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煥如何把自己『作死』?2大敗招、3個催命符,註定他必死無疑。《網路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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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一世,為學、交友而已!

明末的遼東戰場,努爾哈赤的後金《清》軍以咄咄逼人之勢,攻城略地,成為明朝的心腹之患。

在此風雲激蕩之際,堪稱中流砥柱者,大概非袁崇煥莫屬。

在他之前,兵部侍郎楊鎬出任遼東經略,不但沒有收復失地,反而遭到空前慘敗。

繼任遼東經略的熊廷弼,以固守為上策,穩定了局勢,但是被卷進了無謂的內耗中,遭誣陷而罷官。

取代他的袁應泰不懂軍事卻又固執己見,導致遼東戰略重鎮沈陽與遼陽的相繼淪陷。

朝廷不得不重新起用熊廷弼為遼東經略,同時任命王化貞為遼東巡撫,互相掣肘,終於導致『經撫不和』,釀成廣寧慘敗。

由於王化貞有『閹黨』背景,熊廷弼就成了替罪羊,落得個斬首後又傳首九邊的悲慘下場。

繼任遼東經略孫承宗頗想有所作為,不意遭到『閹黨』攻擊,被迫辭官歸鄉。

新任遼東經略高第態度消極,撤退山海關外守軍,努爾哈赤親率主力進犯寧遠《今遼寧興城》,鎮守寧遠孤城的袁崇煥打了一個大勝仗,聲名大震。

1、袁崇煥其人

袁崇煥,字元素,號自如,萬歷四十七年進士,天啟六年出任遼東巡撫,鎮守寧遠。

在孤立無援的情況下,拒絕努爾哈赤的誘降,刺血為書,激勵士兵,指揮唐通判用紅夷大炮擊中努爾哈赤的黃龍幕帳,迫使努爾哈赤退兵。

寧遠之戰使袁崇煥嶄露頭角,也使屢戰屢敗的遼東戰局出現了轉折,連清朝人編纂的《明史》也不得不承認這一點:

『我大清舉兵,所向無不摧破,諸將罔敢議戰守,議戰守自崇煥始』

努爾哈赤自從二十五歲征戰以來,戰無不勝攻無不克,此次寧遠城下敗北,忿恨而歸,不久就病死於沈陽。

之後袁崇煥又在錦州、寧遠再次挫敗皇太極,天啟皇帝欣喜若狂,在諭旨中稱:十年積弱,一旦挫其狂鋒。

令人不可思議的是,這樣一位扭轉十年積弱,力挫敵人狂鋒的大將,竟然遭到專擅朝政的魏忠賢的忌恨,唆使黨羽上疏彈劾,迫使他辭官而去。

崇禎皇帝即位以後,為了扭轉遼東局面,重新起用袁崇煥,任命他為都察院右都禦史兼兵部添註左侍郎《相當於隻享受左侍郎待遇》。

兵部署部事左侍郎呂純如請求皇上重用袁崇煥,他對袁的評價獨具慧眼,概括為十個字:『不怕死,不愛錢』和『曾經打過』。

這種品格,在當時的朝廷大臣和封疆大吏中十分難得,要在遼東力挽狂瀾,非袁莫屬。

崇禎皇帝接受這一建議,提升袁崇煥為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禦史、督師薊遼兼登萊天津軍務,把遼東軍政全權委托給他。

2、五年復遼——袁崇煥的一大敗招

崇禎元年七月十四日,崇禎皇帝在平臺召見廷臣與袁崇煥,討論遼東事宜,希望袁崇煥能夠提出令人振奮的平遼方略。

袁崇煥對於皇上的知遇之恩感激涕零,不假思索地回答:

倘皇上能給臣便宜行事之權,五年而遼東外患可平,全遼可復。

聽了這樣的豪言壯語,不僅皇帝高興,連在一旁的內閣輔臣們也莫不歡欣鼓舞,以為袁崇煥肝膽識力實在不凡,真是一位奇男子。

然而兵科給事中許譽卿卻顯得相當冷靜,趁皇上暫退便殿稍憩之機,當面向袁崇煥請教『五年復遼』的方略。

不料袁崇煥並沒有滔滔不絕地陳述,而是若無其事地吐出四個字:『聊慰上意!』

許譽卿聽了大吃一驚,悄聲提醒他:

皇上英明之極,你豈可浪對?

到時按期責功,怎麼辦?

