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一個名副其實的『英雄不問出處』的時代。
楚國大夫伍舉因嶽丈犯事害怕被牽連，便遠離故土，準備逃到晉國去。
途中遇到好友、蔡國大夫聲子，聲子答應幫他回到楚國。
聲子到楚地之後，楚國令尹子木問他：『晉國大夫與楚國大夫哪一方更賢德？
』聲子回答說：『晉國大夫比不上楚國大夫！』為什麼？
他接著說：『晉國雖然有很多人才，但這些人才都是楚國培養出來的』子木立馬感覺到一股諷刺的氣息，於是下令恢復伍舉的職位，將他接回楚國。
這是春秋時期的事。
到了戰國時期，齊國的孟嘗君出使秦國，被秦昭王扣留。
他手下的兩個食客，一個裝狗偷得昭王愛妾喜歡的狐白裘，讓她在昭王面前替孟嘗君求情，使秦王釋放了孟嘗君。
另一個學雞叫，騙開緊閉的函谷關城門，讓孟嘗君得以逃回齊國。
整個春秋戰國，各諸侯國之間的殘酷競賽摧毀了西周的宗法制，原來靠血脈世襲的權力正向那些真正有能耐的人手中轉移，才華變成了最好的通行證。
所以有了『楚材晉用』和『雞鳴狗盜』這樣的故事。
『楚材晉用』的背後，是精英們已經打破了地域的枷鎖。
孔子對故鄉魯國就並非忠貞不渝，而是周遊列國將自己的才華當成商品一樣兜售，所謂『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
這屬於社會常規，蘇秦、張儀、孫武、孫臏、龐涓、樂毅、吳起、伍子胥、李悝、商鞅、呂不韋、李斯、韓非等等，都曾到各國應聘，成就了一番事業。
精英中例外的似乎隻有屈原，而他最後的結局還是被楚國拋棄。
『雞鳴狗盜』則說明，整個天下，上到諸侯國，下到卿大夫，都拒絕了『世卿世祿』的政治，而接受了精英政治。
功利主義和實用主義崛起，社會階層、職業行當，甚至人格上的弱點，也都不那麼重要了，只要有用，雞鳴狗盜這類技能也會進入當權者的視野並發揮功用。
當以才華為導向的精英政治確立下來之後，歷朝歷代一直鼓勵、征召有才華的人參政，強調精英們要承擔責任，『任重而道遠』，強調『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可是歷史的常態是，當權者和人才，就像太陽和月亮，能夠見面的日子似乎可遇不可求。
敞開大門的當權者感慨人才難得，草莽之中的英雄抱怨懷才不遇。
唐朝的韓愈說：『千裡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
他的邏輯是，精英政治的關鍵就是當權者要『愛才』和『識馬』，要從蕓蕓眾生中發現人才。
薑太公釣魚願者上鉤，蕭何月下追韓信，劉備三顧茅廬，這些故事都印證了這一點。
似乎太陽與月亮不見面的最大原因都在統治者身上。
然而，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統治者大都願意唯才是舉，用人所長；他們會容忍政治精英的一些缺點和弱點；他們一般也有足夠的見識能夠識別精英。
【明】仇英：《伯樂相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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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真正的問題，是信息不對稱的問題：從何處發現人才，又如何檢驗人才，尤其是如何判定此人是不是欺世盜名之輩。
這才是最大的麻煩。
想想戰國時期的四大公子，可謂求賢若渴，來者不拒，門下都有數千才能各異的門人食客，但魚龍混雜，能用的沒幾個。
想要穩定且精準地找到人才，需要一個制度的支撐。
關於這個問題，從秦漢而下，每個朝代都有自己的解法。
每個朝代都有屬於自己的一流制度，隻是在執行中逐漸淪為三流，隨之被替代。
而這一個個散落的努力，終於凝聚出影響中國一千三百餘年的科舉制度。
01
最先做出嘗試的，是漢文帝。
其時，距離楚漢戰爭已經有些年頭了，劉邦打江山留下的人才陸續凋零。
雖然陳平、周勃、灌嬰等人依然在朝，但漢文帝面臨人才老化和斷代的問題。
文帝二年《前178年》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文帝十五年《前165年》又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上親策之，傅納以言』。
對策百餘人，最終晁錯從眾人中脫穎而出，遷中大夫。
