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雲貴地區是怎樣融入中國的?《網路歷史》

在中國西南的雲貴高原之上,二千多年前出現了一個王國——夜郎國。

從戰國到西漢,夜郎國出現在中原政權的記錄中大概有兩三百年了。

在史料的隻言片語中,我們隻能知道,楚國曾討伐過這個王國,秦時修了一條五尺道通往西南,漢代這裡貢獻了一個家喻戶曉的成語——『夜郎自大』。

漢武帝即位之初,南北都不算太平,北邊是匈奴的侵擾,南邊則有南越的對峙。

建元六年《前135年》,閩越、南越相攻,唐蒙受命出使南越。

他在番禺見到蜀地的枸醬,得知這些枸醬是經過夜郎之牂柯運來此地。

唐蒙很快發現了戰機,既然能運來商品,必然也能運來士兵。

唐蒙回到長安後又尋得蜀商詢問,進一步了解到夜郎的情況。

於是,他向武帝建議對付南越可以另辟蹊徑:『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萬。

浮船牂牁江,出奇不意,此制越一奇也。

誠以漢之強,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為置吏,易甚』

這個算盤打得響:一方面可以奇襲南越,另一方面可乘此機會在夜郎境內設置郡縣派駐官吏,將夜郎納入漢朝的管轄之下。

漢武帝同意了這個計劃,派遣唐蒙出使夜郎,從而開啟了漢帝國經略西南的序幕。

隨後的故事大家都清楚了。

盤踞在西南的地頭蛇,在得知一個龐然大物想要進入這片高山峻嶺之後,顯得不淡定了。

夜郎王半是試探、半是懷疑地問出:『漢孰與我大?

』。

這句話成為千年的笑料,用來諷刺那些封閉而又狂妄的人。

其實夜郎王多少是有些冤枉的。

《史記》載:『滇王與漢使者言曰:‘漢孰與我大?

’及夜郎侯亦然。

以道不通故,各自以為一州主,不知漢廣大』

兩個文明陡然相遇,總要裝裝樣子,壯壯膽,才有交流的底氣。

而且,當時不淡定的地頭蛇,也並不是隻有夜郎國一個。

秦漢時期西南部族分佈圖 | 《中國歷史地理十五講》

漢使的到來,讓西南這片土地註定無法平靜下來。

武帝是一個開拓進取的人,漢朝的勢力在他的統治下不斷擴張——北方的草原、南方的丘陵、西北的沙漠,當帝國的觸手來到雲貴高原,它能夠如願深入嗎?

山地無國家?

唐蒙通夜郎之後,在此地設郡,想把中原那套郡縣制搬來。

後來還嫌不夠,司馬相如又來了兩次。

然而效果並不好,西南夷總是造反,興兵討伐又傷筋動骨。

唯一幸運的是,帝國對西南夷的了解越來越深了。

《史記》載:『西南夷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什數,滇最大……』在短短的介紹之中,『君長以什數』足足出現了六次,還有地方數千裡的『毋君長』地區。

