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棠棣，一枚歷史愛好者。
歡迎大家【關注】我，一起談古論今，縱論天下大勢。
君子一世，為學、交友而已！
奧匈帝國駐華公使館臨時代辦羅斯通多年後在其未發表的回憶錄中對義和團戰爭的起源有如下看法：
『如果我是中國人，我也會加入義和團』
羅斯通認為義和團戰爭爆發由三個因素造成：
(1)歐洲列強試圖瓜分中國；
(2)列強們通過條約或直接用炮艦政策和傳教士活動迫使中國就范；
(3)這種做法引起了兩方面反應：①中國老百姓的反應，②朝廷仇洋官員與慈禧太後的反應。
確實，列強到山東擴張來的不是時候。
1、天災
當時，兩次重大的自然災害也在肆虐華北地區，1898年山東飽受洪水之災，黃河於8月決堤，34個縣受洪水侵害，數千的村莊被淹，饑荒盛行。
成千上萬的村民流離失所，四處逃荒，吃草根，咽樹皮，社會氣氛十分緊張。
清廷派李鴻章為巡視黃河大臣，李報告說至少需要200萬兩銀子才能治理黃河，朝廷經費緊缺，隻好作罷。
1898年冬天以後，旱災又開始害苦農民。
華北大部，包括山東和直隸數月無雨，對春耕帶來嚴重的威脅。
洪水和旱災雖然都是自然災害，但它們對百姓的心理壓力是不一樣的。
此外，洪水是突發性災害，決堤的發生就是一例。
旱災則是一種充滿懸念，令人焦慮的持久性事件。
旱災不會一下子造成人員死亡和饑荒，但讓人在心理上難以忍受，對將來充滿恐慌。
所以人們的焦感漸漸增強，需要找到對旱災解釋的其他非自然性的說法。
黃河多年來就難以馴服，中國人雖敬河伯，但一般認為水災是自然災害，用治理河道、加固河堤的人為方法可以防止或減輕它的危害。
但中國人特別篤信求雨，認為對付旱災更需要神靈的幫助，從朝廷到地方官都常常主持求雨的儀式。
所以說，防旱比防澇的宗教迷信色彩要濃得多。
一般老百姓很自然地認為旱災乃陰陽風水失調所造成，於是要尋求肉眼可以觀察到的種種證據。
列強入侵山東，洋教堂的存在，以及鐵路的修建都很容易被看成是破壞風水的明證，因此農民將自然災害歸罪於洋人是不足為怪的。
此外，求雨儀式一般以道家為主，比如請張天師呼風喚雨，而不請佛寺的和尚。
由於基督教的入侵，中國所有的傳統宗教都受到沖擊，其中道教對西教的抵觸情緒恐怕最大。
佛教重來世，厭現世，宣揚修煉成佛。
而道教崇拜多神，對現世有造反精神。
佛教與基督教都強調對權威的服從與認命，而道教則倡『無為』，與基督教的『參與』概念實際上相左。
所以，旱情愈嚴重，道家思想愈是深入人心。
2、反洋同盟
山東的反洋運動更由於列強之間的國際政治鬥爭而被進一步激化。
列強入侵不僅危及中國領土的完整，而且沖擊了中國政治的基本意識形態——儒家學說。
儒家雖然也強調服從權威，但以『仁』為核心的一套概念似乎對洋人完全不起作用。
列強外交官和傳教士對地方司法制度的蠻橫幹預使滿、漢官員的仕途受到很大的威脅。
天主教士在中國尤其膽大妄為，甚全連新教傳教士都對他們頗有微詞。
根據當時在華的美國傳教士阿瑟·史密斯的著作《動亂中的中國》說：
『只要中國教民與非教民有任何爭執，天主教神父就一定要包攬訴訟。
如果神父一時不能威脅地方官做出對教民有利的判決，他還可以用‘宗教迫害’為借口向法國領事訴求。
所以，在訴訟過程中，天主教神父完全不考慮司法的公正性，隻是一味地要求按他的意願辦案』
中國傳統的士大夫官僚文化還敵不過西洋的個宗教，所以儒學與道家結成戰術上的反洋同盟勢在必行。
應該說，這是自清朝建立以來的第一次。
膠州灣事件以後，德軍在山東為所欲為，與百姓沖突不斷，而列強外交官則向中國政府不斷施壓，要求減少民、教沖突。
這兩者本身互為因果，使清延束手無策。
山東地方士紳的作用因而很重要，這些士紳經常與傳教士直接打交道，而且對他們自己在傳教士眼中的地位最為敏感。
同時，地方士紳對朝廷的上諭和通告所做的解釋直接影響百姓的情緒。