袁崇煥自知失言,待禦前會議繼續進行時,急忙對『五年復遼』之說加以解釋,提出許多前提條件,諸如錢糧與武器必須悉心籌措,用人必須得心應手,件件落實才行。

皇帝馬上交代戶部、工部、兵部、吏部、兵部一一照辦。

接著袁崇煥又提出言官輿論問題:

以臣之力制服遼東而有餘,調和朝廷眾口則不足,忌功妒能之人雖不致於掣臣之肘,亦足以亂臣之心。

皇帝聽得專註,不由得站了起來,答道:

朕自有主持,卿不必以浮言介意。

袁崇煥再也沒有什麼條件可提了,皇帝督促他立即出關,並賜給尚方寶劍,囑咐他:願卿早平外寇,以舒四方蒼生之困。

崇禎皇帝刻意營求中興之治,為了恢復遼東,對袁崇煥寄予厚望,幾乎言聽計從。

袁崇煥看透了皇上這種急切心情,投其所好,草率地以五年復遼的方略『聊慰上意』,犯了一個不可挽回的錯誤。

按照當時的形勢及力量對比,『五年復遼』的可能性不能說沒有,至少是微乎其微的。

正如一位學者所說:

袁崇煥五年復遼的豪言壯語,如同夢囈。

事實上,明與後金力量對比,早在萬歷末年薩爾滸之役後,即已發生根本性轉變,明朝控阻後金兇猛攻擊已屬不易,更遑論收復失地。

這種不切實際的豪言壯語釀成了袁崇煥日後的悲劇。

清初的歷史學家張岱在為袁崇煥作傳時,把他的性格弱點與悲劇遭遇聯系起來:

『袁崇煥短小精悍,形如小猱,而性格暴躁,攘臂談天下事,多大言不慚,而終日夢夢,墮幕士雲霧中,而不知其著魅著魘也。

五年滅寇,寇不能滅,而自滅之矣』

話說得似乎有點刻薄,但切中了要害,頗堪回味。

一年後,監察禦史毛羽健冷靜地回顧此事時,評論道:

袁崇煥對陛下說『五年復遼』,臣心壯之,且服之。

竊以為督師之語並非他平日那樣胸有成竹,而是目無全牛。

恐怕是迫於陛下一時之顧問,隻得猝然以對。

事實確實如此,在禦前會議兩天後,袁崇煥向皇帝遞交了一份奏疏,詳細陳述他的平遼方略,可以概括為兩句話:一句是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一句是守為正著,戰為奇著,款為旁著。

這一戰略方針強調的重點是,固守、征戰、和議三手同時並用,而以固守為主,輔之以征戰、和議,不求一時一事的得失,而求長遠的成功。

很明顯,他主張在遼東打一場持久戰,這與他前天許下的『五年復遼』的諾言是格格不入的。

袁崇煥陷入了自己制造的矛盾怪圈之中而無法自拔。

深知袁崇煥在君前『浪對』底細的兵科給事中許譽卿,在袁崇煥上疏兩天後也上疏皇上,要求以法治邊臣,顯然是有所指的。

他說:

可以拔除向來積弊病根,鼓舞今日更新風氣的,隻有法律。

他援引遼東戰場上楊鎬、熊廷弼、王化貞喪師的先例,指出近來用人過濫,封疆大吏久已不知法律。

請皇上重申法律,明示邊臣,今後如敵軍入境不能堵截,攻城不能入保,殺傷人口隱匿不如實上報,在外的巡按禦史可據實揭發,在內的科臣可參駁彈劾,按律逮治。

皇帝毫不猶豫地批示同意,給袁崇煥預示了一個不祥之兆。

3、己巳之變——袁崇煥的第一催命符

袁崇煥犯的另一個不可挽回的錯誤是擅殺東江總兵毛文龍,並且再一次誇下海口:我若不能恢復遼東,願齒尚方《劍》以謝爾。

在給皇帝的奏疏中也說:

臣五年不能平奴,求皇上以誅文龍者誅臣。

但是恢復遼東的軍事行動尚未開始,先自同室操戈,削去自己的右臂,無異於把自己逼上了絕路,如果不能實現五年復遼的承諾,那麼隻有一死以謝皇上。

袁崇煥殺毛文龍,為後金《清》軍大舉南下解除了後顧之憂,很快導致兵臨京都城下的『己巳之變』。

崇禎二年《己巳》十月下旬,皇太極率滿洲兵與蒙古兵約十萬之眾,避開袁崇煥在寧遠、錦州一線的重兵,繞道遼西,選擇明朝邊防薄弱環節下手,很快突破喜峰口以西的長城邊隘:大安口、龍井關、馬蘭峪,乘虛而入,幾乎沒有遇到什麼有效的阻擊,就抵達長城南面的軍事重鎮遵化城下。