可見西南之地的混亂。

其中雖然有少數滇、夜郎、哀牢這類人口較多、有統治者的國度,但大部分都是松散的小國,還有不少無主之地。

這樣的情況,得從雲貴高原的自然生態說起。

雲貴高原並不是一塊齊整的高原,海拔 1100-2000米的地形,受金沙江、元江、南盤江、北盤江、烏江、沅江及柳江的切割,地形較為割裂。

可以說是一片破碎的土地。

在群山之間,有許多小型的平原,稱為『壩子』。

其間也有湖泊,像滇池、撫仙湖、杞麓湖等。

雲南省山地與高原占總面積的 94%,6%的土地為大小不一的壩子;貴州省的山地、高原約占總面積的87%,壩子僅占3%,其餘地區為丘陵。

雲南知名的大壩子有昆明、陸良、曲靖、祥雲等。

貴州的大壩子主要是貴陽、安順、遵義等。

雲南的壩子 | 圖蟲創意

壩子分佈分散且總面積偏小,因此造就了一個四面開花的局面。

如果將雲貴高原看作是一片大海的話,那麼壩子就是裡面的島嶼,這使得彼此的交流十分困難,也不容易形成一個統一的政治力量。

從另一個角度說,當外部的力量想要進入的時候,也會在群山之間四處碰壁,獨守在幾個孤島之上,無法將勢力輻射到整塊地區。

元狩元年《前122年》,張騫自西邊的大夏回朝,向武帝報告在路上看見了蜀佈、邛竹杖,都是大夏人從身毒《古印度》購買的。

於是他推測必然有條道路從蜀地經西南夷、身毒達大夏。

當時從西北去大夏的路異常兇險,但如果走西南這條路的話,路程更近而且還沒有賊寇。

張騫這一番話語激起了漢武帝的興趣,於是漢武帝立馬遣使者再次前去西南夷。

隨後在元鼎五年,對西南夷發動了全面戰爭,再次設牂柯等五郡,然後開始了王化的三個老辦法:駐守移民發展交通

由於雲貴高原地形復雜,漢朝隻能控制主要的道路。

這就是川滇古道。

一條是秦始皇開辟的五尺道,自成都出宜賓,通往雲南的昭通、曲靖,最後到達滇池。

另一條則由成都南下,經雅安南渡金沙江至洱海。

為了開通去往身毒的道路,漢武帝甚至還在長安修昆明池以訓練水軍,來打敗當時不服王化的昆明國。

可惜的是,老辦法好像沒那麼管用了。

雖然漢軍總能取得戰爭的勝利,但是一旦坐下來治理,就會非常艱難。

山地族群時叛時降,反復無常,使得漢王朝也非常苦惱,多次下令放棄西南諸郡,所謂『宜罷郡,放棄其民,絕其王侯勿復通』。

西南這塊地方就是彈力帶一樣,漢王朝能夠輕松地突破進來,卻總是馬上就收縮回去,帝國和地方的勢力在這裡不斷拉扯,昭示著中原帝國擴張的極限所在。

它可以在北方的草原長驅直入,也可以在南方的丘陵勢如破竹,但若遭遇海拔不斷提升的山地,它就多少顯得力不從心。

那些移民進來,卻被本土勢力包圍、分割下的內地移民、大姓開始出現『夷化』的傾向。

像是三國時期的孟獲,就極有可能是移居南中的漢族大姓。

為了平定南中之亂,諸葛亮不得不采取『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的策略,隻求西南歸心。

即便勝利之後,他也隻能根據南中夷帥、大姓掌控地方權力的現狀,『即其渠帥而用之』。

相當於是承認了土著社會的勢力,交出了統治西南的權柄。

諸葛亮與孟獲 | 影視劇照

這種面上歸於中原王朝管理,實際上地方自處的策略,也就是所謂的『羈縻之治』。

雲貴高原在歷史的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王朝,也從未被北方低地的中原勢力所完全整合。

王朝的心病

7世紀中葉,吐蕃在青藏高原崛起,南下洱海地區後威脅唐朝的統治。

唐朝立馬扶持關系密切的南詔國,以對付吐蕃。

南詔不負所望,統一洱海諸部,並將吐蕃勢力趕出這一地區。

於是,西南這塊地方出現了三個足以攪動風雲的勢力。

當南詔崛起之後,唐朝感覺坐立難安,雙方不斷摩擦,於是爆發了長達五年的『天寶戰爭』。

751年,唐朝劍南節度使鮮於仲通欲進攻南詔。

南詔國王閣羅鳳多次請求罷兵,並且向唐提出警告:『今吐蕃大兵壓境,若不許我,我將歸命吐蕃,雲南非唐有也』鮮於仲通拒絕,率軍直指洱海地區。

兵臨城下之時,南詔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不得不向吐蕃求救,和吐蕃結盟。

南詔、吐蕃聯軍與唐軍在西洱河決戰,取得大勝,鮮於仲通逃走,唐軍全軍覆沒。

當時,白居易有詩記雲:

