尉遲恭和成濟都當了主人的槍手，都以下犯上殺了主人的敵人。
但是，兩人的結果卻截然相反。
尉遲恭進了凌煙閣，成了開國大功臣。
而成濟卻被夷滅三族。
那麼，為什麼兩人的結果這麼不一樣呢？
《尉遲恭畫像》
對於這個問題的解釋，我們可以從四個方面來看。
一、正當防衛與防衛不當。
尉遲恭當時殺李元吉是正當防衛。
因為在玄武門政變的時候，首先是李元吉向李世民連射三箭。
李世民沒辦法，隻好回射一箭，沒想到，這一箭『不小心』射到李建成身上，把李建成殺死了。
然後李世民的戰馬受驚，李世民從馬上摔下來，李元吉沖過來，用弓弦勒李世民，想把李世民勒死。
在這種情況下，尉遲恭才射死了李元吉。
可以說，尉遲恭雖然是以下犯上，但是他完全是正當防衛。
成濟的情況不同。
雖然曹髦確實是率領一隊士兵向司馬昭的府上沖去，並且已經沖到司馬昭大門口。
但是，曹髦並沒有構成對司馬昭的直接威脅，至少不是直接就會要司馬昭的命。
也就是說，成濟雖然也是出於防衛才殺掉了曹髦。
但是他明顯是防衛不當。
正當防衛和防衛不當，在這裡並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而是一個主子如何向天下人做出解釋，如何給這個槍手開脫罪責的問題。
李世民是很好給尉遲恭開脫的。
畢竟如果那時候尉遲恭不出手，李元吉就很可能把李世民給殺死。
但是司馬昭是不好給成濟開脫的。
因為曹髦並沒有對司馬昭構成絕對的威脅。
沒有的情況下，就動手，怎麼向天下人解釋呢？
所以，司馬昭不得不殺掉成濟，而李世民完全可以把尉遲恭當功臣。
《李世民》
二、弒君與殺賊。
曹髦是皇帝。
在古代，君王是有絕對權威的。
就算君王殘暴不仁，有什麼重大的過錯，也是不能殺的。
殺了君王，就叫做弒君。
這在整個古代，已經形成了公論。
而且這也是整個古代皇權社會的價值基礎。
有個這個價值基礎，整個皇權社會就能夠保持穩定。
沒有這個價值基礎，皇權社會就會出問題。
所以，成濟殺了皇帝，無論如何都是不能隨便把他放過的。
尉遲恭殺李元吉不一樣。
李元吉並不是皇帝，他也就是一個一般的王爺。
而且，因為李元吉反復『陷害謀殺』李世民，甚至直接向李世民射箭。
這樣一來，李元吉就不是什麼王爺了，完全是『賊寇』。
這一點，李世民在後來『修訂』史書的時候，把它講得很清楚。
所以，尉遲恭殺李元吉，那就叫做殺賊。
既然是殺賊，那就當然是功臣了。
三、攬責與推責。
兩件事情發生以後，兩個主人采用的方式是不一樣的。
李世民是主動攬責。
他並沒有說尉遲恭殺得不對，而是說尉遲恭是為了保護自己，避免自己被『賊寇』傷害而采取的行動。
總之，李世民雖然並沒有說，這件事是自己吩咐尉遲恭做的《他也不能這樣說，畢竟李元吉是他的兄弟》，但是他那樣，相當於是把責任攬到自己頭上，幫尉遲恭扛著。
而司馬昭則極力推脫，說這件事自己不知情。
自己當時在家裡，根本就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都是成濟自作主張幹的事情。
實際上，這件事是賈充慫恿成濟幹的，但是賈充不認賬，司馬昭也不追究，兩人都一口咬定是成濟自作主張，也就把責任推到成濟頭上，拿成濟當墊背。
總之，既然是成濟自作主張幹的，與自己無關，因此，就該對成濟進行嚴肅處理。
《司馬昭》
四、成功與未成。
這個其實才是問題的關鍵。
李世民發動玄武門政變，最終是取得成功了的。
既然成功了，李世民當皇帝了，基本上就不用考慮輿論的問題的，誰也不敢再說三道四。
因為誰要是敢再說三道四，誰就會掉腦袋。
對於李世民來說，需要關心的問題，隻是後人怎麼說的問題。
所以，隻需要把史書修改好就可以了。
就算李世民也在乎當下人怎麼說，也不用著急，慢慢來處理。
通過『貞觀之治』以後，應該說，天下的輿論，都對李世民有利了。
而曹髦攻打司馬昭，是司馬昭沒有料到的，因為並不是他主動發動的政變。
對於他來說，那時候篡奪曹魏的天下，時機還不成熟。
因此，這時候把曹髦殺掉，就闖大禍了。
既然闖了大禍，就要考慮輿論因素。
所以，司馬昭必須找一個人來墊背，以堵住悠悠之口。
而成濟就成了墊背的人。
《參考資料：《三國志》《魏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