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洪武之治的『滌蕩漠北』，到永樂大帝『五出三犁』對漠北的震懾，即便是已經精疲力竭的大明王朝還是會產生王者無疆的錯覺。
正是這種錯覺，仁宣之治這種盛世下不可避免地出現了邊疆軍務的有所懈怠。
早期所建立對蒙古諸部的軍事優勢，也在無形中消失殆盡了。
』
明洪熙宣德年間山西長城防禦體系的懈怠時期
永樂二十二年《1424年》七月十八日，永樂大帝朱棣在第五次北伐回師途中駕崩。
將後世稱頌為『威德遐被，四方賓服』且『幅隕之廣、遠邁漢唐』的大明盛世江山留給了皇太子朱高熾。
永樂盛世風光的表面下，北征蒙古、南擊交趾、遠航西洋、遷都北京等前所未有的大手筆嚴重透支了大明王朝的國力，空前的消耗使得正式即位並改年號『洪熙』的朱高熾不得不面對『丁男疲於力役，婦女困於耕耘，富者怨征斂之繁，貧者罹凍餒之苦』的現狀。
朱高熾的一生，堪稱人生無常。
在其二十年的王子和兩年的皇子人生中，『肥碩，腰腹數圍』的朱高熾並未得到明成祖朱棣的歡喜，反而更喜歡桀驁不馴的朱高煦；即便因『長嫡承繼,萬世正法』被立為太子，二十年的太子生涯中又屢遭危機差點嗣位不保；終於熬到47歲當上皇帝，在位不足十個月卻駕崩了。
雖然隻有短短不足十個月，在猜忌和權力鬥爭中歷練多年朱高熾迅速調整和改變了永樂時期開創、擴張的國策，實行內斂守成的治國方略，開創了大明王朝最重要的『仁宣之治』。
其子明宣宗朱瞻基則全面實施並完成了『仁宣之治』，使得出現了『四境無虞，百姓安業，幾於小康』的恢復局面，稱之『明代極盛之時』。
朱瞻基行樂圖投壺
朱瞻基行樂圖蹴鞠
朱瞻基行樂圖錘丸
在邊疆軍務方面，明宣宗親自撰述《帝訓.武備篇》告誡群臣：『武備之要有三，一曰儲將，二曰養士，三曰廣儲蓄』，隻有『中國安兵食足』，才會『邊周固』，『四境晏然』。
以洪武時期形成的防禦格局為參考，永樂時期的恢復程度為基礎，重新設置了大明王朝北疆的防禦格局。
首先，一改永樂時期『扶弱抑強，分而禦之』的策略，給予蒙古諸部一視同仁的安撫。
洪武、永樂時期的軍事征伐，蒙古諸部『分散而微弱，紛雜而無統』，時至仁宣時期，蒙古諸部仍處於分裂爭奪之中。
本著『撫以寬簡』的原則，在軍事上采取了『不治而治之』的策略，徹底放棄了對蒙古的征伐。
這種『無為而治』無疑是『仁宣之治』得以實現的保障，但也致使蒙古高原統一局面的形成創造了有力的外部環境。
瓦剌得以全力對伐韃靼，並最終將其攻滅迅速坐大。
以至於最終控制了兀良哈三衛，令大明王朝無力與其爭鋒。
加之『厚往薄來』的大國風范以及朝貢制度的不完善。
遊牧民族希望的對等貿易不被允許，隻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增加『朝貢』次數和使團人數，借助朝貢實現貿易的目的。
王者無疆的錯覺以及大國姿態不時提出諸多限制條件，使得矛盾不斷加深直至激化。
其次，遣大將以總兵官身份鎮守各邊鎮，同時另遣參將佐之。
洪熙元年二月『頒將軍印於諸邊將』，總兵鎮守制度成為定制並沿襲不廢。
至宣宗時，不僅延續總兵制度，還禮待免其朝賀，令其專心鎮守。
自洪熙元年始，明朝文治的色彩逐漸呈現，文臣勢力開始滲入北疆軍鎮體制。
尤其是肇始於永樂年間的宦官出鎮，至洪熙年間已成為定制，形成了『以宦官鎮守，則與文、武官員並置，因襲為常』的局面。
雖告誡其不幹預軍政，但『內官在邊衛者，挾勢恣肆，非總兵所能制』。
這種內部存在的隱患，無疑在某種程度上削弱了北部邊防的防禦能力。
再者，調整兵力部署和防禦設施修建。
以山西為例，仁宣時期大明王朝轉攻為守，大同則淪為邊境，衛所大量回遷。
洪武三十年《1402》拱衛京師移入『北平之地』山西行都司等衛所俱於洪熙元年《1425》十一月復隸，玉林衛調至大同右衛城；雲川衛移至大同左衛城，下轄左、右、前、後五所；鎮虜衛《今內蒙古托克托縣》還舊治，仍屬行都司。
宣德七年《1432》五月，新置山陰守禦千戶所和馬邑守禦千戶所。
至此，山西行都司領衛由永樂年間的7衛增至12衛。
『命高山等四衛在京操備，神銃手官軍二千二百九十三人，分為兩番於大同操備，率半年一更』。
