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的失敗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吏治問題。
這也是為什麼朱元璋稱帝後，何以對腐敗問題那麼絕對、冷血的原因。
明承元制，後一個學習前一個朝代很正常的事情
生活在元朝最底層的朱元璋，和他那個時代的百姓完全一樣。
一方面身經貪官污吏的蹂躪，一方面又聽到諸多口口相傳的『官場醜事』。
和所有百姓一樣，朱元璋對貪官污吏也帶著仇恨。
他也深知『吏治不修一切白搭』乃至理名言，如果真能填補肚子，哪怕是似餓非餓的狀態，只要有一線生機，朱元璋也不會造反。
造反啥時候都是一件危險的營生。
那麼，元朝在吏治問題上真的一無是處嗎？
很顯然這有些不公平。
至正五年《1345年》十月，順帝派出24名官員前往全國各地十道、兩行省，被稱為『奉使宣撫』，其本質上和朱元璋時期派出的『巡按禦史』性質上是一樣的。
朕自踐祚以來，至今十有餘年，托身億兆之上，端居九重之中，耳目所及，豈能周知？
故雖夙夜憂勤，凱安黎庶，而和氣未臻，災眚時作，聲教未洽，風俗未淳，吏弊未祛，民瘼滋甚，豈承宣之寄！糾劾之司，奉行有所未至歟？
若稽先朝成憲，遣官分道奉使宣撫，佈朕德意，詢民疾苦，疏滌冤滯，蠲除煩苛。
體察官吏賢否，明加黜陟，有罪者，四品以上停職申請，五品以下就便處決。
民間一切興利除害之事，悉聽舉行。
《元史·順帝四》
從這份詔書中，元惠宗解釋了為何派『奉使宣撫』的原因：自己身處皇宮，雖然每日勤勉，但真實情況如何我也不清楚，特別是吏治問題。
所以，我派遣『糾合官員』巡查天下。
當然，巡查天下自古有之，很明顯，這是『附會漢法』。
『奉使宣撫』和明朝的『巡按禦史』有著直接繼承關系，一方面『代天巡查』有了；另一方面對官員處罰更加明確，即『奉使宣撫』可以對四品以上有『處罰建議權』，五品以下可以就地處決。
『奉使宣撫』的權限比明朝朱棣正式開展『巡按』後要大。
同時，惠宗、脫脫對地方一把手也非常重視。
至正七年《1347年》，他從臺閣名臣中選擇26人為郡守縣令，而這些人大部分都是漢臣。
面對危險元惠宗下了罪己詔
元惠宗、脫脫又將自元世祖開始的各種關於吏治的法律法規進行系統整理，希望做到『有法可依』。
在將近一年的修撰過程中，蒙古貴族和漢臣進行了激烈爭論，博弈的結果是對許多條文都進行了刪改。
總之，至正新政的結局和元朝的『儒家化』一樣，一直在路上走著，而且還不時地停下來轉回去再轉回來繼續前行。
但問題是，自然災害和農民起義卻不會等你把統治階層內部權力鬥爭完成了再來找你。
元惠宗繼位前，元朝的農民起義就經常發生。
面對自然災害問題、吏治問題、農民起義問題。
惠宗一朝首先承認因為饑寒民貧，老百姓不得不造反，因此主張招撫為主、剿滅為輔。
另一方面，為了體系自身統治的『合理合法』，至正五年《1344年》三月元惠宗下罪己詔向全國道歉。
天災流行，積雨害稼，河失故道，民罹其殃，山東、河南尤甚。
朕夙夜憂惕，靖思其由，皆朕非德所致。
諸方盜賊竊發去處，限二十日悔過赦之；前所免租外，被災者全免之，已入者準下年之數。
元惠宗也並非說說而已，面對災害確實進行了賑災。
當時，元朝賑災主要依靠的是常平倉和義倉。
其中義倉數量比較大。
鎮江有96所。
杭州、鎮江、嘉興、常州、松江、江陰六地的義倉糧食可以賑濟災民57萬戶。
可以說，『至正新政』中前期，農民起義之所以沒有大起，對於救災設施的佈置是有很大作用的。
但問題是，當黃河大災發生，賈魯大治河災的時候，大量人群聚集，在吏治大問題催動下，竟然出現了推翻元朝的紅巾軍大起義。
這不能不說：許多問題不是你下決心就可以做對的事情，方向正確的前提下，堅強的執行力、果斷的決心、吏治精練清廉能幹比方向更重要。
與其下『罪己詔』這種騙小孩兒的東西，倒不如實打實地做事。
面對肚子和性命問題，一份『罪己詔』能管啥用？
人們需要的是實打實的東西。
但在統治階層的享樂需求下，又有幾人真的會真心賑災、真心做事兒。
最終，元朝滅亡，大明興，兩個半世紀後，崇禎也在罪己詔中迎來了李自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