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矩：君明則臣賢，君昏則臣佞
昨日讀司馬光的《資治通鑒》，對他在論裴矩時的一段話很有感觸，其言道：『君明臣直。
裴矩佞於隋而忠於唐，非其性之有變也。
君惡聞其過，則忠化為佞；君樂聞直言，則佞化為忠。
是知君者表也，臣者景也，表動則景隨也』
他認為裴矩在隋朝時是諛臣，而在唐朝時卻轉變為敢於直言進諫的諍臣，其前後判若兩人的現象並不矛盾，是因為遇到不同的君主而做出不同反應的正常表現。
其實就是說，裴矩在遇到隋煬帝這樣的昏君時，為博其歡心而阿諛奉承；而當遇到李世民這樣的賢君時，便會轉化為正色立朝的直臣，為國為民，忠直敢諫，是因為他遇到的完全不同的君主使然。
裴矩的確是個很有意思之人，也是個爭議極大之人，他歷隋文帝、隋煬帝、唐高祖及唐太宗四朝而不倒，期間還在宇文化及和竇建德手下混過事，但無論在哪朝都是君王倚重之人，特別是在太宗朝，他可以說是與魏征齊名，深得唐太宗的贊賞。
作為歷史上著名的經歷各個不同朝代更替的不倒翁，裴矩大概隻在數量上輸於馮道，不同的是，馮道身處五代十國，朝代更迭要快得多，而且馮道所仕的各朝，皆如蒙古國的海軍部長一般，是作為用文人來彰顯仁政的旗幟，而裴矩在各朝代的重要性，遠非馮道可比。
裴矩出身高貴，是著名的河東裴氏一族，他自幼勤奮好學，文章華美，北齊即入朝為官，進入北周後，投靠隨國公楊堅，頗受重用；隋朝建立後，授內史舍人，參加滅陳之戰，又平定嶺南，安撫突厥，功勛卓著。
隋煬帝繼位，他依舊受到重用，特別是他在經營西域，打擊吐谷渾上，展現了其高超的智慧；在江都宮變後，曾一度委身於宇文化及和梟雄竇建德，也仍然受到禮遇並委以重任，他在竇建德敗亡後輾轉歸唐。
玄武門之變時，他奉李世民命，孤身前往勸說李建成和李元吉餘黨，確保政變成功，功莫大焉，後被唐太宗授予尚書職，年80歲逝世，謚號為敬。
裴矩飽受爭議的焦點，是在隋煬帝時的作為，不過，那是受到唐朝史書大肆抹黑隋煬帝時的必然，無非是說他逢迎君王以示邀寵，特別是在下江南的過程中，設計路程，打造龍舟，整個就是一個禍國殃民的頭號幫兇而為後世不齒。
其實我覺得，如此地指責裴矩就有點過了，難道沒有他，這楊廣就不去揚州啦？裴矩隻是完成了君王交給他的任務，兢兢業業地做好自己的事，僅此而已，難不成要他將船鑿個洞來阻止這勞民傷財的工程，才是他的本分？
當然，作為臣子，如遇明君和昏君的處事原則是不一樣的，不可否認，當裴矩於隋煬帝側，揣摩聖心、投其所好這類把戲玩得也順溜，亦出過不少的『餿主意』，贏得隋煬帝的信任也很自然。
煬帝就曾誇贊道：『大識朕意，凡所陳奏，皆朕之成算，未發之傾，則矩以聞；若非奉國用心，孰能若是！』這也反映了裴矩的能力，至於其中奸佞成分幾何，隻有天知道了。
裴矩是一位極具才能之人，在五代亂世後期，他也是有膽識且能認清形勢的能人，常言道，『學得經濟策，貨與帝王家』，他在哪個朝代都是將自己的聰明才智同職業操守相結合，將最好的結果來獻給他侍奉的君主。
至於說他違背了『忠臣不事二主』的原則，也很是搞笑，這種觀念其實樹立得很晚，在宋後期方才形成，即使當時與他同朝為臣為將的，如魏征、秦瓊等人，哪個又不是背叛而來？為何偏要扭著這裴矩不放而大加指責吶，不懂。
於我而言，裴矩最大的功勞是經營西域，這是一件對後世影響極大的豐功偉業，可惜的是，人們現在都將贊美之辭給了抬棺出征的左宗棠，而對這裴矩於西域的功績幾乎無人知曉，其實我覺得，即使要贊美左宗棠，至少也應該加上他背後最大的支持者，那便是被視為『賣國賊』的慈禧太後吧。
自曹魏明帝時的倉慈戮力經營西域後，隨著戰亂頻仍，中原王朝對西域早已是有心無力，將其視為域外而放棄，西域成為突厥和匈奴等各少數民族的爭奪之地，絲綢之路阻絕，一直到雄才大略的隋煬帝，方才重新開啟中央政府控制西域的歷程，而具體的實施者便是裴矩。
由於裴矩早已料到隋煬帝有收復西域之心，他早早地便做足了功課，並利用自己出使突厥，後又隨軍征伐的機遇，對西域狀況作了比較詳盡地了解，並撰寫了《西域圖記》一書，記載了西域44國的地理資料進獻，大得煬帝褒獎並委以重任，從此他進駐張掖，開啟了經營西域的艱難的歷程。
首先，他利用北方少數民族間的矛盾，行『以胡制胡』的策略，攻擊吐谷渾，盡收其地，西域各國改奉隋朝，當隋煬帝西巡時，有27個國家相迎，一時歌舞宴飲，焚香奏樂，大隋王朝風光無限。
他在主持張掖互市期間，文武並用，『引致西蕃』，不遺餘力地『於武威、張掖間往來以引致之』，盡招各國商賈入中原互利，在他的努力下，往日清冷的絲綢之路重新恢復了繁榮，中西貿易往來頻繁，大大密切了民眾間的交往，也融會了中原文化同西方文化的溝通，為日後大唐同各國間的往來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裴矩的功勞不僅在於恢復了絲綢之路，繁榮了商貿往來，他還奏請朝廷屯兵駐守，移家屬共往，大開屯田以長久計，並構築新城以為穩固，從而使得隋朝疆域擴展到今青海、南疆一帶，所以，他被後世譽為『交通中西，功比張騫』，當之無愧焉。
但是，『歷事諸主，均受禮遇』的裴矩在歷史上的名聲很不好，一直是以奸佞立世，如編寫《唐書》的宋祁就言道：『裴矩，其奸足以亡隋，其知反以佐唐，何哉？惟奸人多才能，與時而成敗也』
我覺得，這『紅杏尚書』說得有些過了，觀裴矩的一生，可圈可點之處甚多，他智慧過人，精通禮律，心思慎密，果斷善決；縱橫捭闔，史載其是『為政勤奮，日夜操勞，研度經史記略，取其所長，從中問究良策』
他平定嶺南、北撫突厥，經略西域、隨征遼東、總領北番、從幸江都，直到最後歸唐拜相，這可不是一般幹臣智商的良將所能為的，更不是一個隻知溜須拍馬的奸佞能為的！
由此可見，裴矩雖不是忠臣，卻是妥妥的能臣，他也有著自己行事的底線，即『不為惡，多為善』；至於他前後判若兩人，可以視為歷史上『君明則臣賢，君昏則臣佞』的著名標本。
但絕不能將他以奸佞視之，至少他在年近花甲之際，克服了多少艱難，經略西域十餘年之久，絲路重光；他在西域時的所作所為和取得的成就，是值得我們銘記的，裴矩的功績，名垂青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