一個制度的雛形就此出現了：
1、皇帝下詔，指定科目；
2、丞相、列侯、公卿和郡國按要求舉薦人才；
3、皇帝親自策問；
4、根據表現，區別授官。
到了漢武帝時期，『元功宿將略盡』，功臣的後代又不爭氣，驕奢淫逸，又多違法，人才的空檔出現。
董仲舒在公元前135年的賢良對策中提出：讓諸侯、郡守每年挑選兩個『吏民之賢者』送往中央，留在天子身邊作宿衛，由皇帝親自考察才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
漢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議，於元光元年《前134年》『初令郡國舉孝廉一人』。
但是剛開始察舉進行得並不順利，有的郡不薦一人。
於是，漢武帝把舉孝廉作為考核地方官的一項重要內容，對於那些不積極舉薦人才的地方官進行免職處分。
如元朔元年《前128年》下詔，各地郡守『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
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
至此，察舉遂成定制。
『佈衣丞相』公孫弘便是通過察舉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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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舉科目繁多，學者們一般將之分為特舉和歲舉兩大類，前者如賢良方正、賢良文學、明經、明法等等，後者如秀才《東漢時因避劉秀諱改為茂才》、孝廉等等。
其中『賢良方正』和『孝廉』兩科最重要，所得人才也最盛，成為漢代人才選拔的主流。
孝與廉都是儒家提倡的基本道德規范，民有德行稱孝，吏有德行稱廉。
漢武帝即位後獨尊儒術、興太學，選官也以孝子廉吏為先。
這樣，官吏隊伍變得『文質彬彬』起來，官員逐漸儒學化。
似乎漢代的選官策略變成了『以德取人』。
但是，一個管理著幾千萬人口，處理著兵刑錢谷繁雜政務的龐大帝國，也不可能僅僅依靠以德行標準錄用的文官來維持運轉。
元鳳元年《前80年》，漢昭帝將郡國推舉上來的韓福等五人打發回鄉，每人發了佈帛五十匹。
韓福等人素有德行卻不得官，是因為昭帝認為徒有德行者，未必能做事。
這也說明察舉制並沒有拋棄『以能取士』的標準。
東漢順帝時期，察舉制又出現了一個重大變化。
尚書令左雄上書奏請：『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
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箋奏』其要點大略有三：第一，被舉者必須年滿四十；第二，以儒生、文吏二科取人；第三，儒生考章句家法，文吏考行政文書。
這種通過對某種專門知識的程式化測驗，來決定官員錄用資格的東西，我們稱之為『考試』。
考試這東西一出現，便顯出了它的威力。
那一年，十幾位太守因為舉不才之人而落馬，聚集京城的考生隻有汝南陳蕃、潁川李膺、下邳陳球等三十餘人被錄用。
要知道，孝廉每20萬人舉一人，一年大概舉孝廉約200多人。
而這次察舉僅僅錄取30餘人，淘汰率之高，可想而知。
漢代察舉發展到這裡，內裡的『以德取人』『以能取人』和『以文取人』這三種因素，都獲得了制度化的發展。
可是，它卻迎來了深重的危機。
02
察舉制最大的問題在於，盡管任用人才的決斷權在中央，但是提供人才的權力掌握在各郡國以及中、高級官員手裡。
東漢後期，主昏政謬，外戚宦官輪流登臺擅權，各地郡守趨炎附勢，滋生了種種腐敗現象。
漢順帝初年，河南尹田歆察舉六名孝廉，其中權貴勛戚指定者就高達五人。
上下勾結，就連權貴家裡的野狗都能得到一官半職。
比如宦官曹節，他的父親、兄弟、子侄都當上了公卿、校尉、州牧、郡守、縣令等職務，上至中央，下到地方，曹氏家族可謂遍佈天下。
在地方，則流行『以族取士』。
當時出現了汝南袁氏、弘農楊氏一類世代公卿、世代傳經又世出名士的家族。
荀淑有子八人，『並有名稱，時人謂之八龍』；許劭、許虔，並稱『二龍』；陳寔、陳紀、陳諶父子三人，『並著高名，時號三君』。
這些世家憑借家族地位權勢，優先占有各級官職，將察舉當作掌中玩物。