正是這批人最早意識到膠州灣事件對他們的生存和社會地位將帶來直接的影響，因為這是中國第一次由於教案而割地賠款，此端一開，他國效尤，後果不堪設想。
就山東士紳來說，列強對中國的瓜分已遠遠不是一個書本上的問題了。
地方士紳是中國城鎮村落是否穩定的晴雨表，這個階層一旦開始仇洋，或對清廷不滿，地方秩序的大亂就是在所難免的了。
3、梅花拳
在山東的一個更危險的跡象是，在反洋運動的背後多是曾在歷史上有抗清行為的秘密社團。
這些社團盡管互相之間尚無直接聯系，但自四川餘棟臣被捕後，它們開始用餘的『順清滅洋』口號來發動群眾，效果十分明顯。
1898年底，這些秘密社團開始有組織地用武力打擊傳教士和教民。
所以到了1899年10月英文報刊始有『拳民『 (Boxer)之名目。
實際上，山東並沒有一個統一的『拳民』組織。
所謂『拳民』，是指包括活動於三個地區的秘密社團組織：
以曹州大刀會為中心的魯西南，以朱紅燈為領導的魯西北茌平和平原縣的神拳會，以趙三多為領導的直魯邊境的梅花拳。
這三個地區洋教士比較多，民、教沖突也比較集中。
魯西南和魯西北的秘密社團與趙三多的拳會不同，大刀會和神拳等組織強調刀槍不入的神秘主義，而趙三多的梅花拳則是以真功夫為主。
嚴格意義上說，所謂『拳民』，是指梅花拳會的成員。
而在1898和1899年內組織抗洋活動最得力的也是梅花拳。
梅花拳在直、魯邊境的冠、威兩縣活動本來就比大刀會和神拳有地理優勢。
此區域地居直、魯兩省交界處，兩省政府都難以管理，遑論中央政府，因此這裡是三不管的『飛地』。
在這裡，土地稅按照所雇的長工人數計算，所以很容易虛報數字，歷史上就是逃稅地主的理想地區，自明朝以來就已如此。
此外，這一地區的地方治安由於政府權威的微弱，多由自行組織的鄉團來維持，所以有日後『義和團練』之說。
4、冠縣梨園屯教案
趙三多起義的導火線是著名的冠縣梨園屯教案。
此案由來已久，一直得不到了結。
早在1873年，梨園屯的意大利傳教士就想拆掉當地的一座破敗的玉皇廟，用以建立一座教堂。
因此，民、教沖突非常激烈，年復一年，積怨很深。
法國公使對梨園屯案積極幹預以後，中國地方政府決定將此廟地皮讓給教士。
梨園屯村民十分憤怒，在長達20多年的時間裡，雙方互不相讓，在中國教案史中也非常罕見。
村民在此案中能夠堅持不懈進行鬥爭，主要得力於當地老百姓公推的『十八魁』，他們是抗教的中心。
到了1897年，德國占領膠州灣以後，『十八魁』借機起事。
他們決定請在直隸的鄰縣——威縣的著名梅花拳首領趙三多來主持抗教大計。
趙三多是梅花拳的第十四代傳人。
在冠縣『十八魁』的幫助下，趙三多率梅花拳於1897年起事。
一時間四鄉響應，約二千多人手持刀劍開始攻擊教民，至少打死兩人。
法國公使要求中國政府逮捕『十八魁』和趙三多。
趙繼續抗教，不予理睬、地方官派兵到梨園屯彈壓，強行拆除玉皇廟，將此地基歸於教士和教民，從而使民、教沖突進一步加劇。
1897年底，德占膠州灣給趙三多重新起事帶來機會。
梅花拳開始利用公開『亮拳』的儀式招募新成員和擴大影響力，數千農民踴躍報名加入拳會。
中國政府和傳教士對趙三多的號召力大為震驚，清廷被迫下令趙三多解散拳會。
為了爭取合法化，趙三多決定將梅花拳改名為『義和拳』，這就是『義和團運動』的起源。
據趙的助手郭棟臣多年後回憶，當時梅花拳會的大佬對該拳會以公開名義舉事感到擔心，於是趙三多決定不用原名。
其實，梅花拳本名義和拳，當時已有150年左右的會譜記載。
據學者研究，該拳會可能是反清的『清水教』的一個分支。
在18世紀時，清水教首領王倫發動起義，曾對清廷打擊甚烈。
『清水教』被鎮壓之後，其中的一支『義和拳』改名為『梅花拳』，得以繼續生存下去，『義和』之名目顯然比『梅花』更有號召力。
1898年10月21日，梨園屯拳民在趙三多領導下正式武裝起事，攻打教堂和傳教士，四周縣鄉多有村民參加。
