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正統十四年《1449年》七月十六，明英宗在親信宦官王振的攛掇下，決定效法太宗皇帝《即成祖朱棣，這時候還沒改廟號》，率大軍出塞征伐因『朝貢』(其實是互市》不成而悍然入寇內地的蒙古瓦剌部。
在出發前，英宗下詔立兩歲的長子朱見濬為皇太子，並以皇弟郕王朱祈鈺為監國，輔佐太子朱見濬留守京師。
自己則率以英國公張輔、成國公朱勇、兵部尚書鄺埜、戶部尚書王佐、內閣大學士曹鼐、張益等為首的文武官員五十餘人、京師三大營精銳二十萬，親征瓦剌。
明軍號稱五十萬，意圖以絕對優勢兵力、和皇帝親征的氣勢，一舉擊破瓦剌，重現太宗五度出塞時的赫赫軍威。
但讓明軍始料不及的是，在擅權開釁、逢君作奸的王振幹涉和作祟下，英宗不采用張輔、朱勇、鄺埜、王佐等元勛重臣的意見和計策，一味縱容王振插手軍政，掌握軍事及後勤大權，導致明軍自出兵之始就因行軍混亂、糧草短缺、組織失當等因素而自相驚亂，人心惶惶。
軍士和隨軍民夫多有逃亡，軍心顯露不穩前兆。
大軍在八月初一抵達大同後，王振先是因為瓦剌故佈疑陣、主動撤退而欣喜若狂，連連奏請英宗出兵，追擊瓦剌軍。
之後在大同鎮守太監的密奏下，得知瓦剌此次入寇的真實情況後，王振又驚慌失措、生怕遭到圍攻，一反常態急奏英宗，請求自大同撤軍。
軍令朝令夕改，明軍前線一片混亂，無法繼續展開作戰，英宗隻得命令撤軍。
在撤軍途中，王振又想擺威風，請英宗駕臨自己的老家蔚州，以顯榮光。
走到一半時，想起大軍過境，容易踩壞老家的莊稼，於是王振又改變主意，再次請求英宗轉道向宣府前行。
在王振一次次的胡亂指揮下，明軍多次喪失撤軍良機，終於被瓦剌追兵趕上，惶恐不已的英宗和王振接連派出後衛軍隊阻擊追兵，都被瓦剌擊敗並消滅，恭順伯吳克忠、都督吳克勤,成國公朱勇等宿將先後陣亡。
正統十四年《1449年》八月十四，疲憊不堪的明軍大隊被瓦剌軍包圍在懷來縣土木堡。
之後瓦剌首領也先謊稱議和，麻痹明軍。
英宗見瓦刺軍後撤，於是輕易相信議和，命極度缺水的明軍出營到河邊取水。
早有準備的瓦剌伏兵趁勢直沖入明軍大陣，大肆砍殺，並高呼『解甲者免死』。
混亂不堪的場面下，明軍大部潰逃而散，小部分解甲投降，大軍覆滅。
在瓦剌軍隊的追殺中，隨軍的英國公張輔、駙馬都尉井源、兵部尚書鄺埜、戶部尚書王佐、侍郎丁銘、王永和，以及內閣大學士曹鼎、張益等五十餘名大臣紛紛戰死，英宗則在混亂中和親衛失去聯系，被瓦剌軍俘獲。
而這場慘敗的罪魁禍首王振，則在亂軍之中被憤恨的護衛將領樊能以錘打死。
此役明軍大敗，大明社稷因此幾乎傾覆。
這就是後世史書上的『土木之變』。
正統十四年《1449年》八月十六，中秋節剛過，留守京師的監國郕王朱祁鈺和滿朝文武就得到了明軍在土木堡大敗、全軍覆滅，勛臣宿將幾乎全部戰死、連英宗也被瓦剌俘虜的驚天噩耗！消息迅速傳遍了京師內外，全城軍民人心惶惶、不知所措，有富戶開始準備向城外轉移財產，甚至個別官員偷偷把家眷子女往南京遣送。
八月十八，依舊在惶恐中的大明朝廷舉行朝會，由孫太後《宣宗皇後、英宗生母、郕王嫡母》主持，命監國郕王招集在京大臣召開禦前會議，商議如何應對這危難局面，以及接下來必將面對瓦剌大軍來襲的戰守之策。
會議伊始，以翰林院侍講徐珵為首的一些大臣主張棄守京師，立即遷都南京，這個意見在朝會上居然應者不少，可見諸臣們都慌了手腳，不知如何應對，想以遷都來避禍。