汝南袁氏是『四世三公』的大家族，袁紹、袁術便出自汝南袁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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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對抗腐敗與操控，東漢日漸興起的『清流』名士，一方面對察舉之『清濁不分』加以抨擊，以維護選官的公正；另一方面，也在尋求抗衡之法。
察舉制『以德取士』，可是如何認定一個人有德行？
士人們認為某個人的德行可以通過其名望體現。
這種名望不是來自王朝的賜予，而是在士人群體的輿論評價中形成的。
這樣，才能讓推舉出來的人，擁有君子的品格，而不會隨波逐流，成為權貴的附庸。
欲得『士名』，必須使他人了解自己，在士人中建立名望。
漢末士林交遊談論，形成了一個有話語權的社會交際圈。
人物評價從其中產生，甚至還出現了一批品題人物的權威人士，如許劭、許靖、郭泰、荀淑、李膺等。
這些人幾乎擁有預言一般的能力，經過他們的判定，便可以看出一個人的品格，其人往往能經歷現實的考驗。
不妨來看看當時的名聲：『五經無雙許叔重』『解經不窮戴將軍』著眼於經學；『道德彬彬馮仲文』『德行恂恂召伯春』偏重於道德；『天下楷模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車如雞棲馬如狗，疾惡如風朱伯厚』已經有士人領袖之意。
李膺同縣有個聶季寶，素有才華，但因家境不好，不敢去見李膺。
有人把他推薦給李膺，李膺便與之相見，坐在一起閑談。
沒過多久，李膺便說：『此人當作國士』最後果然如其所料。
時人以列身李膺座上為『登龍門』，經其品題者，身價翻上十倍。
被品題者後來終成英士，與其說是那些名士確有識人之能，不如說是這種名士品題，造就了被品題者的名望。
獲得『士名』者，就成了香餑餑，往往是州郡並辟、三府交征，趨之唯恐不及。
這就產生了察舉制的又一個危機。
循規蹈矩難以成名，所以人們就不惜沽名釣譽，以博取聲名。
樂廣人趙宣埋葬雙親後，在墓道中『行服二十餘年』，以賺取『孝』名。
州郡官聽聞，多次請求他做官，為了做些姿態，趙宣始終不答應。
後來陳蕃為樂廣太守，查出趙宣在墓道裡生了五個兒子，這才揭露了騙局。
就這樣，『以權取士』『以族取士』『以名取士』取代了察舉制中『以德取人』『以能取人』和『以文取人』的傾向，它漸漸難以承載選舉人才的重任，變革已經成為必然。
03
漢末名士操縱輿論，褒貶人物，將選政牢牢把握在手中。
當時汝南有一位名士許劭，與兄弟許靖主持了名揚天下的『月旦評』，評論鄉黨人物，於每月初一《即月旦》公開舉行。
一些人為了博取聲名，慕名而來。
據說，曹操年少時，就常備好厚禮，來尋許劭，放低姿態大力討好，求他為自己說一個好名聲。
許劭看不起他，不肯評議。
於是，曹操趁其不備，挾持了許劭。
許劭不得已，才說：『君清平之奸賊，亂世之英雄』曹操聽聞，大悅而去。
曹操雖出身大族，但並非名門，自然會遭到名士的排擠，這也使得他極度反感有名無實之人。
建安十五年，曹操下令說：『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賢之急時也……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如果隻能任用廉士的話，那麼齊桓公如何成就霸業。
此後，他不厭其煩地發佈求才令，還告誡下屬選人任官不能求全責備，哪怕是像『盜嫂受金』的陳平，或是不守信的蘇秦，只要有才華，就來者不拒。
因此，曹操招攬了不少英俊豪傑。
正如史書所言：『拔於禁、樂進於行陣之間，取張遼、徐晃於亡虜之內，皆佐命立功，列為名將；其餘拔出細微，登為牧守者，不可勝數』
但是，如果隻是說曹操打擊名士，未免以偏代全。
他的確想要不拘一格取人才，但也不是要完全拋棄名士的清議。
從迎漢獻帝都許開始，曹操曾持續不斷地進用『汝潁之士』，逐漸形成一個以地域、宗族、姻親、鄉裡等關系相聯結的『汝潁集團』，成為曹魏政權的重要依靠力量。
曹操進用『汝潁之士』，主要就是依靠朝廷重臣但同時又是潁川大族、名士的荀彧的薦舉。
曹操與荀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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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曹操常年征伐在外，軍國事全部交給荀彧籌劃。
曹操便問荀彧：『誰能代卿為我謀者？