鮮於仲通六萬卒,征蠻一陣全軍沒。

至今西洱何岸邊,箭孔刀痕滿枯骨。

752 年,閣羅鳳被吐蕃封為『東帝』,與吐蕃結為兄弟之國,國號大蒙國,開始獨立建南詔。

兩年後,唐朝國舅宰相楊國忠從北方強行征發20萬士兵,命令李宓進攻南詔。

結果又是一場打敗,李宓沉江而死,唐軍死者十之八九。

因此,時人將南詔、吐蕃與回紇視為三大禍害。

唐朝暫時被打出去之後,南詔便要開始擔心吐蕃的入侵,一旦苗頭不對,南詔就會毅然拋棄這個聯盟。

794年,南詔配合吐蕃攻唐,大敗。

吐蕃怒以南詔用兵不利,把南詔國王從『東帝』封為『日東王』,封號中『日』是臣之意,地位由兄弟降為臣屬。

後來甚至開始向南詔征稅。

南詔果斷派使者出使長安,請求歸唐。

這時,朝臣李泌獻策於唐德宗:『招雲南,則是斷吐蕃之右臂也』唐朝與西北的回紇和親後,斷了吐蕃左臂,與南詔和好,便可斷吐蕃兩臂,可以從容地集中力量對付頻頻侵擾唐境的吐蕃,於是德宗通過劍南節度使韋皋招撫南詔。