關鍵時刻，兵部尚書於謙挺身而出，大聲呵斥徐珵說：
『提議南遷的人應當斬首！』
然後對孫太後、郕王及在場的大臣們慷慨陳詞：
『不能遷都！京師是國家的根本所在，大明的宗廟、社稷，太宗、仁宗、宣宗的陵墓都在此，怎麼能夠輕易舍棄。
皇帝北迤，天下臣民都在觀望京師如何應對，如果現在遷都，則國家根基動搖，大事去矣。
難道要讓晉、宋南渡的故事重現嗎？
！』
於謙的激烈陳詞打動了孫太後和郕王，吏部尚書王直、內閣學士戶部尚書陳循等人也出言表態支持，而徐珵等人遭受呵斥，情緒沮喪，不敢再提遷都之事。
於是孫太後下達懿旨，委托郕王代攝朝政，協同於謙等主戰大臣籌劃京師防禦決策，堅決守衛京師，並提升於謙為兵部尚書《原兵部尚書鄺埜已在土木之變中陣亡》。
於謙就任後，立即向郕王奏請，調南北直隸及河南等地的備操軍、山東班軍、南方沿海各地的備倭軍、臨近運河各府的漕軍立即集中，匯集精銳後馬上奔赴京師，增加京師守衛力量。
再依據京師現有力量經營籌畫，部署九門守衛，派兵士巡查城內各處，平息騷亂。
京師人心逐漸開始安定。
八月二十三，例行的五日一朝，郕王攝朝主持朝議。
在朝會中，右都禦史陳鎰上奏，請誅王振全族，並痛哭流涕說：
『振傾危宗社，請滅族以安人心。
若不奉詔，群臣死不敢退』
深受王振當年荼毒之害的朝臣們紛紛響應。
郕王缺少執政經驗，一時無法決定，於是決定以後再議。
朝臣們情緒激動，大聲哭號，不聽從郕王旨意。
錦衣衛指揮使馬順是王振餘黨，此時依仗有郕王的令旨，於是出面厲聲斥責諸臣，讓他們立即出宮。
戶科給事中王竑非常憤怒，於是起身指著馬順大罵：『馬順！汝往時助王振為惡，今日至此，尚不知懼嗎！』帶頭用自己的笏板猛擊馬順頭臉，之後仍不解氣，還張口咬下馬順臉上一塊肉。
在王竑帶頭下，群臣紛紛跟隨、刻蜂擁而上，拳腳相加，馬順猝不及防，被當場打死。
之後諸臣們又把王振的親信黨羽毛貴、王長隨二人搜出，毆打致死，一時間局面大亂，血濺朝堂。
看到如此混亂場景，毫無經驗的郕王心中大懼，於是起身準備避回宮中。
在場的於謙擔憂郕王時候會因此降罪群臣，於是奮力擠到郕王身邊，拉住他的衣袖誠懇的說：
『殿下！王振罪魁禍首，不降罪不能泄群臣之憤。
馬順等人依附王振，罪也當死。
群臣此舉是心為社稷，無他想。
還請殿下不要降罪群臣！』
郕王隨即同意了於謙的請求，發佈令旨，曉諭群臣各歸官署理事，眾人打死馬順一事不再追究。
諸臣也覺得在郕王駕前公然鬥毆太過無禮，心中慚愧，於是拜謝郕王後依次離開皇宮。
事後郕王奏請孫太後，降令旨把王振及其黨羽彭德清籍沒全家，族人全部斬首，其侄王山凌遲處死。
王振的黨羽至此被從權力中樞中清除，諸臣得以齊心協力、展開京師保衛戰，人心也因此得以凝聚。
局面平息後，和於謙一同出席朝議、目睹了整個事件過程的吏部尚書王直在和於謙一起退出皇宮左掖門時，激動地握著於謙的手，望著他因為不顧安危奮力勸慰郕王、在混亂場面下被扯得破碎的袖袍，感慨地說：『國家正賴公耳。
今日雖百王直何能為！』於謙不顧自身，毅然以社稷安危為己任的高尚品格，淋漓盡致地展現在此。
雖然處置罪魁的事情圓滿結束，但是京師形勢依舊嚴峻。
皇帝英宗親征被俘，皇位空缺，皇太子時年不過兩歲，無法承擔起社稷重任。