』荀彧立馬說：『荀攸、鐘繇』然後又推舉戲志才。
志才死後，曹操給荀彧寫信道：『自志才亡後，沒有可以出謀劃策的人了。
汝潁之地多人才，誰可以繼之？
』荀彧遂舉薦郭嘉。
在平定袁紹之前，曹操選用的一大批謀士，主要就是依賴荀彧所舉。
而這批謀士又以其同郡人士居多，像荀攸、鐘繇、戲志才、郭嘉，均是潁川人。
此後，荀攸成為魏尚書令，也不少推賢進士。
曹操曾說：『二荀令之論人，久而益信，吾沒世不忘』由此可見，曹操並非完全排斥名士清議，其選舉標準卻是重才不重德。
曹操所用之人多是『大族名士』，但他之所取非虛名，而是其真實的才能。
還有一點，荀彧雖是潁川大族、名士，但他同時還是朝廷重臣。
荀彧以在職朝官的身份推薦人才，這樣既可以防止世家操縱選舉，又可以選舉出曹操需要的人才。
既削弱了地方大族在選舉中的威權，又迫使那些大族、名士轉而與政府合作。
這樣一來，隨著在野的名士月旦變成官府品第，地方選舉也完全為中央所控制。
這個策略就一直持續了下去。
曹操平定冀州，采用了郭嘉的建議，『多辟召青、冀、幽、並知名之士』。
冀州是袁紹的老巢，素以地方朋黨相爭聞名，曹操平定袁紹之後，就針對冀州風俗發佈了一道『整齊風俗令』，公開表明其抑朋黨、排清議的決心。
然後任用冀州名士崔琰以丞相東曹掾之職『總齊清議』，代表中央推舉冀州人士。
平定荊州之後，曹操又進用了一批『荊州之士』，具體事務交給荊州名士且身為朝廷大鴻臚的韓嵩負責。
韓嵩按照人才優劣，劃定品級，以此作為選官的依據。
曹操病逝之後，其子曹丕繼任魏王。
時隔不久，陳群就建立了『九品官人之法』，完全地繼承了曹操的用人策略。
陳群創立了『九品官人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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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新的時代已經到來。
04
所謂九品中正制，簡要說來，就是是由朝廷選擇朝中的官吏兼任其原籍地的州、郡、縣的大小中正，負責訪問本地的人才，從家世、道德和才能三個方面給這些讀書人定出品級，供吏部選人時參考。
九品之中，一品為虛設，最高品就是二品。
後來二品稱為上品，其餘皆為下品。
這在當時可以說是一流的制度，但在實踐過程中，卻遭遇了三流的執行。
九品中正制建立之初，家世並不是定品的唯一標準，道德、才能還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視。
而且統治者對於士族也十分警惕，對於那些威脅中央權力的因素，處理得非常嚴厲。
曹操、曹丕之時，朝中一些身負盛譽的名士，依然熱衷於交遊結黨，品題清議，並形成了一種特殊的政治勢力。
他們被稱為『浮華交會之徒』，如孔融、魏諷等，皆以『浮華』被殺。
魏明帝時，又出現了一批新的浮華之徒。
如何晏、夏侯玄、諸葛誕、鄧颺、畢軌、李勝等，以『四聰』『八達』『三豫』等號相為標榜，褒貶人物，交遊結黨，傾動一時。
魏明帝將他們全都免官廢錮。
那一批高門名士在政治上已屬於權勢者一方，利用優越的家族勢位分割權勢，清談玄理，虛無放誕，成為一種新式的文化貴族兼政治貴族，他們便是中古士族的最初一批典型代表。
盡管他們受到了曹魏王朝的打擊，但自此以後，此類人物依然源源而生。
曹魏後期，司馬氏專權，一改打擊豪強的政策，轉變為籠絡和放縱。
沒了皇權的澆灌，九品中正制這株樹木便朝著另外一個方向生長，最後成為一顆蒼天大樹，可惜蔭蔽的卻是世家大族。
司馬氏父子三人為鞏固權力，向世家大族妥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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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西晉，一些有識之士便紛紛抨擊九品中正制，而且議論的重點都是批評中正隻重家世，不重才能。
中正定品，完全以門戶高低為依歸，凡是列於上品者，皆是當朝權勢和高門望族，而列於下品者，則是蓬門之俊和寒門庶族。
所謂『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
此時，九品中正制已經完全變為『以名取人』與『以族取人』的結合與制度化。
九品中正制一開始的作用就是造就門閥。
曹魏之時，雍州北地泥陽大族傅嘏官拜太常，是司馬氏集團的重要成員。
