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的議和不少，但說到戲劇化，誰也比不上崇禎帝與後金的鬧劇呢。
明明是給大明續命的最好機會，卻被愛面子的皇帝、看熱鬧不嫌事大的文人們折騰成了災難。
明朝末年之所以出現越打越亂、疲於奔命的超級亂象，隻因那是一個看似無解的惡性循環：
後金造反、勢不可當；
朝廷要打仗，就得訓練軍隊、準備大量的物資和軍餉，這都是白花花的銀子；
但朝廷國庫空虛，崇禎又搞不定高官地主，於是就加重對老百姓收稅。
為了省錢，甚至還撤掉了全國的驛站，結果逼出了一個李自成；
雪上加霜的是，當時的明朝境內連續多年發生大規模的旱災、蝗災，老百姓流離失所，急需賑濟，但朝廷急於用錢，不僅不能開展救災工作，各級官員反而加重盤剝；
於是乎，難民揭竿而起，起義此起彼伏，朝廷內外用兵、左支右絀，財政問題進一步放大……
由此可見，但凡上述任何一個環節被掐斷，明朝的危機都有緩解的可能；而相對於搞定天災、地主而言，一系列危機的開端——後金，反而最有可能被當成突破口。
為啥這麼說？
戰爭中的任何一方，都會面臨巨大的人力物力消耗。
當時的後金軍隊雖然在戰場上凱歌高奏，但它早已不是『一人吃飽全家不餓』的遊擊部落。
公元1631年，皇太極已模仿明朝制度，設立六部管理行政事務。
為了進一步強化君主集權，5年後，他設立了內三院《內國史院、內秘書院、內弘文院》，負責編寫史書、擬訂詔書、頒佈制度等事務性工作。
同年，他還設立都察院，負責監督包括貴族在內的高官。
公元1638年，皇太極改蒙古衙門為理藩院，專門負責蒙古事務。
至此，後金仿照明制建立起一套完整的三院八衙門制度，政權封建化初具雛形。
在經濟層面，皇太極也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他提出『治國之要，莫先安民』，一邊將奴隸轉化為農戶，一邊丈量土地、推進耕種。
概而言之，那時的後金，早已跨過了依靠戰爭掠奪就能實現政權治理的階段，面對遼闊的疆域、大量各族人口，皇太極面臨著穩定、發展的現實任務；同時，有鑒於當初莽古爾泰、代善與自己爭權的教訓，身體一日不如一日的他，對於如何妥善分配諸子權利也憂心忡忡。
而對於明朝，稱帝的皇太極也許已經立下了取而代之的終極目標；但在那時，有鑒於雙方綜合人口、實力、資源的巨大差距，換作任何野心勃勃的人，也不敢妄想能在短期內入住中原。
爭取時間、鞏固統治、等待時機，那時的後金也有這方面的迫切需求。
所以，與前幾次互相試探、拖延的接觸談判不同，推行政權封建化之後的皇太極，確實有與明朝談判的真實意願。
而參照歷史上的先例，當面對不利局面，暫時與敵和談不失為一種務實的思路。
西漢初年，國力虛弱、民力疲憊，劉邦經過一次不成功的嘗試後，放棄了以武力解決匈奴問題，西漢王朝從此奉行了持續幾十年的和親政策，為恢復國力、穩定政局爭取了寶貴時間，也為漢武帝發動漢匈戰爭提供了基礎。
唐朝初期，東突厥屢屢南下，玄武門之變後，十幾萬突厥鐵騎甚至抵近長安城外。
面對奇恥大辱，李世民審時度勢、選擇了和談，通過便橋之盟、贈送金銀解決了危機。
短短兩年後，他就抓住對方遭受天災、政治混亂等機會，將其一戰滅國，洗雪了前恥。
因此，對於明朝而言，完全有理由、有條件與皇太極進行談判。
作為帝國權力的執掌者，若不能挽救危亡、安寧黎民，所謂的祖制、個人面子有何存在的意義？
在當時的明朝內部，確實有頭腦清醒之人。
兵部尚書陳新甲就意識到，隻有與後金議和，才能為挽救時局爭取一線出路。
早年間，他就曾嘗試推進此事，當時的崇禎，對此采取了『不支持、不反對』的模糊態度。
公元1641年的松錦之戰後，明軍內外兩線均面臨巨大壓力，崇禎皇帝也對議和產生了迫切訴求。
然而，崇禎雖然動輒對大臣痛罵甚至殺頭，但卻極其愛惜自己的名聲與形象，尤其不願意被那些『清流』文人扣上『卑躬屈膝、對奴低頭』的帽子。
因此，身為大明皇帝，他采取了『暗箱操作』的模式，派陳新甲秘密與後金接觸和談。
何謂『猥瑣』？
這就是。