唐德宗像 | 網絡

隨後,雙方在點蒼山神祠會盟。

在盟文裡,南詔王表示南詔各部落全部歸附唐朝,雙方互不侵犯土地,南詔有患難,唐朝應予以救恤,唐朝要給南詔充分的自主權。

雙方會盟以後,南詔廢棄了吐蕃所立之王號,遣使入朝。

對南詔來說,與唐朝聯盟獲得的好處比唐朝取得的好處要多得多。

他們隻需要一些象征性的順從,並未減少南詔在雲南的實際統治力,而且再也不用應對來自吐蕃的無度苛求和嚴厲束縛。

此後,南詔聯合唐軍反擊吐蕃,追擊吐蕃軍至大渡河以北。

『吐蕃苦唐、詔犄角,亦不敢圖南詔』。

吐蕃深恨南詔挾唐朝為輕重,氣得將南詔稱為『兩頭蠻』。

在唐朝眼裡,南詔是一個不服王化的蠻夷;在吐蕃眼中,南詔又是一個背刺盟友的叛徒。

但不得不承認,南詔身為一個小國,卻能極為老練地處理他們與吐蕃和唐朝間的關系,又總是設法維持著自身的基本獨立而不是無條件的依附。

隨著吐蕃的衰落,唐與南詔的關系又告緊張。

南詔開始向劍南、安南各地進犯,甚至一度攻下了成都。

這塊心病,直到唐朝滅亡之時都沒有解決。

881年,黃巢起義軍攻入長安,唐僖宗逃入成都,由於距南詔鋒芒太近,為安危計,被迫與南詔和親,以換得一時茍安。

此時的南詔國內也爭權奪利,宮廷殺戮愈演愈烈,兩個政權都到了崩潰的邊緣,相繼消失於歷史舞臺。

佛教之齊魯

南詔滅亡後的 36 年間,雲南地區經歷了長和國、天興國、義寧國三個短暫王朝的更替。

937年,通海節度使段思平建大理國,雲南的政局逐漸穩定。

而北方的宋朝可就要頭疼許多,遼、西夏、金和蒙古都不是什麼省油的燈,很多時候都自顧不暇,也就無意向西南進取。

乾德三年《965年》宋將王全斌平定後蜀欲取雲南,向朝中進獻相關地圖。

趙匡胤猶豫了,他認為唐朝雖然是因為黃巢起義而覆滅,但是起因卻是為了防禦南詔的桂林戍兵發動的兵變。

鑒於『唐亡於黃巢,而禍基於桂林』,趙匡胤以玉斧在地圖上劃大渡河以西說: 『此外非吾有也』

這個故事雖然出自野史,但其實符合趙匡胤『守內虛外』的治邊方略。

南宋也一直繼承了這一祖宗之法。

紹興六年《1136年》,翰林學士朱震說:大理國本唐代南詔,屢次攻唐致天下騷動;太祖鑒唐之禍,以大渡河為界,使之欲寇不能、欲臣不得,實在是禦戎之上策。

大理國樂見其成,多次入貢宋朝,以求發展商業關系。

太平興國七年《982 年》,宋太宗詔黎州守將於大渡河畔建大船,以利大理國朝貢。

雙方交易的重點是馬。

北宋在黎州、雅州《今四川雅安》設博易場,向大理國商人買馬;馬匹交易一度形成較大規模,當地居民『仰此為衣食』。

邊境安寧,商業茂盛,加上天然的地理屏障,大理國就是一個信仰的溫床。

《南詔野史》 載,段思平『好佛,歲歲建寺,鑄佛萬尊』。

這位國君段思平信佛,卻不是漢傳佛教,而是雲南本土的阿吒力教

阿吒力教崇拜的是大黑天神,即婆羅門教崇奉的濕婆神。

大理國時期,雲南阿吒力教極盛,不僅有城鄉廣大群眾信奉,而且在22代國君中有9個國王先後『禪位為僧』,開創了中國佛教史上絕無僅有的『帝僧』王國。

這裡的師僧不用絕紅塵,可以有妻子,而且往往讀儒書。

因此,大理國的知識分子都是一些飽讀儒書的佛教徒,佛寺實際上起著學校教育的作用,兒童則在香火彌漫之地念佛經、讀儒書,也算是一大奇景。

《射雕英雄傳》中,一燈大師向郭靖、黃蓉解釋為什麼大理國有眾多帝王出家為僧:『我段氏因緣乘會,以邊地小吏而竊居大位。

每一代都自知度德量力,實不足以此大任,是以始終戰戰兢兢,不敢稍有逾越。

但為皇帝的不耕而食,不織而衣,出則車馬,入則宮室,這不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麼?

是以每到晚年,不免心生懺悔,回首一生功罪,總是為民造福之事少,作孽之務眾,於是往往避位為僧了』

先為皇帝,後為僧人的一燈大師 | 影視劇照

這當然是文學的修飾,不符合歷史。

大理的皇帝,在皇權的鬥爭中落敗,被廢為僧的有之;因怕死而避位,躲到寺院的有之;失去民心,被迫下臺的有之。

可見,權力的鬥爭才是段氏頻繁為僧的原因。

佛教在大理王室的直接資助下,興建寺院蔚然成風。

在大理國時期,雲南地區興建的佛寺頗為壯觀:昆明地藏寺、西林寺、圓通寺、法定寺、晉寧法輪寺、太和崇恩寺等一大批寺院興建起來。

民間的佛教崇拜也蔓延開了。

昆明圓通寺 | 圖蟲創意

大理國的子民,在取名字的時候喜歡在世俗的姓與名之間加進了佛號,比如『李觀音得』、『董六斤黑』、『張般若師』。

家裡無論貧富,都貢有佛堂;人不分老幼,都手持佛珠。

一年之間,齋戒的日子幾乎達到了一半,這段時間內,百姓絕不會吃葷、飲酒。

宛如一個清靜平和的佛家世界。

於是,後人稱大理為『妙香國』、『蒼山與洱水,佛教之齊魯』。

帝國的凝視

就古代而言,雲貴高原並不是什麼令人向往的地方。

這裡由於地理環境較為封閉,加上高山險江之隔,在漢人的視野中隻是荒蠻偏遠的煙瘴之地,加之漢唐以來又常常是罪臣貶官的流放地,人們對西南地區總是充滿神秘乃至恐怖之感。

在律詩《送客春遊嶺南二十韻》中,白居易以近乎羅列的方式,將北方士人眼中的南方特質一一加以描述,大致可以代表漢人對於西南的看法:南方的族群是『蠻』,南方的地理為『瘴』,南方的食物中有檳榔、橄欖,風俗裡則有海舶、銅鼓與賽江神,天氣是炎熱的,因此草木、昆蟲、鳥獸極多,鬼怪亦常常見到。