遵化縣城距北京不過二三百裡,滿洲鐵騎不日即可威脅京都。

十一月初一日,北京宣佈戒嚴。

長城以南的遵化至薊州一線,屬於薊遼總理劉策的防區,關內防守疏虞,劉策負有直接責任是無可置疑的。

袁崇煥的重點是治兵關外,但他畢竟負有督師薊遼的重任,從廣義上講,整個順天府都在薊州鎮的防務轄區之內,他當然是責無旁貸的,於是立即派遣總兵趙率教前往救援。

趙率教是由薊鎮總兵調任山海關總兵的,雖然熟悉薊鎮情況,但倉促應戰,十一月初四日在遵化城下激戰中陣亡,全軍覆沒,形勢頓趨嚴峻。

十一月初五日,袁崇煥親自率領副總兵張弘謨、參將張存仁、遊擊於永綬、張外嘉、曹文詔等,進關增援。

次日又調參將鄭一麟、王承胤、遊擊劉應國及總兵祖大壽接應。

他隨即部署:

以總兵朱梅、副總兵徐敷奏鎮守山海關,參將楊春鎮守永平,遊擊滿庫鎮守建昌,參將鄒宗武鎮守豐潤,遊擊蔡裕鎮守玉田,昌平總兵尤世威還鎮,守護皇陵,宣府總兵侯世祿鎮守三河,保定總兵曹鳴雷與遼東總兵祖大壽鎮守薊州,袁崇煥自己居中應援。

臨危受命的兵部尚書兼中極殿大學士孫承宗,是老資格的軍事家,對袁崇煥過分收縮於京都外圍的消極防禦部署,有不同看法,他贊同防守薊州、順義、三河一線,而不贊同退守昌平、通州一線。

4、袁崇煥二大敗招——跟躡

這是一個錯招。

另一個錯招是,當袁崇煥偵察得知敵兵已經越過薊州向西進發時,居然率兵跟躡。

理應搶前阻擊,而非跟躡。

於是乎,敵兵接連攻陷京城東面屏障玉田、三河、香河、順義等縣。

袁崇煥一錯再錯,十一月十五日趕到河西務,不顧將領反對,率部前往北京,於次日晚抵達廣渠門外。

這一決策,鑄成大錯。

本來應該把來犯之敵阻擋在薊州至通州一線,展開決戰,以確保京城安全。

現在舍棄上策,先是跟躡,後又退保京城,無異於縱敵深入,把戰火引到京城外圍。

此舉引起了住在北京城外的戚畹中貴的極度不滿,紛紛向朝廷告狀:

袁崇煥名為入援,卻聽任敵騎劫掠焚燒民舍,不敢一矢相加,城外戚畹中貴園亭莊舍被敵騎蹂躪殆盡。

朝廷上下這種不信任氣氛,被後金《清》方面巧妙利用。

皇太極兵臨北京城下後,巧施離間計,散佈謠言說與袁崇煥有密約在先,故意引滿洲鐵騎進入內地。

這一密謀頗類似《三國演義》中的蔣幹盜書,伎倆並不高明,策劃者是後金章京范文程。

據《東華錄》與《清史稿》的記載,皇太極在廣渠門戰敗後,囑咐副將高鴻中與參將鮑承先,故意在俘虜的明朝太監楊某面前低聲耳語:

『今日撤兵,乃上《指皇太極》計也。

頃見上單騎向敵,有二人來見上,語良久,乃去,意袁巡撫《指袁崇煥》有密約,此事可立就矣』

楊太監佯臥竊聽,默記在心。

第二天皇太極故意把楊太監放歸,情報就傳到崇禎皇帝那裡。

皇太極的這一招,在『都人競謂崇煥召敵』的氣氛中,是極易奏效的。

文震孟在他的《文文肅公日記》中,隱約流露了些許端倪:

『《十一月》十八日,聞袁督師至城下。

又雲是奴酋奸細偽為袁者,憂惶殊甚。

十九日,至朝中,洶洶而已』

趙吉士《寄園寄所寄》所說更為具體:『時督師袁崇煥握重兵壁城平,疑其有外心』

兵部尚書特地招募名叫沈文學的人進入袁營探聽虛實,沈對袁說:

『天子新踐祚,即不次擢公,可謂公知己,固知公必不忍負朝廷。

但公列營城外而不入朝,天下何從識公忠誠哉?