而郕王雖然有監國的名號，但一沒有實際經驗，二也是為了避嫌，並不願意過多的主持國事，大明朝廷實際上是群龍無首的尷尬境地。
這對於即將面對的瓦剌入侵，是非常不利的局面。
正統十四年《1449年》八月二十八，例行朝會中，左都禦史王文首先上奏，以國家危難、不可一日無君的理由，請監國郕王以大明江山、祖宗社稷為重，早日承繼大統，以應對危急時刻。
郕王惶恐不已，堅決拒絕，並立即奏報孫太後，請她決斷。
雖然郕王和英宗都是明宣宗朱瞻基的兒子，是親兄弟，但畢竟同父異母，郕王隻是宣宗的賢妃吳氏所生，並不是孫太後的親兒子。
在孫太後的心中，並不是很願意看到自己的庶子繼承皇位、導致親兒子英宗一系失去皇位的。
孫太後擁有決定大明皇位歸屬的最終決定權，而郕王朱祁鈺其實並不是唯一的選擇。
在英宗『北迤』後，大明皇位有以下幾位有資格承襲的人可以選擇。
一、天然的第一繼承人——皇太子朱見濬。
在英宗親征前，皇長子朱見濬就被立為皇太子，是大明毫無爭議的皇位繼承人。
如果這一次不是因為英宗出征被俘、國家陷入危機，而是英宗在自然情況下駕崩的話，時年三歲《實際一歲半》的朱見濬毫無疑問會憑借皇太子身份繼承皇位，成為大明第七代皇帝。
二、特殊時期的代理——監國郕王朱祁鈺。
郕王是皇帝唯一的兄弟，在皇太子年幼、皇帝親征在外時，按照制度，擔任監國責無旁貸。
當然，在英宗乃至郕王自己看來，這個監國其實就是個招牌，名義上作為英宗出外後朝廷的象征而已，軍政大事自然由英宗在行在處理。
即使在京師中，各留守大臣們也可以自行處理庶務，不需要《也不必要》向監國奏報。
郕王自己也有自知之明，隻不過坐在這個位子上，向天下臣民表示大明社稷穩定無憂。
恐怕他自己都沒想過可以憑借監國名頭去搞些什麼冒犯皇權的事情。
三、更幼小的皇子——皇次子朱朱見潾、皇三子朱見湜。
朱見潾生於正統十三年《1448年》四月，時年兩歲《實際一歲》；朱見湜更是生於正統十四年《1449年》七月、英宗親征前的三天，這時候剛滿月。
這兩個皇子都是庶子，而且比皇太子還要幼小，自然不會具有承襲皇位的優先權。
但是他們也是一個備選，如果瓦剌入侵，真的攻破了京師，皇太子和監國在不怕一萬、就怕萬一的情況下出了意外，那麼這兩個皇子，就是大明江山社稷的承襲者。
所以，他們也有資格被選為新帝。
四、潛在的長君人選——襄王朱瞻墡。
襄王是宣宗的弟弟，而且是同母弟，同為誠孝張太後所生。
在正統十四年《1449年》的時候，宣宗的弟弟隻有鄭王朱瞻埈和襄王朱瞻墡在世。
鄭王是庶子，自然不可能被考慮，而襄王是張太後嫡子，宣宗的同母弟，時年四十三歲，正是年富力強之時。
襄王素有賢名，在朝野中風評很好。
宣德十年《1435年》宣宗突然駕崩，皇太子朱祁鎮《即後來的英宗》隻有八歲，年幼不能理政，大明社稷一時間出現權力真空。
於是宮中有傳言太皇太後《即張太後》想要讓自己的親兒子襄王來京師承襲大統。
後來張太後親自出面解釋，直接讓皇太子登基稱帝，這才消除群臣和天下臣民的疑惑。
這次英宗『北迤』，孫太後考慮到如果郕王登基，必然尊崇生母《吳賢妃尚在世》，從而冷落自己這個嫡母，所以曾經考慮過是否讓襄王赴京即位。
在八月二十八朝會之前，孫太後就命人取襄國金符入宮，頗有立襄王為帝的意思。
但是接到消息的襄王心裡十分清楚，這復雜的局面不是自己能夠參與的，而且他很有自知之明，立即上表，以皇太子是英宗的親兒子、郕王是英宗的親弟弟為由，請皇太後在二人中選擇一位承襲大統，或者直接讓皇太子登基，以郕王為監國。