同時，『遣將出塞燒荒。
先是，每於冬初命將率兵出塞燒荒，名燒荒。
蓋防虜南向，且耀兵也』
全面地修復和建設洪武、永樂年間因自然侵蝕、坍塌或者嚴重損害的城堡、墩臺。
比如洪熙元年『修完山西應州、渾源州城垣』，其中『應州城洪熙元年因東南舊址改築』。
還有宣德七年《1432》五月『山陰、馬邑二縣雖在大同之南，實虜宼必經之地，舊城久廢，每有邊警，官民輒攜家屬棄走，請修築二城，各置千戶所為便』
還在緣邊地區已有城堡間設立城堡，以加強邊墻的防禦和城堡間協同作戰能力。
比如洪熙元年九月『修完大同緣邊三山等處煙墩一十四座，浚壕塹九十四裡有餘』。
宣德五年《1430》二月『天成衛北邊，舊立雙山、青松嶺、尖山三墩，並川平虜墩，近已革去。
宜於懷來衛西陽河口築一墩，迤南天城衛長勝墩東北之中增築一墩，爛柴溝亦築一墩，連接懷來了望，又鴉兒崖煙墩去迤西三尖山煙墩三十餘裡，每舉炮，或逆風不相聞，因而誤事，請於其間增置一墩』。
宣德十年二月『大同分地，東自爛柴溝，西至崖頭墩，迂直險易幾逾千裡，桓墻溝壑日益坍塌，萬一虜騎沖突，無以蔽拒，乞加修築』。
同時進行了邊墻以及烽火臺的維修加固。
比如宣德五年正月『緣邊關隘要沖之地，如爛柴溝等十五處，舊無城堡，隻是樹柵為備，歲久木壞，請於今春三月調軍每處修堡，增軍守備』，以及宣德八年《1433》八月『請於大同正北鴉兒崖、貓兒莊之中半嶺等處添設二堡，以軍防守』。
需要說明的是，始於永樂全面修建於仁宣時期的這段邊墻現存今內蒙古和林格爾、豐鎮、清水河及涼城。
隨著與蒙古諸部的戰略態勢，防線逐步南移，遂廢棄了。
最後，一改外向戰略而實施收縮劃地防守。
從明仁宗始便『民力罷矣，慎勿貪功生事。
夷虜至塞下，順則撫之。
逆則禦之，驅之而已，勿為首禍』至明宣宗時更是『守備為主』，『來則驅之，去者勿追，保境安民，此為上策』。
受此戰略影響，永樂年間大寧都司的廢棄直接致使失去屏障的開平衛孤懸塞外。
因不再北征入漠討伐，開平衛塞外邊地戰略地位下降，加之道路遙遠，糧餉運輸困難，宣德五年《1430》以『孤城荒遠，薪芻並難，猝遇宼至，別無應援』為由，遷至塞內緊縮戰線固守。
導致了『棄地三百裡，盡失龍岡、灤河之險，而地益虛矣』，使得大明王朝的北疆邊防內縮，宣府、大同遂臨邊地。
加上永樂年間遷徙的東勝衛，宣德末年蒙古諸部進入河套，『雲、玉中徙一墻，之外豺狼所嚎。
三雲以內，赤白之丸不絕於道』，大同左翼徹底暴露，形成『三面近塞』的軍事要地。
值得一提的是，軍屯的廢壞始於宣德年間。
明代屯軍不僅強制從軍，且長年服役。
最大的問題是不存在因地制宜種植，而是受管屯官員制約，且上納屯田子粒遠高於民田。
加上社會地位低下，致使『屯種者率殆惰不力』。
結果是『兵之壯悍者即心恥於負鋤，而其羸弱者又力疲於荷戈。
驅兵為農，勢固難行！』
宣德年間『近年各衛不尊舊例，下屯者或十人，或四五人，雖有屯田之名而無屯田之實』，『將官漸肆貪侈，剝削軍士，武備日漸廢弛』。
屯丁耕種土地無法滿足正常溫飽，開始大量逃亡，到正統時，『一百戶所一百一十二人者，今止存一人』。
『天下軍伍久缺』成為當時大明王朝人人皆知的共識，以至於僅僅十餘年後『也先犯順，大同幾乎不守』了。
洪武時期的防禦策略，主動出擊使得北方邊境線大幅北擴。
在精心謀劃下，綿延數千裡的北疆形成一條完整和穩固的防禦線。
永樂時期，永樂大帝放棄了部分邊關重鎮，消弱了原來完整穩固的北方防線。
但積極主動的防禦戰爭以及分而治之的策略，使得還能保持相對的優勢。
仁宣之治始，明宣宗的『不勤遠略』，北方邊務陷入消極防禦。
雖然還維系著朝貢貿易關系，但強勢主導地位已經開始力不從心了。
宣德十年《1435年》正月，36歲的明宣宗英年早逝，仁宣之治就此完結。
8歲的皇太子朱祁鎮即位，次年改元正統。
因『遺詔國家重務白皇太後』，造就宦官王振專權擅政、為害貽禍，最終釀成『土木堡之變』，成為大明王朝初期進入中期的轉折點。
『自仁宗不勤遠略，宣宗承之』，面對仁宣遺留下來的嚴重糜爛的邊防形勢。
大明王朝不得不開啟了大修邊墻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