後來他的兒子傅祗仕晉，官至司徒。
孫子傅宣亦為高官。
他們的方法就是滾雪球。
傅嘏從曹魏擔任本州大中正起，選舉其子傅祗，其子又任中正，選拔其孫傅宣、傅暢，一門三世牢牢地將本州大中正之職掌握在手裡，代代相傳，已經成了世襲。
到了後來，九品中正制開始發揮第二個作用——隔離士庶。
一般來說，連續幾代被評定為二品並因而當上高級官員的家族，就被稱為高門士族。
未能獲得上品且為低級官員的家族就是次等士族。
而那些沒有士的身份，無法參與中正品評的家族，哪怕再貴盛，都被稱為寒門。
門閥士族通過壟斷大小中正職務，進而壟斷上品，使得他們與寒門之間豎起一道無比堅固的巨墻。
決定你在墻內還是墻外的，並不是現實的權勢，而是祖先的枯骨所代表的血脈。
就這樣，門閥士族很快就凝固成具有封閉性、排他性的集團。
東晉就是門閥士族的鼎盛時期。
瑯玡王氏、潁川庾氏、譙國桓氏、陳郡謝氏、太原王氏相繼主持朝政，相比之下皇權日漸衰弱。
東晉偏安一隅，皇帝與士族共治天下。
圖源：紀錄片《中國》
等到士庶之間的天塹形成，九品中正制似乎也沒有那麼重要了。
05
當士族們不用再費心去維系自己的地位，他們也就成為政治上的點綴品。
他們鄙薄武職，脫離軍權，甚至連重要的行政職務也不想承擔，總是出任俸祿多、品級高、事務清閑的『清官』。
高門士族也不願與寒門庶族交流，幾乎隔絕了往來，隻會孤芳自賞，讓自己變得越來越羸弱。
到南朝時，潁川庾氏、譙國桓氏、太原王氏在政治鬥爭中弱如螻蟻，幾乎遭到了覆滅。
瑯玡王氏、陳郡謝氏也人才凋零，失去了實權。
到了侯景之亂時，門閥士族很多人因為『膚脆骨柔』『體羸氣弱』，往往死於戰亂，或者顛沛流離，受不了苦，死於溝壑。
反倒是北方的士族，經歷了異族的侵襲，練就了一身鋼筋鐵骨，像清河崔氏、范陽盧氏、滎陽鄭氏等，到隋唐之時，還受人敬重。
另一方面，是寒門的崛起。
列舉南朝的開國皇帝如劉裕、蕭道成、陳霸先均出自寒族，都是通過領兵打仗，控制軍權而成為新朝的創立者。
其餘將帥也多出自於庶族，他們身經百戰、屢立戰功，在新王朝建立之後，或出任藩鎮，或致位卿相，身居高位，成為統治集團中的重要人物。
如劉宋沈慶之親自耕田，不識文字，後以軍功官至太尉。
蕭齊大將王敬則，屠狗商販出身，後官至大司馬。
如田餘慶先生所言：『東晉門閥政治，終於為南朝皇權政治所代替。
南朝皇帝恢復了絕對權威，可以駕馭士族；而士族縱然有很大的社會政治優勢，卻絕無憑陵皇室之可能』
皇權興起的同時，選官制度也出現了一些新的變化。
這就不得不提到一位皇帝——梁武帝。
梁武帝畫像
梁武帝以崇尚儒學自居，大力發展學校教育，致使一向不被人們重視的策試制度日漸興盛。
天監四年，梁武帝詔開五館，置《五經》博士各一人，每館有數百生，加起來一共一千餘人。
五館面向出身寒門的學子，考試合格者，便能當官。
後來又下詔建立國子學，國子生的選任皆為公卿子弟或士族官僚子弟，但也是要通過考試取士。
相比較而言，面向寒門的五館生在實際的仕途中步履艱難；而出身優越的國子生，大多升遷迅捷，前程優越，這實際上也是變相地優寵門閥士族。
但是，梁武帝開設五館，延攬寒門才俊，畢竟突破了門第限制。
更為重要的是，在九品中正制占據主導地位的情況下，策試制度把教育、考試和選官三者緊密地結合在一起，是後世科舉與學校教育合流的先聲。
當時還出現了考生不在學校，卻能通過策試入仕的現象。
此類人多是自學成才，以自學者的身份參加策試，然後步入仕途。
我們知道，科舉制度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王朝設科而士人自由報考。
這一變化，標志著自由報名應試制度的萌芽。
中古中國社會始終盤踞著一個擁有巨大特權的士族集團，皇權並無足夠的能力充分地削弱其特權。
政權未能向各階層人士充分開放，下層知識分子也始終處於弱小狀態之中，不能大量地湧現並通過公平競爭進入統治上層。
但門閥籠罩的陰雲之中，總算透出一點亮光。
長官舉薦逐漸向考試轉移；考核的標準從虛無縹緲的德行，或者生來註定的家世，逐漸變成了文化知識的測驗；考試程式在不斷嚴密化、規范化；自由投考開始萌芽；學校與選舉人才之間的結合日益緊密……
涓涓細流，匯成江河。
隨著『以德取人』『以能取人』『以名取人』和『以族取人』的因素不斷弱化，一種充分制度化的的『以文取人』的入仕制度，就要瓜熟蒂落了。
《科舉考試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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