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俄烏之間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俘虜交換。
原本是雙方各歸還110人，但據俄外交部稱，其中有2名烏克蘭女性被選出時主動拒絕了參與戰俘交換，她們希望留在俄羅斯，因而最終回到烏克蘭的，是108人。
『回家』的烏克蘭戰俘，她們大多都是女性
結果，就有網友發出了疑問。
要知道，同屬『戰鬥民族』的烏克蘭和俄羅斯，在他們的文化中，曾經極度鄙視投降行為。
戰鬥到最後一刻和敵人同歸於盡，才是一名軍人身陷絕境之時，最光榮的選擇。
甚至在某些特定時代，曾經出臺過一些異常嚴苛的法令。
比如，衛國戰爭初期，面對德軍『閃電戰』，蘇軍大規模成建制投降的不利環境，1941年8月頒佈的第270號命令。
這個命令的中心思想是——任何開小差或是向敵軍投降的官兵，都將被認作叛國行為。
其中有一條是——
陷入敵人包圍的各單位和部隊應義無反顧地戰鬥到底，用生命保護自己的裝備。
顯然，在那段歲月裡，工業生產能力已經接近極限的蘇聯，有些時候，東西甚至比人命更值錢。
還有下面這段話，後來被很多西方電影用作了『黑』蘇聯，特別是蘇軍政工人員的素材：
……如果被敵人包圍，那麼每個軍人都要戰鬥到底……如果官兵不組織抵抗，而是選擇投降，那麼可以從空中或地面采取任何手段除掉他們。
同時，向敵人投降的官兵家屬將被剝奪所享受的國家公民權利。
整個270號命令，用斯大林他老人家自己的話，可以總結為——『我們蘇維埃隻有烈士，沒有俘虜和逃兵』。
而且，斯大林自己也實踐了這句話，他的長子雅可夫在1941年的斯摩陵斯克戰役中被德軍俘虜，給關進了集中營。
斯大林核實情況後，立馬按規定把自己的兒媳作為『投敵者家屬』流放到了西伯利亞勞改營，後來還拒絕了德方用保盧斯元帥換雅可夫的提議——『我不會用一個將軍來換一個士兵』
雅可夫被俘時的歷史照片
而且，上述『被俘恥辱觀』在東亞，也非常流行。
比如咱們的儒家文化圈，向來特別看中舍生取義的選擇，作戰被俘往往會與『不忠不義』掛鉤。
比如，西漢名將『飛將軍』李廣的孫子李陵被俘後，漢武帝決定誅殺其三族《母親妻子和弟弟》，結果司馬史公在朝堂之上為李陵的家屬說了些求情的話，自己竟然也惹禍上身，遭遇了極為殘忍的宮刑。
要知道，選擇投降之前，李陵也是盡了全力的。
在沒有任何援軍的情況下，李陵率領五千步兵與數萬匈奴騎兵激戰了八天八夜，終究還是力竭被擒。
絕境之下，李陵為了保全手下兄弟們的生命，隻好無奈投降。
即便如此，他的選擇，在當年仍舊被認為是不可接受的『巨大恥辱』。
很明顯，無論是俄羅斯/蘇聯，還是東亞的中日韓，這些國家的政體，一直屬於大政府、小社會的模式，歷史上經歷過很長時間的集權政治統治歲月。
這種環境下，主流社會的價值觀念，往往更註重整體利益，相對輕視個體存在。
人們總會被從小教育，要為了大我犧牲小我；為了大家隻能犧牲小家的，這才是最高尚的選擇，否則就成了叛徒、罪人。
而且，它們跟周邊國家的戰爭基本都是你死我活的性質。
很多時候，對手還往往有屠城的習慣，一旦被俘後什麼待遇，也就不言而喻了。
反倒是中世紀曾經流行過『騎士贖金』操作的歐美國家，對軍人投降的接受度比較高。
比如，當年的日本投降儀式上，美軍就專門邀請了幾名經歷過『 巴丹死亡行軍』的戰俘參加，他們與那些在正面戰場上對敵戰鬥的官兵們，一同被視為了國家英雄。
下圖麥克阿瑟身後這位看起來很瘦弱的軍官，是菲律賓戰役中被俘的美軍少將喬納森·溫賴特，他曾經在戰俘營裡被日本人折磨了近三年。
然而，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東斯拉夫民族和東亞各國，也開始漸漸地淡化了『被俘即巨大恥辱』的觀念。
究其原因，除了前面講的那些文化理念和社會傳統的更新，還有一點客觀原因也不可忽略——近現代戰場上各國軍人的行為取向，還往往跟其工業化程度和國防能力有關。
曾經一度，西方的工業能力遙遙領先，這樣的話，在其戰鬥力的組成方面，軍備和物資補給就會占到很大比例。
那麼，火力和物資耗盡之時，戰鬥力就會驟降，可以被視為喪失抵抗能力了。
美軍一個強大之處，就是完善的後勤體系，要想把他們打得彈盡糧絕，也很不容易
最典型的，可以看看美軍的『戰鬥條例』，對於美軍而言，只要全部滿足以下四點，就可選擇投降：
1.行動失敗，且無法成功突圍；
2.武器彈藥耗盡，且無法補給；
3.飲水食物耗盡，且無法補給；
4.通訊完全斷絕，且無法恢復。
相反的，則是衛國戰爭初期的蘇聯，在大片工業基地被德軍閃電般占領後，蘇軍中一度出現了『裝備補給』比人命還要『寶貴』的局面。
這樣的情形下，人力就占了戰鬥力比重的大部分。
因此，他們總是得打到命都沒有了的境地，才算消耗殆盡了戰鬥力，否則就等同於觸犯了『270號命令』。
還有咱們的抗日戰爭，戰鬥力中人的占比甚至遠高於蘇軍，同樣面臨著『一寸山河一寸血』的民族存亡關頭，『被俘即恥辱』的觀念曾經深入人心。
不過，即便是素來被認為愛投降的美軍，也是不允許隨意放棄戰鬥去做俘虜的。
根據《美軍成員行為守則》，投降也要堅持原則和底線，按美軍自己的『規矩』做戰俘。
其中一條就是，做『戰俘』時，必須要時刻以軍人身份嚴格要求自己，上級需繼續管理自己的隊員，下級也要服從長官的指令，不可傷害戰友，並盡力團結其他我方戰俘。
If I become a prisoner of war，I will keep faith with my fellow prisoners. I will give no information or take part in any action which might be harmful to my comrades. If I am senior，I will take command. If not，I will obey the lawful orders of those appointed over me and will back them up in every way.