明朝的皇權可謂登峰造極，根據崇禎前期對大臣的生殺予奪手段來看，他完全有能力、有手段力排眾議、打壓異己；此時面臨著國家的生死存亡，他完全有必要以鐵腕推行這種完全正確的方案，何必躲躲藏藏、授之以柄？
所謂利不可獨、謀不可眾，在關鍵性的戰略事務上，無須在意那些浮於表面、不負責任的輿論；面對難題，人人都會口嗨挑刺，但幾人能夠提出解決方案？
面對陳新甲遞出的橄欖枝，後金果然積極響應，《清史稿》稱，皇太極對此表態：『朕為百萬生靈計，若事果成，各君其國，使民安業，則兩國俱享太平之福』。
雙方很快進入了實質性的具體條款商議階段。
但一些大臣聽到風聲後卻表示強烈憤慨，紛紛上奏表示反對。
此時的崇禎，可以或軟或硬，講道理、擺事實，實在不濟就動用帝王權威，擺出一副『天下是朕的，後果我來擔』的勇氣。
甚至可以像當初赤壁之戰前年紀輕輕的孫權那樣，抽刀砍掉桌角、警告反對者死。
崇禎平時裡殺的朝廷大員多了去了，很多甚至是因為雞毛蒜皮之事，如今既然涉及到自家王朝的生死，那還客氣個啥？
想當初，面對突厥兵臨城下，久經沙場的大唐將士同仇敵愾、紛紛請戰；但李世民敏銳地指出，當前國家疲憊、百姓思安，如果不能一戰將敵人打得傷筋動骨，選擇動手隻會招致曠日持久的拉鋸戰。
因此，最佳的方案莫過於啖以金銀、麻痹對方的意志，隨後休養生息、尋機一擊制敵。
事實證明，真理總是掌握在少數人手裡。
然而，堂堂大明皇帝卻選擇了抵賴，他一邊表示『不是我、誰說的、沒有的事』，一邊寫親筆信給陳新甲，再三叮囑『可要管好嘴巴』。
公元1642年，心急的崇禎再次寫信催促陳新甲趕緊推進和談。
但事出巧合，當時的陳新甲剛好外出，使者不知信件內容，便跟往常一樣留下便走；
陳府的家童自然也不知來信內容，以為隻是普通文件，便也像往常那樣交給各省駐京辦傳抄。
如此一來，和談之事人盡皆知，輿論嘩然。
但議和條款真的對明朝不利嗎？
其實，皇太極提出的要求很簡單：明朝承認其地位，雙方劃界而治，開展互市。
也許略顯不公的一條，就是『每歲明朝饋清國金萬兩，銀百萬兩，清國饋明人參千斤、貂皮千張』。
但你知道當時明朝每年的軍費是多少嗎？
崇禎三年《公元1630年》，明朝增收的『遼餉』達685萬兩；崇禎十年，又增加280萬『剿餉』；十二年，增加『練餉』730萬兩。
這就是明末著名的『三餉』，原本隻是臨時加派，後來都變成了持續性的常規征稅。
如果這些令人恐怖的稅收能夠中止，又有幾人願意落草為寇？
如果結合當時的戰局來看，上述條款對於明朝來說相當有利。
這也體現出雙方都希望暫時緩和局面，先處理好內部問題、再圖後舉。
因此，當和談消息泄密後，崇禎完全可以拿出帝王的霸氣與自信，順水推舟、借坡下驢，既能體現對實幹派官員的保護與支持，又可彰顯自己敢於擔當、為了國家忍辱負重，還能激勵那些內心支持議和、但懼怕言官吐沫的中間派官員。
畢竟在當時，並非人人都『站著說話不腰疼』，那些沉默的大多數中，不乏陳新甲的支持者；他們所需要的，是一個敢於旗幟鮮明亮出觀點、引領方向的皇帝。
然而，崇禎皇帝竟然翻臉不認賬，忙不迭地跟那些酸腐文人站在一起，義正詞嚴地對陳新甲進行指責。
自己冒著通敵風險替崇禎幹臟活累活，一遇到問題卻被對方毫不遲疑地出賣，可想而知，那一刻的陳新甲有多麼地絕望。
想到無論何談成功與否，自己都難逃一死，陳新甲決定孤註一擲，他為自己寫了一封申辯書，其中引用了大量崇禎皇帝本人的原話，以證明和談完全出自聖意。
他希望以此迫使崇禎接受現實、堅定議和決心。
但陳新甲還是高估了自己的皇帝。
看到他的申辯書後，崇禎惱羞成怒，立即將其斬立決，理由非常的無厘頭：幾個月前『流寇』攻陷鳳陽，羞辱了朱家祖宗陵寢，應追究兵部尚書的責任。
陳新甲之死，不僅斷送了明清議和的可能，還造成了大臣對崇禎的徹底不信任：既然替你幹活隻會導致身敗名裂，那還不如混日子坐等改朝換代。
從此之後，面對國家大事，明朝群臣大多一言不發、沉默應對；即使迫不得已必須發言，也隻都講一些套話、場面話。
對比冷靜決絕的劉邦、李世民，崇禎可謂毫無主見、隨波逐流，他以一番讓人摸不著頭腦的神操作，親手扼殺了自己的最後一絲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