因商旅或是謫官的南遊北人,還需要小心藏在酒杯中害人的 『蠱』。

『深山茂密』是雲貴高原的真實寫照,『蛇蟲』確實也大量存在於雲南境內,其往往能引起人們對瘴癘、蠱毒的聯想,這些讓人們相信: 雲南是一個『隻愁你沒有十個性命』的恐怖地帶。

山高林深的雲貴高原 | 圖蟲創意

有的時候,恐懼變成了一種探險的心態。

用徐霞客的話說:『其奇絕者閩、粵、楚、蜀、滇、黔百蠻荒徼之區』。

也就是說,去江南水鄉,或是塞北荒漠旅遊都不算稀奇,必須如徐霞客那樣遠走雲南、貴州,才算奇特。

另一方面,雲南也是『奇物』的天下,滿足著中原對各種物的占有欲。

比如中原不常見的生物。

雲南也是多虎地區,這裡的族群常以虎皮為衣。

《蠻書·雲南管內物產第七》載:『大蟲,南詔所披皮,赤黑文深,炳然可愛。

雲大蟲在高山窮谷者,則佳;如在平川,文淺不任用』

古代雲南文獻中的虎應為孟加拉虎 | 圖蟲創意

宋人張世南在《遊宦紀聞》一書中真實記錄了犀的棲息地與生物外形特征:『犀出永昌山谷及益州……犀似牛,豬首,大腹,腳有三蹄,色黑,好食棘。

其皮每孔生三毛,頂一角,或雲兩角,或雲三』

唐朝之時成都市場甚至出現了犀角供不應求的現象。

《蠻書》也多次出現雲南大理盛產大象的的記載。

而且還兩次提到『象耕』,即把象作為畜力用於農耕,這是極富雲南地方農業特色的。

雲南也是一個礦產和林木資源非常豐富的大省。

為修建宮殿,明廷曾大量采伐雲貴地區的巨木,采木繁忙期達 90 餘年。

萬歷三十六年《1608年》,貴州采辦楠杉大木 1 萬餘根,值銀 107萬餘兩。

雲南銀銅礦的儲量極為豐富且質量甚高,因此明清以雲南為鑄幣用料的供應地。

乾隆五年《1740年》至嘉慶十六年《1811年》,雲南年產銅基本上在 1000 萬斤以上。

道光二十四年與二十八年,皇帝又兩次頒詔雲南等省擴大采礦。

奉命運京的滇銅稱為『京銅』,湘鄂浙閩粵等省爭相截留京銅。

情況慢慢發生了變化。

到了清代,雲貴高原的文化隔膜似乎逐漸淡化。

乾隆時期的吳大勛說:『滇本夷地,並無漢人。

歷代以來,征伐戍守、遷移貿易之人,或不得已而居之,或以為樂土而安之』又說:『至今城中皆為漢人,山谷荒野中皆野人,反客為主,竟成樂國』

那麼問題來了,究竟是什麼原因,使得西南之地從昔日的蠻荒邊地轉變為一片充滿希望的樂土?

