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為和梁啟超共同領導了戊戌變法，二人既有師生之誼，也有同道之志。
『康梁』是近代史上濃墨重彩的一筆，那麼兩人的關系是不是一直都很好呢？
志同道合
1891年8月，梁啟超初見康有為，被其學識所折服，決心拜師。
在萬木草堂學習的三年間，梁啟超既是康有為的門徒，也是康有為的助手。
1895年春，《馬關條約 》簽訂的消息傳來，群情激奮，梁啟超受老師之托帶領粵、湘兩省舉人上書請拒簽和約。
這就是轟動朝野的 『公車上書 』，維新運動的序幕就此拉開。
『百日維新 』時期，梁啟超一直是康有為的得力助手，兩人一同為新政的擬定與推行而奔走。
從萬木草堂到百日維新，這是康梁關系最為融洽的時期，雖然兩人在某些思想和具體主張上稍有差異《梁啟超更為激進》，但並沒有原則上的分歧。
貌合神離
戊戌政變後，康有為、梁啟超分別在友人的幫助下，輾轉到達日本。
之後，兩人的關系幾經離合，思想分歧也越來越大，逐漸站到了彼此的對立面。
梁啟超在日本接觸到許多西方的學說，觀念迅速更新，他自稱：『啟超至三十以後，已絕口不談『偽經』，亦不談改制』。
在1902年發表的《保教非所以尊孔論》中，梁啟超直言：『吾愛孔子，吾更愛真理；吾愛先輩，吾尤愛國家；吾愛故人，吾尤愛自由』對此，康有為反駁『較強則國強』，又訓斥他『數典忘祖』，兩人的辯論已經是針鋒相對。
另一方面，梁啟超與孫中山等革命黨人往來密切，也引起了康有為的強烈不滿。
梁啟超兩次被恩師勒令離開日本，第二次歸日後終於屈服，思想又轉至『保皇』的方向，投身於與革命派的論戰中。
師徒二人沒有徹底鬧翻，但已經是貌合神離，這段時間，梁啟超的思想一直遊離於保皇與革命之間，而康有為始終堅持『保皇』『保教』的主張，一邊主持保皇會的活動，一邊潛心於儒家典籍，為改良尋找依據，修訂、充實《大同書》。
1912年，梁啟超給康有為的告別信中寫道：『……然師平昔事無大小，舉措乖方之處，不一而是，弟子不能心悅誠服，無論如何也』
分道揚鑣
辛亥革命爆發後，康、梁走向公開對抗、正式決裂。
康有為無法接受清王朝覆滅的現實，仍然堅持尊孔復辟，反對共和，思想已經全然僵化。
他與袁世凱並非同道 ，卻迎合了獨裁帝制的時代逆流，被當成推波助瀾的輿論工具。
老師還停在舊時代的幻夢中，學生卻已經大步走向新時代。
1917年夏天，張勛和康有為策劃了一場復辟清朝的鬧劇，這時梁啟超再也不顧及老師的面子，他在《反對復辟電》中毫不留情地說『此次首造謀逆之人，非貪黷無厭之武夫，即大言不愧之書生』。
這『書生』指的正是康有為。
復辟失敗後，康有為也是滿腔怨氣，作詩道：『縱梟食母獍食父，刑天舞戚虎守關。
逢蒙彎弓專射羿，坐看日落淚潸潸』言語之間，竟是指責梁啟超背棄倫常，禽獸不如。
自此，他們從昔日親密無間的師生，變成了勢不兩立的政壇對手。
需要指出的是，雖然康梁二人政治上決裂了，但師生情分仍在。
1927年，恩師七十生辰，梁啟超專程前往上海賀壽，親撰《南海先生七十壽言》。
不久後康有為病逝，梁啟超聞訊，立即電匯幾百塊錢為其成殮。
4月17日，康門弟子設靈祭時時，梁啟超宣讀了《恭祭康南海先生文》，情文並茂，感人至深，過往坍滅不提，隻說：『復辟之役，世多以此為是詬病，雖我小子，亦不敢曲從而漫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