…且公枉殺毛文龍,人已疑公,方冀公立功自贖,稍不盡節,天下爭臠公,可不畏歟!』

這段話透露了兩個信息,其一是當時朝廷上下『疑其有外心』;其二是將來的下場很可能是『天下爭臠公』。

不幸而被他言中。

十二月二十三日,崇禎皇帝在平臺召見袁崇煥、滿桂、祖大壽、黑雲龍等將領,以及新任兵部尚書申用懋。

這時他可能已經獲悉太監楊某的情報,但為了穩定軍心,驅逐來犯之敵,對於袁崇煥極力誇張敵軍不可抵擋的說法,拒不表態,隻是對袁崇煥等人加以慰勞,把自己身上的貂裘大衣解下來給袁崇煥披上。

皇帝其實對袁崇煥已有戒備之心,隻是隱而未顯而已。

以後幾天,北京外圍局勢趨於平靜。

5、密約——袁崇煥的第二催命符

崇禎皇帝作了一系列佈置,把京城與皇城的警衛置於自己的直接控制之下。

十二月初一日,他在平臺再次召見袁崇煥,名義上是討論軍餉事宜,實際上是宣佈將他逮捕入獄。

這一突如其來的打擊,不僅令袁崇煥大驚失色,也令同時應召的將領們出乎意料。

崇禎皇帝直截了當地責問袁崇煥殺毛文龍、導致敵兵犯闕以及射傷滿桂三件事情。

這含沙射影的背景便是所謂『密約』。

袁崇煥其實並沒有和皇太極訂立什麼『密約』,對於皇上的簡單問話,競一時語塞,無言以對。

皇帝以為他默認了,不由分說地厲聲下令:『著錦衣衛拿擲殿下!』錦衣衛校尉們一擁而上,把袁的朝服脫去,扭押到西長安門外的錦衣衛大堂,發鎮撫司監候。

對於皇帝突如其來的這一重大舉措,內閣輔臣們極力勸諫:臨敵易將,兵家所忌。

皇帝回答說:勢已至此,不得不然。

看得出來,他是有不得已苦衷的,又不能把關於『密約』的傳言公然攤到桌面上,所以當他與督師大學士孫承宗談及此次處分袁崇煥時,隻是追究袁作為督師的失職,絲毫未涉及其他因素:

『朕以東事付袁崇煥,乃胡騎狂逞,崇煥身任督師,不先行偵防,致敵深入內地。

雖兼程赴援,又鉗制將士,坐視淫掠,功罪難掩,暫解任聽勘』

理由固然冠冕堂皇,後果是極其嚴重的。

文震孟在他的日記中寫到獲悉此事的感想,反映了廷臣的憂慮:

『十二月一日…忽聞上召袁崇煥督師,滿桂黑雲龍祖大壽等撫我。

已,聞崇煥下詔獄…餘不覺頓足曰:噫,敗矣…袁罪當誅,而此非其時也』

6、祖大壽——袁崇煥的第三催命符

確實,崇禎皇帝忽略了主帥被逮後遼兵的動向,這是一個潛在危險。

兵部職方司郎中餘大成向兵部尚書及時提醒:

遼兵無主,不敗即潰,今日之上策,莫若釋放袁崇煥以維系軍心,責成他驅逐敵軍出境以自贖。

事態的發展果然不出餘大成所料。

遼兵平素對袁督師十分感戴,祖大壽又與滿桂有過節,袁督師被逮,要他聽滿桂節制,激起遼兵不滿,祖大壽在十二月四日一早悍然率部離京,回歸寧遠。

這一突發事件引起朝廷上下震驚:敵兵還未撤退,一支最有戰鬥力的勁旅脫離戰場,形勢堪憂。

崇禎皇帝接受兵部尚書粱廷棟的建議,命令內閣六部等官員前往獄中,開導袁崇煥顧全大局,阻攔祖大壽東行。

袁崇煥欣然從命,寫了言辭極其懇切的書信,要祖大壽顧全大局。

手持袁崇煥蠟書的的信使晝夜兼程疾馳,終於在距錦州一日路程的地方追上了祖大壽一行。

祖大壽下馬捧讀袁督師手書,泣不成聲,一軍盡哭。

祖大壽年逾八旬的老母果斷地勸兒子率軍回師北京,立功自贖並救袁督師。

將士們聽了無不踴躍,祖大壽揮師入關,收復永平遵化一帶。

皇帝聞訊大喜過望,他原本對袁崇煥疑心重重,及至聽說收復失地皆遼兵之力,頓時又閃現出重新起用袁崇煥的意念,甚至還說出『守遼非蠻子不可』的話《所謂『蠻子』是對廣西人袁崇煥的一種昵稱),事情似乎有了轉機。