襄藩所在地襄陽距離京師路途遙遠，等到襄王的奏表抵達京師時，郕王已經登基幾天了。
在英宗『北迤』、朝廷無主的時候，大明社稷一共有以上幾位有資格繼承皇位的人選。
而在孫太後看來，其實最好的解決辦法是用重金和割讓土地向瓦剌贖回英宗，這樣一切事情都完美解決。
但是想要身為皇帝的英宗平安返回，大明將被迫和瓦剌議和，同時必將遭到無休止的勒索和恐嚇，所付出的金帛財物、土地版籍都將無法估算。
而且一旦議和，所遭受地屈辱和輕侮也將使大明朝廷威信蕩然無存，對於國家安穩危害極大，最終這一方式被斷然排除。
情勢危急之下，不能再過多考慮，正統十四年《1449年》八月二十九，群臣聯合向孫太後上奏，陳述了皇帝英宗『北迤』在外、皇太子年幼不能理政，而敵寇旦夕將至。
為避免主少國疑、社稷不穩情況發生，特恭請皇太後降懿旨，立監國郕王為新帝，以穩定人心、凝聚士氣，保衛京師，同時挫敗瓦剌以俘獲的英宗來要挾大明朝廷的陰謀。
孫太後接到奏報後依舊在考慮，而同時得到消息的郕王卻惶恐不安，再三向皇太後和群臣推辭、不敢即位。
僵持時刻，還是於謙挺身而出，向郕王當面請求：
『臣等誠憂國家，非為私人計。
請殿下以祖宗社稷為念，擔此重任！』
在以於謙為首的文武諸臣強烈要求下，孫太後隻得順水推舟，同意了群臣的請求，正式下懿旨，立郕王朱祁鈺為帝。
正統十四年《1449年》九月初一，郕王朱祁鈺正式即位，以明年為景泰元年，這即是大明第七代皇帝——明代宗《景泰帝》。
在孫太後的堅持下，代宗在登基的時候，也同時宣佈了皇太子朱見濬繼續擔任儲君，作為自己的繼任者，另尊英宗為太上皇。
這也是孫太後、代宗以及群臣們都可以接受的一個折中辦法，不至於在大敵來臨之前大明內部還產生權力鬥爭的內訌《當然，為了此事，日後皇室內部還是發生了激烈鬥爭，這都是後話了。》
在新即位的代宗和於謙等主戰大臣的策劃和指揮下，在正統十四年《1449年》十月初一開始的抵抗瓦剌入侵的作戰中，大明朝野上下齊心協力、君臣同心、士氣高漲，多次挫敗了瓦剌軍隊的進攻，終於在十月二十迫使瓦剌軍隊主動後撤，並遣使到京師向大明要求議和。
代宗和於謙等大臣受命於危難之際，承擔重任，挺身而出，帶領百官軍民堅決抵抗，最終獲得了京師保衛戰的勝利，從而使大明度過了這場立國以來遭遇的最嚴峻危機。
這表明，在土木之變後，郕王朱祁鈺被擁立為新帝，是完全正確的選擇。
《再多說一句，代宗得以登基，並不是於謙擁立、或者說於謙有能力能夠擁立的。
他是在社稷危急時刻，由群臣奏請、並最終在具有最後決定權的皇太後孫氏同意下，依照正常流程在眾望所歸的境地下登基稱帝的。》
綜上所述，在土木之變後，在大明一時間無主的混亂局面下，雖然郕王朱祁鈺並不是唯一的新帝人選，但他確實是最佳的人選。
之後的歷史也表明，登基後的代宗《朱祁鈺》沒有辜負那些寄希望在他身上的大臣們，很好的承擔起了護衛江山社稷的責任，並逐漸整頓改革大明吏治、推動朝政發展、中興大明。
雖然在關於皇儲更替的事情上、以及對待歸來的太上皇英宗態度上，確實存在私心，並因此舉措不當，但是究其在位功業，篤任賢能，勵精政治，面對強寇能保宗社安寧，對社稷有再造之績，明君的稱號當之無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