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名臣徐用儀《1826年-1900年》，是晚清官場上的一個典型，他身上打著深厚的時代烙印，其經歷與國運同時起伏。
徐用儀遺像。
在晚清那個遭遇三千年未有之變局的時代，徐用儀超乎同僚的地方，就是他長期在最高外交機構總理衙門兼職，對中外關系、國際形勢有較多了解。
而外交，又是他一生毀譽、乃至性命攸關的關鍵。
甲午戰爭爆發前夕，面對猖狂蠻橫的日本，舉國上下主張動武者甚眾，慈禧、光緒亦不乏此意。
群情洶洶之下，徐用儀則主和，認為：『東瀛方強，我師驕惰，未可輕敵』，支持李鴻章通過外交途徑解決中日沖突。
徐用儀因此遭到主戰派的猛烈抨擊，並被貼上了『通敵』『內奸』的標簽。
中日《馬關條約》簽訂後，官聲極差的徐用儀終因『朋比誤國』被罷免職務，承擔了戰敗的責任。
戊戌政變後，慈禧再度垂簾聽政，徐用儀得以重獲起用，先進總理衙門，不久被拔擢為兵部尚書。
徐用儀楷書手札。
好景不長，1900年發生了庚子事變。
在這重要關頭，端郡王載漪、莊親王載勛等皇親貴胄堅決要求扶持義和團，圍攻使館殺洋人。
慈禧受此影響，不顧自身實力，也不顧國際規則，決定向十一國宣戰。
徐用儀一向有敢言的風格，他根據自己對時局的認識，與侍郎許景澄、太常寺卿袁昶及戶部尚書立山、內閣學士聯元等向慈禧進諫：『奸民不可縱，外釁不可啟』希望嚴禁義和團，反對圍攻使館和對外宣戰。
徐用儀在一封家書中寫道：『試思甲午之役，僅止日本一國，尚不能敵，今欲以一敵八，豈不殆哉。
又況上次用兵尚有洋債可借，今已不能，部庫僅有四百萬金，轉瞬即盡，貿易既停，稅厘皆無所出，何以支持？
』
他多次在慈禧面前重申『用兵非中國之利，且釁不可自我先』的觀點，被載漪等人『目為奸邪』。
八國聯軍侵入北京後，清朝官員前往聯軍司令部『送』錦旗。
慈禧一旦定下主戰的基調，就將主和派視為眼中釘，開始向他們磨刀霍霍了。
1900年7月28日，許景澄與袁昶同時被殺於北京菜市口。
許、袁被殺後，他們的家人不敢料理，徐用儀出面將自己的兩位浙江同鄉收殮。
徐用儀深知自己已處險境，在家信中寫道：『現值國勢危迫，朝議紛歧，陳力已窮，扶危乏術，原該見機而作，惜時已晚，以老年而處此危地，生死在所不計，隻可聽之於天』
沒過幾天，徐用儀被捕，他未作任何辯解，隻說：『天降奇禍，死固分耳！』慈禧公佈徐用儀的罪狀是：『屢次被人參奏，聲名惡劣，辦理洋務貽患甚深』。
罪名近乎莫須有。
8月11日，未經刑曹審問，徐用儀、立山、聯元被處斬。
徐用儀橫屍二日，無收者。
目擊者記下了那個情形：
『時直炎熱，暑氣潮蒸，蛆蟲滿地，穢味燻人。
又兼日夜陰雨，道路泥濘，淒慘情形，筆難言狀』
行刑時，有人認為徐用儀位居兵部尚書，應采用誅大臣之禮，刑部侍郎徐承煜怒斥：『此漢奸，殺之猶輕，何恤？
』當時的政見之爭，已處於你死我活的狀態。
先後經義和團和八國聯軍糟蹋後的北京。
徐用儀遇害消息傳開後，保持理性的臣民都為他喊冤。
慈禧的極端行為，招致列強大舉侵華，她也被迫走上了逃亡路。
喊打喊殺固然可以快意恩仇，但現在面對國破家亡的爛攤子，人們反而覺得徐用儀等人生前的言論彌足珍貴。
議和期間，在八國聯軍的幹預下，朝廷為徐用儀等五大臣平反昭雪，恢復名譽。
1901年4月，許、袁、徐遺骸南下，歸葬浙江故鄉，江浙士民列隊致哀。
浙江學者朱福詵《祭徐尚書筱雲文》曰：
『公之死節，重於泰山，既蒙朝旨昭雪，士大夫聞之涕洟，海內識與不識，莫不同聲悼惜，及靈輿南旋，自京師以至鄉裡，沿途設祭，中外人觀者，咸太息泣下，何其忠義之氣深入人心，如是之甚也』
在帝制時代末期，徐用儀詮釋了忠君愛國的含義，詮釋了赴湯蹈火敢言直諫的的人臣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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