受審時，隻能提供姓名、軍銜、社會保險號碼、出生日期，要盡己所能拒答其它問題；拒絕做出任何背叛聲明等等。
而對於違反『戰鬥條例』和《美軍成員行為守則》的投降行為，美軍也是要按照相關規矩，上軍事法庭問罪的，同樣會受到一致的鄙視。
2016年，美軍小艇上對伊朗革命衛隊下跪的10名官兵，因為沒有上級指令，擅自投降，回國後都受了處罰
隨著時間的推移，相對以往，無論是東斯拉夫民族還是東亞國家，對俘虜的寬容度和接受度，都在逐漸提高。
很顯然，這種變化，就跟上述國家和地區的工業化、現代化程度明顯提高有關。
老早前，在那個軍備不占優勢還想打贏的時代，軍人們主要是要靠玩命血拼的。
身處這種客觀劣勢的環境，在某些極端時刻，與敵人同歸於盡就成為了一種『高效率』的殺傷利器。
而如今，戰場的勝負，已經不完全由人數的多寡決定，在其戰鬥力的組成方面，科技和工業相關的東西，占比越來越高。
很多時候，戰爭的形式都是遠程精確打擊為主，可能敵人還沒見著幾個，勝負就出了分曉。
即便打巷戰，多數情形下，也並非要面對面的拼刺刀了
也正因如此，各國對於『失去進一步抵抗的可能，彈盡糧絕後選擇投降』的行為，開始表現出了越來越多的認可和寬容。
更何況，很多時候，那些換回的俘虜，也自帶一定的軍事和情報價值。
比如，這次俄羅斯和烏克蘭的大規模換俘，雙方都有自己的關注點——俄軍需要資深飛行員歸隊；烏軍則非常重視亞速鋼鐵廠俘虜們的戰鬥經驗，他們可以回來充當新兵教官。
110名俄軍戰俘相互攙扶走下飛機，精神頭遠不比那些烏軍女戰俘
不過，相對於歐美世界，如今的戰鬥民族在身陷絕境之際不願被俘，主動選擇『同歸於盡』的現象仍舊還是要更常見一些。
最後，講兩個近些年的例子。
2018年，敘利亞戰場上，俄羅斯飛行員羅曼·尼古拉耶維奇·菲利波夫少校駕駛蘇-25戰機被擊中，彈射跳傘後，不幸落入了恐怖分子武裝的控制范圍。
菲利波夫少校生前工作照
雖然菲利波夫少校立即聯系上了周邊的俄空軍基地，但搜救小組飛抵他所處的坐標位置，還要再花上40分鐘左右的時間。
根據後來流傳出的模糊畫面顯示，陷入恐怖分子的團團包圍後，單槍匹馬的菲利波夫拒絕了專門翻譯成了俄語的招降喊話，打光了隨身的彈夾，又開始用手槍自衛。
隨著敵人慢慢進行合圍攻擊，包圍圈越來越小，當恐怖分子將他團團圍住企圖活捉之際，菲利波夫拉響了光榮彈……
菲利波夫犧牲時年僅34歲，被追授為了『俄羅斯英雄』。
緊接著，俄羅斯就對該地區進行了精準轟炸，這隊恐怖分子武裝被團滅。
後來，俄聯邦政府給菲利波夫舉行了國葬，普京總統親自出席。
在放送歌曲《多想活著》的時候，俄高層領導們無一不潸然淚下。
第二個，發生在烏克蘭戰場上。
2022年3月，頓巴斯前線，俄空降兵第247近衛空降突擊高加索哥薩克團上尉，努爾馬戈梅德·加吉馬戈梅多夫在身負重傷之際，仍堅持戰鬥，最終拉響『光榮彈』，與圍攻他的烏克蘭新納粹武裝分子同歸於盡。
此時，距離他當上爸爸，還不足一個月。
努爾馬戈梅德·加吉馬戈梅多夫
兩周後，普京總統親自宣佈追授加吉馬戈梅多夫『俄羅斯英雄』稱號，並就他的『壯烈事跡』發表了一番激情講話，稱贊這位『俄羅斯英雄』是全俄族民族團結報國的典范、俄羅斯軍人的榜樣。
而這位『俄羅斯英雄』，其實並不是俄羅斯族，他來自於俄聯邦境內達吉斯坦自治共和國，是一名拉克茨族的穆斯林軍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