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之死，證明了一個極具特色的道理：在我們的社會中為人處世，光合理還不夠，還得合情。
無論是商鞅，還是韓非子、李斯，在後世時常會被冠以『刻薄寡恩』的標簽，這實際上是史書中對法家的普遍評價。
這種評價，難道真的是源於儒生對法家的嫉恨、排斥嗎？
當然有這種偏見因素，但也並非全無道理。
縱觀所有法家代表人物，他們的所作所為、思想主張，從結果來看，普遍是比較合理的。
大名鼎鼎的吳起，不僅是軍事家，更是改革家，他在楚國嚴明法令、裁汰冗官、廢除部分與王室疏遠的勛貴，把節省下來的錢都用在練兵方面，讓當時的楚國『南平百越，北卻三晉，西伐秦』，強大得令各國膽顫；
申不害在韓國變法，整頓吏治、加強君權，加強對官吏的考核和監督；整肅軍隊，重視訓練，大大提高韓國軍隊戰鬥力；此外還鼓勵開墾、發展制造業，兵器冶煉鍛造技術尤其出眾。
他為相的15年間，韓國國富兵強。
至於最為知名的商鞅，那更無消多說，他推行了戰國標桿性的變法，不僅打造起一個足以終結格局的強大帝國，更奠定了後世的統治框架。
李斯的同門韓非子，法家理論的造詣可謂登峰造極，秦王嬴政感嘆：『寡人得見此人與之遊，死不恨矣』。
韓非子對帝王權術、治國理論的闡述，被無數後世政治家視為寶典。
至於李斯，在一方面來講，他也是對歷史的進程作出了巨大貢獻的傑出人物。
首先，他是秦滅六國的功臣。
他勸說嬴政看準時機、痛下殺手，以建立統一的國家為目標，加速消滅東方六國的步伐。
其後，他提出了具體、可操作的行動綱領：一邊花錢在東方各國收買權貴、扶植『帶路黨』；一方面派刺客暗殺異己、鏟除不配合者。
以這兩大軟硬手段為基礎，強大的秦軍浩浩蕩蕩大舉壓上，嬴政隻用了二十多年，就摧枯拉朽地覆滅各國、開創了全新的歷史。
隨後，李斯協助秦始皇建章立制，廢除分封制、實行郡縣制，書同文、車同軌、統一度量衡，明法度、定律令，對外征討四夷……這些保證了大一統王朝成為現實的開創性工作，都有李斯的卓越功勛；尤其他當朝痛斥守舊派恢復分封制的主張，保證了秦朝沒有開歷史的倒車。
可以說，李斯是秦始皇的頭號功臣，『千古一帝』的背後，也有接近『千古一相』的巨大付出。
後世兩千年大一統架構的奠定，李斯居功至偉。
但在合理結果的背後，卻是在大部分人看來極不『合情』的另一面。
第一，法家的手段，都是相當狠辣、不留情面的。
法家的理論、政策之所以效率驚人，是因為精準地把握了人性的弱點。
這一流派的核心思想，可以總結為法——嚴刑峻法、以獎懲為工具；術——帝王權術，以不可揣摩的手段操縱、駕馭臣子；勢——強化帝王的威權，讓臣民對其絕對服從。
韓非子之所以被稱為集大成者，是因為他的理論將這三大支流融會貫通、兼容並蓄。
我們可以發現，法家的主張，都是利用了人的動物性本能：趨利避害，對強大的力量心懷敬畏與恐懼。
而為了實現這一目的，他們普遍主張以嚴酷的手段驅使管理對象，甚至毫不遲疑地剝奪人們的生存權。
以商鞅為例，他『臨渭淪囚，渭水盡赤』，連坐政策殘酷、無理而又野蠻，軍功爵制把人逼成殺戮機器……
法家集大成者韓非子十分迷信刑罰的威力，推崇以重刑去除刑罰；他認為，人都是有劣根性的，與其使用仁義道德慢慢教化，不如直接用嚴酷的刑罰來約束他們，令他們不敢去犯罪。
李斯當然跟韓非子沒什麼區別。
為了統一六國，他利用人們趨利避害的心理，收買、刺殺雙管齊下，讓人性的醜惡得到充分的展示；為了打壓那些提倡分封制的復古派，他提出焚書令，即使是為了統一思想，在客觀上卻也有殘害文化的嫌疑；秦二世在位期間，李斯投其所好，越發加重刑罰，客觀上加速了秦朝的滅亡。
第二，他們的成功，卻觸碰了人心的大忌。
法家迷信獎賞的作用，同時他們自己也沉迷於帝王給予的獎賞。
那些成功的法家變革者，無一不是位極人臣、盡享榮華富貴。
齊國的鄒忌幫助齊威王富國強兵，但他本人也沉迷於權力，甚至走到與田忌鬥得你死我活、影響到齊國整體利益的程度；
商鞅更是以毫不掩飾對財富、地位的迷戀。
他奔赴秦國，本就有追求高官厚祿的動機；變法成功後，他『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政』，對宰相大權毫不撒手；
李斯更是讓人眼紅，他的貢獻得到了秦始皇的肯定，不僅職務上節節高升，穩步由長史上升為廷尉、由廷尉上升為丞相。
同時，還成了秦朝皇室的親家，他有多少兒子、都娶秦始皇的女兒；有多少女兒、都嫁給秦始皇的兒子。
因此史書感嘆：『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
可惜，這卻觸碰了人心的大忌。
『大名不可久荷，大功不可久任，大權不可久執，大威不可久居』權位、富貴讓人趨之若鶩、心馳神往，卻也因此讓其擁有者淪為眾矢之的。
人人都希望自己成功，已經在位的成功者，既是後繼者的動力與目標，也往往被其視為攔路虎，必須除之而後快、取而代之。
更何況，那些法家代表人物最擅長的就是改革，而改革就意味著對利益的重新分配。
在新體系下獲利的人自然歡欣鼓舞，而那些被剝奪特權、財富的舊既得利益者自然對改革者恨之入骨。
這個時候，他們如果看到改革者高高在上、盡享榮華，自然氣不打一處來。
正是由於這個邏輯，歷史上的改革家向來沒有好下場。
李斯更是如此，
其一，僅僅焚書令這一條，就足以讓他淪為士大夫群體的眾矢之的；
其二，李斯的『富貴極矣』，是建立在無數舊貴族失去利益、特權的基礎上；
其三，秦始皇死後，李斯投靠了陰謀家趙高，從此淪為助紂為虐、禍國殃民、害人害己的罪人。
多種因素綜合作用下，李斯的死幾乎成了他逃不過的宿命。
面臨屠刀，他懷念當初牽著黃狗去上蔡東門打獵的美好時光；那些圍觀者，有幸災樂禍的，有對其恨之入骨的，也有深感兔死狐悲的，但絕無為其說好話求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