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回顧1900年的歷史，義和團運動和八國聯軍侵華兩件大事總讓人痛心唏噓。
有人難免提出這樣的設問：如果慈禧太後果斷剿滅義和團，必定不會有八國聯軍侵入北京，更不會有喪權辱國的《辛醜條約》。
義和團拆毀的鐵路。
歷史不容假設，對於上述問題，不得不說，慈禧缺乏向義和團下狠手的條件，現實不容許她這麼做。
她在1900年6月21日正式向十一國宣戰之前，始終在剿與撫之間遊移不定，就是現實環境對她的制約所致。
最大的現實，就是義和團的口號和立場。
那年頭外國列強在清朝的勢力越來越強，貪婪地攫取利權。
來華的傳教士和中國教民恃強凌弱，經常做出不法的行為，欺壓普通百姓，民教矛盾日益激化。
清政府在處理百姓與傳教士、教民的糾紛時，懾於列強的淫威，往往犧牲百姓利益偏袒傳教士和教民。
1900年日本兵押解一位義和團俘虜走在天津街頭。
山東、直隸等地的百姓最先對這種狀況表達不滿《也與華北大旱民生艱難有關》，起而行動，打殺傳教士和教民，進而仇視一切洋人和鐵路、電線等舶來品。
歷來的民眾起事，都是將矛頭直指政府當局，將其推翻取而代之。
但這一次完全不同，義和團成員是要打擊侵略中國的洋人，幫助清廷穩固統治。
眾所周知，義和團將『扶清滅洋』的口號喊得震天響。
義和團將自己定位於官方的合作者，而不是敵對者。
以現在的眼光看，義和團是帶著民族主義情懷的，隻是其中裹挾著愚昧和盲目排外的心理。
如果慈禧太後痛下決心，強力鎮壓義和團運動，那將會變成什麼樣的局面？
義和團將不再是官府的合作者，而變成了反叛者，他們將調轉槍頭反抗清政府，清政府也就變成了賣國政府、漢奸政府、無能政府。
這樣的話，一場排外運動就變成了內亂，義和團還能占領道義高地，讓清廷更加窘迫、處境更加艱難。
八國聯軍中的中國雇傭軍。
慈禧太後對此心知肚明，所以明知義和團『刀槍不入』的神功未必可信，她也不能旗幟鮮明地武力平定義和團運動，而主要采取『以撫為主』的方針。
但是，不去打擊義和團，就無法安撫各國公使，無法阻止他們的軍事行動。
慈禧也不敢去得罪這些洋人。
所以，她又不得不做一些限制義和團的文章，下發一些派兵鎮壓、遣散團眾的諭旨。
當年5月29日、30日，慈禧連發兩道諭旨，充分表現了她的兩難處境。
兩道諭旨表達了兩個意思：第一，義和團殺人放火，與亂民何異？
『若不迅速籌辦，何以禁邪慝而凈根株！』語氣十分嚴厲。
第二，義和團殺人放火，是因為混入了『遊勇會匪』，要求地方官員處置時區別對待，『嚴拿首要，解散脅從』。
這是一種模棱兩可、兩面討好的策略。
當然，最終的結果是外國列強十分不滿，義和團繼續發展。
八國聯軍進占北京後，正在燃燒的建築。
既然慈禧左右逢源，為何在6月21日突然來了個大轉變，公開義和團的合法地位，跟洋人撕破臉呢？
這也是形勢有了新發展，逼她做出的選擇。
第一，義和團迅速做大，遍佈京城的大街小巷，清軍也被廣泛滲透，已經到了無力鎮壓的地步。
慈禧加以招安利用，順勢利導，將他們推向對外戰場，實現某種目的，也是意料中的事。
第二，6月19日慈禧得到報告，八國聯軍不顧清政府的關切，要求中國守軍交出大沽炮臺《其實慈禧得到報告時，聯軍已占領大沽炮臺》。
大沽炮臺丟失，天津危若累卵，北京將喪失重要屏障。
慈禧認為聯軍咄咄逼人，碾壓她的底線，有必要給以回擊。
這一點成為她發佈宣戰詔書的直接理由。
八國聯軍士兵侮辱北京女性。
第三，外國公使反對慈禧的廢立計劃，讓慈禧憋了一口氣。
1900年初，慈禧打算廢黜光緒，擁立端王載漪之子溥儁稱帝。
良辰吉日都選好了，外國公使卻表示反對，慈禧有所忌憚，不敢強力推行，隻得作罷，但對洋人的憤恨進一步加深。
第四，載漪等盲目仇外的王公，在慈禧面前煽風點火，力主對外開戰。
載漪編造外國公使要求慈禧歸政光緒的謠言，深深刺激了她敏感的權力神經。
聯軍一旦進京，很可能強迫她將大權歸還光緒。
慈禧對此深深憂慮，利益攸關，她絕不願意這種情況發生。
這是慈禧發佈宣戰詔書的隱情，也是她反復強調的『不得已之苦衷』。
慈禧原本不是糊塗蟲，但是內外形勢發展太快，加上載漪這樣的豬隊友，讓她很難準確判斷局勢，最終釀成了『庚子之禍』。
她的行為看似瘋狂，實則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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