政治日漸腐敗，官吏們開始貪戀官位，退休制度遭到破壞，造成政府官吏老化，暮氣漸重。
直到唐末，這個問題也沒有解決。
宋代對退休官員的待遇比唐以前諸朝都要優厚，主要表現為：一是按原任官職退休；二是不論文武朝官或後宮內職，凡按制退休者，多增秩，或加恩子孫。
宋真宗咸平以後，文武官員告老後，甚至還都升一級，授朝官，給半俸，幾成定制。
盡管退休後的待遇如此優厚，但官員們還是很少有主動退休的，因為官員在任時所能得到的好處，是退休後無法比擬的。
宋代一直有冗官的問題，為了鼓勵官員退休，朝廷有時也采取致仕賜全俸的措施，然而收效不大。
行政支出每年居高不下，造成國家財政困難。
元朝致仕官員一般是月給半俸以養老，隻有少數達官顯貴和功臣、近臣退休後才能有幸得到全俸。
明朝致仕官員待遇較低。
明初，官員致仕若得不到特賜，就沒有任何俸祿，即使得到特賜，也往往是半祿，得到全祿的很少。
直到明憲宗成化十五年《公元1479年》，官員致仕才可以得到『月廩』和『歲夫』，就是每月可以從有關部門領取口糧，每年國家派一些仆隸到他們家做事。
以後又免除致仕官員的『雜泛差徭』。
清朝致仕官員的待遇一般來說比明朝好得多，休致後官員基本能得到半俸。
有功之臣也可得全俸。
清朝特別優待武官，高級武官往往能得到全俸，其他武官根據功績也能得到不錯的待遇。
古代官員致仕獲得批準後，朝廷大都給予其一定的賞賜。
他們在任時，往往因職官品級不同而擁有數量不等的土地，屬於地主階層。
因此，致仕後，他們大都不會因俸祿減少或沒有俸祿而失去生活保障。
對確實家貧的致仕官員，政府支給一定數量的歲米，『養其終身』。
這種情況在明朝是存在的。
官員到了一定的年齡就要退休，這是政治文明進步的重要體現。
但古代官員把退休稱作『致仕』，這多少折射了中國古代政體的獨有特點，即高度專制的皇權是建立在家天下的基礎上的。
對君臣關系，黃宗羲作了獨到的論述：『君與臣，共曳木之人也』『臣之與君，名異而實同』。
就是說，君臣有共同的職責，都是為民謀利。
顧炎武則作了全新的解釋：『為民而立之君，故班爵之意，天子與公、侯、伯、子、男一也，而非絕世之貴。
代耕而賦之祿，故班爵之意，君、卿、大夫、士與庶人在官一也，而非無事之食。
是故知天子一位之義，則不敢肆於民上以自尊；知祿以代耕之義，則不敢厚取於民以自奉』這是說，君主與公、侯、伯、子、男，並不是天生的尊貴，他們是管理國家事務的，與老百姓一樣，也是靠勞動吃飯，『祿』是他們為老百姓工作，取之於百姓的報酬。
所以，君主及其各級官吏，不敢於百姓之上任意妄為以自尊，不敢厚取於民以自我享樂。
清朝末年，維新、革命志士大量刊印明末清初啟蒙思想家的著作，就是藉此制造輿論，要求政治變革。
此後，歷史的發展沒有沿著君主立憲的道路前行，而是走的民主共和之路，這固然是由多種原因形成的歷史『合力』的結果，但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遺產所包含的民主思想因素，仍是不可忽視的一個內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