一波剛平,一波又起。

朝廷中一些別有用心的官僚唯恐天下不亂,乘袁崇煥被逮之機制造事端,閹黨餘孽上竄下跳,鍁起了清查閹黨逆案以來第一次翻案風波,並且由袁崇煥牽連到內閣輔臣錢龍錫,終於使袁崇煥的罪名層層加碼,喪失了轉圜的可能。

山東道禦史史《上范下土》在這方面起了極壞的作用。

他在崇禎三年八月初六日的奏疏中,捏造事實誣劾已經辭官的錢龍錫『主張袁崇煥斬帥致兵,倡為款議,以信五年成功之說,賣國欺君,秦檜莫過』。

與督師大員商議平遼方略,是內閣輔臣的份內之事,居然被扣上『賣國欺君』的大帽子,並與千古罪人秦檜相提並論,居心險惡之極。

他還不著邊際地捏造錢龍錫接受袁崇煥賄賂,『擅權主款』雲雲。

皇帝接到這一份火上澆油的奏疏,怒不可遏,不加核實便草率下旨:

『崇煥擅殺逞私,謀款致敵,欺藐君父,失誤封疆,限刑部五日內具奏。

龍錫職任輔弼,私結邊臣,互謀不舉,下廷臣會議其罪』

袁崇煥的命運岌岌可危了。

八月十六日下午,皇帝在平臺召見文武大臣商議處決袁崇煥事宜。

他在列舉袁崇煥種種罪狀之後,以咨詢的口氣問道:法司如何定罪?

大臣們都不敢造次,一味頓首,聽憑皇上發落。

皇帝見大家並無異議,隨即宣佈他的決定:『依律磔之!』

7、袁崇煥被處死時的淒慘狀況

所謂『磔』,乃是一種酷刑,即寸寸臠割致死。

袁崇煥之死慘不忍睹。

據張岱《石匱書後集》記載,袁崇煥綁赴西市處磔刑時,『割肉一塊,京師百姓從劊子手爭取生啖之,劊子亂撲,百姓以錢買其肉,頃刻立盡。

開膛出其腸胃,百姓群起搶之,得其一節者,和燒酒生嚙,血流頰間,猶唾罵不已。

拾得其骨者,以刀斧碎磔之,骨肉俱盡。

止剩一首,傳視九邊』。

他的死比熊廷弼要慘多了。

這種事例的一再出現讓人們寒心:難道那個時代為國家獻身的人都要付出如此沉重的代價麼?

袁崇煥死後,他的兄弟妻妾被流放到福建,家財沒收。

《明史·袁崇煥傳》如此寫道:

『崇煥無子,家亦無餘資,天下冤之』又說:『初,崇煥妄殺文龍;至是,帝誤殺崇煥。

自崇煥死,邊事益無人,明亡徵決矣』

讀來令人感慨唏噓不已。

如果說袁崇煥妄殺毛文龍是一大錯誤,那麼崇禎皇帝誤殺袁崇煥是錯上加錯,兩者均為親者痛仇者快,使皇太極不費吹灰之力而除去兩員難以對付的大帥。

對於明朝而言,殺袁崇煥無異於自斬手足,自毀長城,此後再難以謀求足以克敵制勝的帥才,遼事更加難以收拾。

楊士聰《玉堂薈記》說:『封疆之事,自此不可問矣』

明清史一代宗師孟森1936年著文《明本兵梁廷棟請斬袁崇煥原疏附跋》,對袁崇煥被殺一事議論道:『

《崇禎)二年六月,《袁崇煥)遂以便宜誅毛文龍。

於是崇煥一身,在明詆為罪大惡極之人,而清太宗反間之計得行。

閹黨餘孽,媒孽其間,思宗愚而自用,諸臣意氣用事,崇煥至以磔死。

定罪時本兵之疏如此,猶日一時君臣之憒憒也。

乃至北都既覆,崇煥功罪一日不明』

一個罪不致死的有功之臣遭到他所效忠的朝廷如此不公平對待,而且從崇禎一直到南明,始終沒有人為他鳴冤叫屈,令人心酸。

袁崇煥之死,難道僅僅是他自己的悲劇嗎?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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