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時期的『士』階層源於何方,又是如何影響社會大變局的?《網路歷史》

春秋戰國時期,周室衰微、中原動蕩、諸侯爭霸。

一群以知識和技能謀生的新興階層應運而生,士人階層開始立足於各國朝堂之上大放異彩。

那麼引動中原風起雲湧的『士』又是誕生於何處的,對周秦社會大變局又產生了哪些促進作用呢?

1、西周前期的『士』大多源於武士

周朝之前的士通常是士兵的代稱,但是到了西周時期的武士不僅需要練習武藝,同樣還需要知文通藝,尤其需要熟悉貴族所必須了解的六藝,也就是禮、樂、射、禦、書、數等。

當時的行軍打仗是貴族的事情,因此武士大多是文武兼備的。

貴族才能打仗,而處於被征服地位的平民隻能仰望行軍打仗時所表現出來的禮儀。

這是因為作為統治者的貴族階層需要通過禮儀規范來固化自身的地位,同樣的情形也出現在雅利安人入侵北印度之後,作為上種姓階層的剎帝利就是專職打仗的貴族。

不過隨著春秋時期禮崩樂壞,周禮體系日益瓦解,『士』之中開始越來越多的摻雜入文士了。

到了春秋後期,文士隊伍日益成為新興士人的代表。

2、『禮崩樂壞』改變社會結構

隨著西周春秋時期諸侯爭霸的加劇,尤其是不尊周禮的楚國數次北伐中原,原本貴族按照禮儀作戰的傳統被打破了。

此時不僅周王室衰落不堪,就連諸侯國君的權勢同樣開始受到卿大夫們的掣肘。

為了強化自身權威,對付分封下去的卿大夫,諸侯國君們不可避免的開始尋求助力,這時的平民就成為最佳的結盟對象了。

其實西周時期,處於統治階層的除了貴族之外,還有國人群體,被壓迫者主要是為國人義務耕種的城郭之外的『野人』。

但到了春秋時期,社會結構早已大變,山野之人與城郭之中的國人早已難分彼此了。

甄別是否為貴族的標志,一方面是血統、一方面是封地。

沒了封地的國人等同於平民。

3、春秋時期開始,平民也能躋身於『士』

春秋時期的中原出現了兩個重要的技術變遷,其一是鐵器和牛耕的發展形成了成熟的農耕生產技術體系,其二便是竹簡制造技術的普及。

其中農耕生產技術的提升促進了勞動效率的大爆發,這給了平民脫離貴族井田的底氣。

於是國君開始同自己治下的封臣們搶奪這些平民,而平民被拉攏到國君著邊後,當達到一定的臨界點,貴族就處於了下風。

然而當時的貴族壟斷了祭祀、編史等對精神層面和現實層面的解釋權,並且由於文字是祭祀專用,因此平民是無法識字並學習的,也就無從進一步幫助國君爭霸或施展自身抱負了。

周朝祭祀貴族的地位與古代南亞的婆羅門種姓階層有頗多相似,但卻略有不同。

婆羅門通過宗教固化了自身的地位,而貴族內部的並無武士和祭祀的等階劃分,頂多是不同家族掌管不同職責。

而當竹簡文字的廣泛傳播時,平民便有機會學習文字並獲得知識了。

4、社會結構變動,大量失勢貴族子弟匯入『士』的序列

輕巧便捷的竹簡出現之後,尋常百姓都有機會獲得學習知識的機會,更罔論一般貴族子弟了。

然而由於農耕生產力的提升而出現的人口膨脹,使得許多貴族子弟空有高貴血統卻無封地。

這些失勢的貴族子弟便化身遊士,四處尋求施展抱負的機會,並且逐步成為整個士人階層的中堅力量。

諸侯國君們對沒有封地的貴族子弟自然求之不得,這些人沒有封地就意味著毫無根基,沒有資本對君主形成對抗。

當這些士人的諫言被國君采納並授以官職後,這些官僚便本捆綁在了君主的官僚體系結構框架中了。

國君才算是真正擁有了壓制貴族封臣的核心力量。

這也是為何春秋末年會出現三家分晉,到了戰國時期後,除了楚國以外的貴族勢力都不足以對抗國君的原因。

5、百家爭鳴,變法圖強

列國君王不論是對內打壓貴族以收攏君權,還是對外富國強兵以爭霸天下,都需要啟用『士』來推進社會政治體制的改變,而這種改變就是變法革新。

所以不論是魏國的李悝變法還是秦國的商鞅變法,都是在這種背景下展開的。

變法一方面限制甚至改變貴族世襲罔替的特權,另一方面卻給予平民建立軍功以求封爵的晉升通道。

所以變法從來不是法家以一己之力抗衡這個貴族階層,而是各國君主同『士』階層聯手對貴族發動的一場長達數百年的打壓。

6、周秦之變,由『士』直接操盤

周秦之變,就是從周朝到秦朝一統天下,中原分封制度趨於瓦解,貴族階層逐步演變的過程。

到了秦國一統天下並建立秦朝後,秦之郡縣制開始全面鋪向整個中原以替代封國制度。

『士』階層也開始轉變為官僚體系了。

繼續沿用法家功勛晉升制度的秦朝,因面臨無賞可賜的窘境,又需要巨額財政維系官僚體系,隻得增加對平民的賦稅徭役,最終將平民和尚未消亡殆盡的舊貴族推到了一起,導致秦朝滅亡。

不過此後中原已經逐步建立起一套以官僚體系為核心的中央集權制度,得到喘息的貴族亦化身世家豪族繼續延續祖先的榮光,直至唐末方才消亡。

綜上所述,春秋戰國時期的『士』階層是來源眾多的一個新興群體,其介於貴族與庶族平民之間,但又源於兩者。

士人的出現是由於當時的社會生產力發展造成的,並伴隨著國君王途霸業的發展而深入參與到了變法革新中去。

法家、儒家皆屬於『士』的范疇,士人在亂世之中變法圖強,在大一統的時期轉變為官僚體系後又以儒學作為精神紐帶幫助皇帝統治天下,維護中央皇權。

其對中華文明傳承千年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並提供了豐富的精神食糧。

雖然高成本的官僚體系帶來了財政壓力並造成中原王朝不過300年的規律,但同樣因為一脈相承的官僚統治模式讓中華文明流傳千年而未曾斷絕。

所以說春秋戰國時期的士人階層,對中華文明的意義深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