新組建的義和拳民開始頭戴紅巾，有了統一的標志。
他們有的扛大刀，有的拿著鳥槍，從四面八方匯集在一起。
也就是在這次舉事中，趙三多公開打出了一面旗幟。
據冠縣的法國傳教士伊索勒的目擊所說，這面旗幟上大書『順清滅洋』。
伊索勒還注意到這是一面黃旗，或有爭取合法化之嫌。
很明顯，趙三多這時已正式接過了四川餘棟臣的口號。
5、成也毓賢敗也毓賢
然而，清廷此時正忙於與德國交涉，一段時間內對趙三多的起事還不太注意，面對魯西南大刀會的鎮壓更為嚴厲，大刀會在歷史上與義和拳並無直接關系。
清廷直到1899年5月才對趙三多的活動感到緊張，因為趙三多通過努力，開始將各色拳會納入一面旗幟之下。
在直隸正定大佛寺，趙與其他拳會首領聯合開會，將他們的活動統一起來，並給義和拳冠以『神助』兩字，以利於接納那些具有神秘主義傾向的秘密社團。
在這一地區，儒家學說並不發達，所以『神助義和拳』的吸引力非常之大。
大刀會在魯西南等地仍然堅持活動。
德占膠州灣成為既成事實以後，朝廷和山東地方官的重點政策是鎮壓大刀會，因為巨野教案是發生在魯西南地區。
張汝梅在1898年接替李秉衡任山東巡撫以後，對大刀會是有同情心的。
張汝梅曾在中法戰爭中立過功，對列強侵入中國內陸深感憤怒。
他在給朝廷的報告中多次強調對付大刀會不能『不分良莠』。
他指出大刀會並無反洋歷史，不過是因為德占膠州灣後才開始仇視洋教活動。
他提出不妨將大刀會辦成團練，便於控制。
朝廷對他的建議不予理會，一味命令他剿滅大刀會，張汝梅當然不願積極貫徹執行。
1899年初，張汝梅突然被朝廷解職，理由是貪污腐化。
實際上，一個月前確有人參奏張汝梅貪污腐化，但朝廷通過調查，已頒發上諭，指出對張的彈劾缺乏證據，並處分了參奏張汝梅的官員。
這次找此種理由將張汝梅解職，實在是因為清政府不堪德國方面的壓力。
新任山東巡撫是毓賢，朝廷選擇此人是有深謀遠慮的。
毓賢多年在山東為官，對該省的情況十分了解。
從1879年起，他就在山東一步一步地從知府升到臬司。
毓賢以鎮壓地方騷亂出名，其方法殘酷，手段毒辣是眾所周知的，光是在曹州知府任上，一年之內就殺了二千餘人。
德國傳教士在魯南教區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有賴於毓賢的強硬政策。
1897年的巨野教案中，毓賢親自主持對韓理和能方濟被害案的調查，其效率之高，下手之狠，連德國人都感到震驚，自然拍手稱快。
然而，巨野教案也改變了毓賢對傳教士的態度。
盡管他破案神速，還是未能阻擋德國艦隊來到膠州灣，並蠻橫地宣佈將其占領。
因此，盡管清廷選中毓賢是希望他能早日平息山東的民、教沖突，但此時的毓賢已對傳教士和德國充滿了敵意。
所以，毓賢在山東的巡撫任內對解決民、教沖突並不得力。
與前幾位巡撫相比，毓賢對山東的教案更加了解。
接替張汝梅以後，毓賢同其他官員一樣，都感到反洋運動在山東已成為群眾運動，不是用簡單的教案所能解釋的，因此光靠鎮壓手段已經不能奏效。
毓賢在曹州知府任上對大刀會曾有過扶持，他也和張汝梅一樣，反對『不分良莠』的鎮壓措施。
在給直隸總督裕祿的一份報告中，毓賢刻意指出分清良莠的四個原因。
其一，很多不法之徒利用大刀會名目鬧事，乘機枉法；其二，教民中有不少入與不法之徒聯合起來；其三，不法之徒用反洋教為名騷擾良民；其四，一些他鄉的不法之徒加入大刀會純粹是為了泄私憤。
應該說，這種觀點與李秉衡和張汝梅的看法大同小異。
毓賢被任命為山東巡撫之時正在河南任職，他對秘密社團從一意主剿到一意主撫的變化過程並不長。
而他一到山東，就發現最令人頭痛的仍是老對手德國人。
《正文完》
如果有其他關於歷史領域的話題或觀點可以【關注】我私聊，也可以在下方評論區留言，第一時間回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