歸一的邊地

讓西南的『華夏化』出現真正進展的,是元朝。

1252年,忽必烈受命率 10 萬兵繞道西北,迂回到南宋後方,奔襲大理國,以實現南北夾擊的意圖。

大理平定之後,大將兀良合臺率騎兵與雲南土軍,橫掃廣西,直抵潭州《今湖南長沙》城下,南宋滅亡已成定局。

蒙古軍平定大理國,阻止了宋代以來雲貴高原邊緣化的傾向。

由於北方遊牧民族的強大,以前的中原王朝常有重北輕南傾向,往往會忽視雲貴高原的開發。

可是,元代卻並不明顯,究其原因,恐怕是蒙元統治者沒有『內華夏外夷狄』這一類的觀念。

忽必烈尤其鐘愛雲南。

當他的第五子忽哥赤赴任雲南之時,忽必烈不無感慨地說:『大理為朕手定,深愛其土風;若非現居汗位,將於彼分器焉,汝往當善撫吏民』

有一年雲南諸族起事,大臣懷疑情報的真實性,忽必烈則說到: 『雲南朕所經理,不能忽視』還親自對所遣之臣面授機宜。

忽必烈與雲南的關系匪淺 | 影視劇照

忽哥赤統治雲南數年,在內訌中被毒殺。

忽必烈思慮再三,決定在雲南置建行省。

雲南行省的設立,結束了雲南長期隸屬四川管轄的歷史,雲南不再是一塊『羈縻之地』,而是一個實實在在的獨立政區。

明朝建立之後,朱元璋擯棄了前代向外擴展的政策,回歸漢代以來中原王朝『守在四夷』的治邊傳統。

但是,朱元璋是何等人物。

他說: 雲南諸夷叛服不常,緣由其地險而遠,其民富而狠;『馴服之道,必寬猛適宜』明軍攻取雲南初甚順利,隨後諸族反抗,歷時十餘年才平定,更增強了朱元璋關於雲南易攻難守的觀點。

為了確保入滇交通線的安全,朱元璋在貴州建省,使其成為戰略要地,立刻改變了雲貴高原的格局。

同時,朱元璋以養子沐英為總兵官,率重兵守雲南。

按明朝的軍制,士兵世為軍籍,父死子繼;軍士可帶家眷。

據《明實錄》,洪武中後期明廷調兵入雲南約 10 次,人數約 25 萬人,連同原來的駐軍,常年守滇的軍隊約有二三十萬人,連同家眷約有七八十萬人。

這是相當大規模的移民墾邊浪潮。

衛所主要駐紮在各地的城鎮、人煙稠密之地及交通沿線,這些地方就是『華夏化』的頭站。

他們將中原的文化、教育、風俗帶到西南的山地。

在蠻夷聚居的邊遠地區,明朝則推行土司制度,土官擁有世襲的權力,並對轄區土地和農民有著絕對的控制權,其內核依然是秦漢以來的『羈縻』政策。

隻不過,很多地方在移民的浪潮之下,逐漸喪失了土官的特征。

這些的地方就成為『改土歸流』的突破口。

改土歸流』就是要把世襲的土官變成朝廷有任期的流官,把土官控制下的土民變為國家的編戶齊民。

這是一次較為復雜的社會變革,其打擊面之廣,觸動的利益之深是前所未有的,因而勢必會遭到一些土官的強烈抵制。

終明一世,我們可以看到改流的反復、流產,明史之中少數民族暴動殺害朝廷命官的記載多不勝數。

以雲南為例,雲南內域區十四土府中有七府《武定、元江、楚雄、鶴慶、廣西、尋甸、順寧》改流。

而廣大沿邊地區除個別土司外,幾乎全未改流。

電視劇《木府風雲》中就呈現了土司制度 | 影視劇照

到了清朝,改土歸流的接力並沒有停止。

吳三桂叛亂被平定後,清朝十分重視雲南的穩定與開發。

雲貴總督鄂爾泰在其《改土歸流疏》中說:『為剪除夷官,清查田土,以增賦稅,以靖地方事。

若不改土歸流,將富強橫暴者漸次擒拿,懦弱昏庸者漸次改置,縱使田賦兵刑,盡心料理,大端終無就緒』

曾明言『何得尚有華夷中外之分論』的雍正立馬開啟了大規模的改土歸流。

從雍正元年到十三年《1723—1735》,雲南有二十二家土司、土官改土歸流,其他內地省區基本上消除了土司、土官割據的狀況。

雖然清代改土歸流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很不徹底。

還是有一些少數民族地區,一直保留著土司土官制度,直到解放前夕。

就這樣,經過元明清三代的接力,遊離華夏千年之久的西南地區,才算融入了華夏的懷抱。

參考文獻:

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

樊綽撰:《蠻書校註》,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

李壽,蘇培明:《雲南歷史人文地理》,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1996年

牛秋實:《唐朝後期與南詔的關系考察》,《學術探索》,2004年第6期

閆峰:《佛教對大理國的影響概論》,《前沿》,2008年第7期

方鐵:《歷代治邊與雲南的地緣政治關系》,《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2011 年第9期

馬強:《論唐宋西南史志及其西部地理認識價值》,《史學史研究》,200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