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末天下板蕩時期，李建成被封太子，長駐京城，協助其父李淵處理朝政，李元吉年紀尚幼，沒有領兵出征的資力與能力，因此，李世民就自然而然地成為兵馬統帥，駕師遠征，開疆拓土。
可是，其時，李唐政權的周圍仍有諸多虎視耽耽的勢力存在，彼此的實力也僅在尺寸之間，所以，逐鹿稱霸的關鍵是看各股勢力的實力，而實力的增強，便是不斷積累賢才的表現。
於是，外圍的緊迫局勢加上全軍統帥的地位促使李世民實施大規模的招賢，武將之中的尉遲敬德，秦瓊，程知節等，謀臣之中的房玄齡，杜如晦等都是在這一過程中被招納進來的，此中謀臣就基本上形成了日後『文學館』中成員組建的基礎，十八學士中的房玄齡，杜如晦，薛收，虞世南，褚亮，蘇世長等人也開始在這個時候嶄露頭角。
『文學館』中聚集了眾多的政治人才，他們為李世民統一天下立下了不可磨滅的功績。
例如房玄齡，『賊寇每平，眾人競求金寶，玄齡獨先收人物，致之幕府』杜如晦『常參謀帷幄，時軍國多事，剖斷如流，深為時輩所服』一個為李世民招攬人才，一個為李世民運籌指揮，在整個作為李世民『智囊團』的『文學館』中起到了領頭羊的作用，其它成員也紛紛效仿，盡己才能，替秦王打下了唐朝的萬裡河山。
此外，『文學館』中又集中了許多優秀的文史人才，為李世民『以史為鑒』政策的提出與運用提供了人才基礎。
例如，虞世南『每論及古先帝王為政得失，必有規諷，多所補益』。
又如蘇世長，陸德明，孔穎達，顏相時，李守素等都曾運用自己的所長對李世民提出過諷諫，為李世民適時正確決策的提出與運用都有過重大影響。
『文學館』的建立也是太宗李世民提倡『崇武』到『尚文』的一大標志，唐朝社會從此擺脫了高祖時期仍留禍於武將占要職的局面，文治社會的基礎得以確立。
再者，『文學館』雖然存世不長，而繼承它的『弘文館』則將學文學儒的風氣從上而下波及整個社會，再加上當時唐朝開放地接納外來的異域文化，唐朝文明隨之繁盛。
最後，『文學館』關閉後，其『十八學士』的後人仍長期影響唐朝的政治發展直到天寶年間，其影響不可說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